下半年经济工作往哪发力？张文魁：稳住民间投资或最需要政策加持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晨婷

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已于近日公布。据国家统计局，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9303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4.5%，二季度同比增长6.3%，环比增长0.8%。

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数据？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速超过5%，政策发力重点是哪里？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

“下半年扩张性宏观政策应该会有一些，但我认为只能起到助力作用，而非主力作用。”张文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短期来看，稳投资，特别是稳住民间投资，可能最需要政策加持。实际上，这就是如何稳住占我国GDP60%以上、占新增就业90%以上的民营部门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图源：受访者供图）

全年5%的增速目标能完成

时代周报：上半年GDP增长5.5%，二季度增长6.3%。你认为该如何分析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态势？全年5%的增长是否可期？

张文魁：简单地说，一季度高于预期，二季度低于预期。总体来看，二季度的增长动能比较疲弱，但也有企稳迹象，并有一些亮点，所以不用惊慌失措，更不用悲观。

不少人在年初时可能存在预期过高的问题，认为今年经济增速不难达到6%以上，所以看到四、五月份及二季度经济数据就会觉得大大低于预期。但我个人对今年经济增长并未抱有过高预期，因为考虑到疫情导致的所谓“疤痕效应”，以及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深层问题，所以认为今年经济增速大致能恢复到5%以上。

不过今年民企生产和民间投资的确低于我的预期，很可能是民企民资一方面还没有消化以前的信心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又遇到了新的信心不足问题，这无疑会对后续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掣肘。

时代周报：从上半年情况来看，其实消费的拉动在持续增强，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比一季度又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如何评价消费的恢复态势？下阶段提升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否还需要宏观政策的进一步刺激？

近一年社零增速走势（图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张文魁：看内需中的消费，尽管五、六月份的社消零售数据在走弱，但也不用过于悲观，因为剔除去年因疫情导致的月度数据剧烈波动因素之后，六月份的商品消费似乎企稳，如果综合考虑服务消费，居民消费还算可以。

三年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不能指望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的半年之内，居民消费就全面大爆发，这是所谓的“疤痕效应”的一部分。而且，疫情对服务消费的抑制比对商品消费的抑制要大得多。

现如今，在支出预算大致固定的情况下，老百姓当然是更优先考虑服务消费了。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2.7%，明显快于全部消费支出增速，但另一面就是老百姓不得不压缩商品消费支出。老百姓腰包只有这么鼓，我们的政策不能老是想着刺激老百姓消费，刺激完之后，钱包瘪了后续消费接不上，怎么办？政策应多考虑怎么把老百姓钱包搞鼓。

因此，在内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措施来施加一些影响，但也是在细致分析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审视政策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权衡利弊，才考虑是否应该推出，以及推出哪些扩大内需的政策。

现在的好迹象就是，这几个月老百姓收入的确在增加，除了16-25岁青年群体外，更多劳动年龄人口的真实就业率也在增加，并且他们的工资和奖金收入在上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一季度是3.8%，上半年是5.8%，从逻辑上来讲，下半年内需中的消费增速将会上升。

时代周报：下半年消费增速要有自然的增长，就需要也期待短期的稳增长政策，否则全年5%左右的预期增速就不一定能实现。你在《稳增长》一书中，也对短期工具和中长期政策进行了综合分析。你认为，下半年还应该推出一批怎样的政策措施？

张文魁：国务院常务会提到要推出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扩张性宏观政策应该会有一些，但我认为只能起到助力作用，而非主力作用。要推出一批政策措施，当然主要是稳住短期经济运行，但短期政策措施也应对症下药，并应尽量考虑会有怎样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譬如说这两个月出口下滑比较明显，我们是否就应该出台大力度的稳外贸政策？但看一看全球贸易的形势和格局，可能并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外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亚洲许多经济体的出口在今年上半年都出现明显下滑，事实上我国的出口结构在持续优化中，贸易质量也在提升。

而内需方面刚才已经分析了。所以从短期分析框架的三驾马车来看，稳投资，特别是稳住民间投资，可能最需要政策加持。实际上，这就是如何稳住占我国GDP60%以上、占新增就业90%以上的民营部门的问题。重视民企民资信心不足问题，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从而扩大居民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我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轨道，才是硬道理。

张文魁著作《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图源：受访者供图）

地方债务问题的背后

时代周报：上半年民企生产和民间投资数据引发关注。民间投资在去年还略有增长，但今年上半年下降0.2%，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认为应如何扭转？

张文魁：民企生产和民间投资双双共振下行，必须要高度重视。上半年私企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1.9%，特别是5月份的增速接近0，而国企要高得多。尽管服务业民企的生产情况相对而言要好得多，但这很可能是得益于服务业需求的集中释放。

而民间投资，实际上自2016年以来，三分之二以上月份的增速都低于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说明这是过去七、八年里就已存在的一个趋势性问题，只不过以前没有太多人注意，而现在显露得比较明显了。这很难用房地产行业投资下滑、房地产行业民间投资比较集中这个因素来解释。

事实上，看一看民间投资障碍较少、民间投资增速一直较高的制造业，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速为15.6%，今年1-5月为8.6%，而1-6月份为8.4%，下滑趋势也很明显。

如何扭转这个趋势，或许很难用几个具体政策、几份纸面文件来实现。最重要的，是要在实际当中落实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矫正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不公平竞争、不平等获得资源的行为，消除准入限制和纠正不当监管等等，并且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发展。只要民企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坚决态度，氛围就会发生变化，局面才可得到扭转。

上半年固定投资主要数据（图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时代周报：稳民间投资的确很重要，固定资产投资中也有近一半是国有投资，在民间投资一时上不来的情况下，特别是民间投资中的房地产投资比较低迷，短期内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提振国有投资？

张文魁：民间投资整体低迷，的确与房地产行业的当前状况有关，而房地产行业到底应该作怎样的政策调整，这里姑且不论。

短期内提振国有投资当然也是一个办法，但这就无法回避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问题。地方城投公司已经遇到了债务违约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化解这个问题，不但没法加码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投资，反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所以，地方债务化险，比国有投资加码，是一个更为现实、更为紧迫的政策议题。从2014年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来，都强调地方债务由地方承担，这一点还是需要坚持。

但也要看到，地方政府并不掌握化解债务风险的那些重要的金融工具，譬如再融资债券的发行，地方政府并无多大自主权，所以还是需要国家拟订有关政策，否则风险暴露可能进一步凸显。

图源：图虫创意

时代周报：关于妥善化解地方债务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健康，是不是“伴险增长”政策的一部分？

张文魁：是的，但这不是我国“伴险增长”的全部。

所谓“伴险增长”（growth at risk），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述的一种新的增长状态，即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将会伴随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重大风险，主要就是债务堆积带来的风险，譬如债务违约风险，或者债务货币化引起的严重通胀风险等等。

我国的债务违约风险现在好像主要是城投债，但实际上在过去十年里，远不止那些被认定的城投公司，还有很多政府产业基金等平台。现在大量的资金拖欠，可能就是债务违约的变相表现形式。地方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国资担保化、国企工具化的趋势，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中。

要知道，整个国有部门的债务可不少。这种趋势的实质，就是政企边界、企企边界的模糊化，将造成“新政企不分”“新型软预算约束”。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几十年前所担心的“软预算约束”，我们一度认为已经大体解决了，现在是不是又穿上新马甲回来了？这需要警惕。

时代周报：中央对提振民企民资信心非常重视，并在近日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国家以前也曾出台过不少鼓励民企发展的重要文件，你觉得此次这份文件有哪些新亮点，主要目的是为了带动民间投资吗？

张文魁：是的，国家支持鼓励民企民资的文件有好几个，2005年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前者被称为“老36条”，后者被称为“新36条”。两个“三十六条”出来后，各部门出台的配套文件至少有几十个。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共同颁发的支持鼓励民企民资的文件，这次也不是第一个。实际上在三年半之前，即2019年12月，就有一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后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六个部门还联合推出了配套文件《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可以说，文件的确不少，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次颁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内容更加全面，不但覆盖了此前文件中已有的关于破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治理账款拖欠、保护产权、支持融资、改善监管等方面的内容，还增加了一些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新内容。

譬如完善支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即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作用，推动涉企资金直达快享；增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监管，推行告知、提醒、劝导等执法方式，对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党中央的文件规定得这么具体细致，说明国家真的很用心。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这次颁布的文件还针对一些新情况、新机遇，列出了最新的支持鼓励政策，譬如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低成本、模块化智能制造设备和系统的推广应用；更好指导支持民营企业防范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外部挑战等。

针对平台经济和平台企业，党中央、国务院这次颁发的文件也有专门内容，这是以前的促进民企民资发展的文件所没有的。

这次文件明确指出，要健全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为资本设立“红绿灯”，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提高资本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引导平台经济向开放、创新、赋能方向发展，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因为平台企业大部分都是民企，文件中的这些内容为下一步平台经济领域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中央、国务院这次颁发的文件将有利于促进民间投资，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负增长的问题有望得到克服。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民间投资从2016年以来就步入了减速通道，目前的局面是长期积累形成了，也不能指望一朝一夕就彻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