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西洋人的避暑需求」

1912年1月6日，隆冬之夜，距离杭州城仅仅六十多公里的莫干山。青葱树冠上的薄雪，被小风吹得沙沙作响，透出几分萧索。此地居民不多，又值腊月，山乡如此静谧。

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所有人的安宁——在山上居住的英国人罗伯特·约瑟夫·费信诚被杀，并且是被怒刺7刀而亡，应当是恨之入骨吧。

说来也巧，费信诚死前仅5天，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个国家正式改天换地。在如此动荡的时局当中，这宗杀人案还会被严密追查吗？

当时的上海《申报》一连数月追踪报道此事，驻杭州的英国领事、辖管莫干山的武德县知事皆亲自调查该案，颇有兴师动众的味道。费信诚魂归莫干山，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扮演着无比复杂的角色。

由莫干山避暑地各年别墅建筑的数量、业主国别统计可见两个界标——1912年和1928年。19世纪末西人开始开拓莫干山避暑地；1913年开始，华人加入了别墅建筑的行列；1929年开始，华人成为别墅建造的主力军。

关于费信诚的故事，大多出自他孙女安西娅·贝克特所写的书——《莫干山上的谋杀》，书中用许多片段和猜测式的记录，模糊地诉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费氏生于1860年，头脑聪明而且长袖善舞。早年的他自诩为虔诚的教士，赴华传播福音，并加入了英国在华的传教士组织——“中国内地会”，那年是1894年。

他先抵扬州，花了一两年时间学习汉语，俨然成为一名中国通。不想，一次庐山之行改变了一切。

天主堂·375号，1925年。

1899年前某年，费信诚一家到庐山牯岭度假休养。这里，北方漫卷的严寒吹不到，炙烤江南的烈日也照不到，并且每一幢山居都比拟着故国而建，来来往往的又多是和自己一样的“外夷”，仿佛被克隆的家乡一般，费信诚流连忘返，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所为何来。

巧合的是，管理开发牯岭的李德立还是费信诚的老乡，李德立自然毫不保留地向费氏展现了自己的杰作——牯岭改造。

费信诚见识了李德立的很多手段：1886到1887年间，牯岭还是被私租下来偷建房屋，到了1895年，李德立竟然与九江道台签订了“条约”，疯狂的开发变得合理合法，李德立瞬间赚得盆满钵满。

1894年来中国时，罗伯特·约瑟夫·费信诚和妻子佛罗伦萨以及两个儿子，穿着中式服装拍了上面这幅合影。

“开山”还带来另外的副产品：这类藏在幽山里的度假村，成为某种“租界”一样的存在，为来华洋人辟出又一片天下。

费信诚由此做了一个决定：放弃一度虔诚的信仰，从“中国内地会”辞职，面对中国这样一片柔弱的、“袒呈面前”等待开拓的土地，他下定决心弃教从商，像李德立一样大展拳脚。

很少有人知道，费信诚的父亲是位建筑营造商，他自小见识过英国工业时代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而且，他还迎娶了拍卖商的女儿做妻子。费信诚做建筑生意，那是近水楼台。可是，到底到哪里发展，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并不多。

颐园别墅始建于1930年，是上海商人潘梓彝的别院，潘汉年是同父异母的弟弟。

当时，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在寻觅适宜建设的避暑度假地，最出名的南有庐山，北有北戴河，全都名噪一时，费信诚百般思量，最终接过莫干山投来的橄榄枝，这一年是新世纪开始的1901年。

莫干山，在名山大川多如牛毛的中国排不上名次，但开发甚早，宋代《天池记》载：“浙莫干山土人以茶为业，隙地皆种茶”，可见这山名古已有之。

按照当地的传说，春秋时期吴王好神兵，逼得剑工之妻莫邪以身祭炉，成就了丈夫干将的铸剑大事。原来“莫干”其名，来自莫邪、干将，牵扯着这么熟悉的一段掌故。两个铸剑人，一对雌雄剑，让这片青山平添了几分神秘。山中有“剑池”一处，作为传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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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破晓莫干山。供图/图虫创意

上千年间，苏东坡、王阳明等名士到此一游，但见此山竹篁环覆，云雾叆叇，半明半暗间生出清凉，离去后也留下一些佳话。

但在江南，莫干山终究盖不过名山会稽山、普陀山的名头，有人予其四字评价——“初不著称”。

莫干山的地理位置其实很特殊，它与杭州毗邻，距离上海、南京都不过200多公里。处在沪、宁、杭三城的金三角内，这座山却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

19世纪末，经过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四处都不太平，莫干山上的佛寺道观损毁，所在的武德县（今德清县）境内的人口损失大半，莫干山几乎成了一座人迹罕至的荒山。倒是费信诚的一位传教士前辈，成为开发莫干山的先行者。

早在1871年，美国人佛利甲从旧金山坐海轮到达中国，加入美国在华传教的机构“浸礼会”，在上海工作了多年。

佛利甲的个性里有着十足的冒险精神，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却不能安抚佛利甲的冒险基因，于是他只身着黑袍深入中国内陆，前往那些传教士们没有记载过的地方传教。

1891年，当佛利甲冒着酷暑一路西行，不知不觉中深入到一片陌生的山林，绿荫如海的修竹、清澈不竭的山泉，涤荡了暑热，佛利甲惊喜溢于言表。

他利用书信，快速地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同僚，很快“莫干山”之名便传回远东传教士的大本营上海。

501号别墅过去没有留下特别的别称，现在它又叫“白云易居”，最早由美国人所建。

没有空调的时代，在上海的传教士们不得不饱受酷暑煎熬。教士梅生和霍史敦、史博德两位博士，跟随着佛利甲的脚步抵达莫干山，并且被莫干山的无上清凉所征服，决定上山赁屋居住。

他们把所见所闻写成文章发表在外文杂志上，于是，“天然消夏湾”这个美名迅速传遍了西方人的圈子。

受到吸引的，还有一位在华开办过大学的美国人福开森，他还是一位文物学家，他到莫干山纳凉时，顺道至莫干山镇考察了东周时期的冶铜遗址、建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铜山寺遗址，得出结论：古代在莫干山一带冶铜铸剑的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一时找不到实物。

贝勒别墅尽显沧桑，它是莫干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幢西洋别墅。

20世纪80年代，“越王勾践剑”出土，印证了福开森百年前的预测。福开森通过自己创办的《新闻报》向外界介绍莫干山，甚至还免费刊登推介莫干山的广告，闻风而至者络绎不绝。

Part2「如何创造避暑胜地」

巧合的是，1895年，清政府迫于西方的压力，慢慢给紧锁的国门开了一条缝——曾出台了这样一条规定：“土地和房产，只要注明为教堂公产，就可以不经政府，直接与卖主成交。”

1897年，英国传教士伊文思和驻杭州的英国耶稣会教士洪瓷恩欣喜若狂，联合以教会之名购买土地200亩以建别墅。

自此，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西方人蜂拥而至，他们效法传教士伊文思的作法——在教会讨得一纸公文后，直奔莫干山，由教会出面在莫干山买地置业。

结果，前往莫干山的外国人太多，不得不在1898年成立起名为“莫干山避暑会”的自发组织，来维持山上的秩序。

费信诚就是在这样一系列的宣传攻势中认识了莫干山。

费氏受了莫干山避暑会的邀请，被邀出任避暑会经理，管理地皮售卖和建造房屋的业务，他一下子嗅到了梦寐以求的机遇。

费信诚其人，不说别的品质，首先很勤奋。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山上，经营两家旅馆和一家杂货店，此外则通过避暑会售卖地皮、建造房屋、旅馆出租出售从中获利。只不过他越“勤奋”，便越靠近危机。

尽人皆知的事实是，私人交易地皮是违法的。但记录显示，无论是莫干山的土地还是房屋，都被频繁地转让、加价再转让，除了为避暑会工作的费信诚，另有德国人巴播、安保罗等参与此事。

莫干山民宿一角。摄影/林少波

在安西娅女士叙述费信诚生平的书中，引用过一段史料数据：“这一金额多少可以这一事实来衡量，即在1911年，教堂的东墙（指建造于1904年的小礼拜堂东墙）倒坍后，重修这堵墙花了40美元”。

由此推算出当时一栋别墅的造价在400-500美元，而在1928至1937年间，中国业主建造的别墅，投资是西人的近40倍，一是房屋力求精美，再则也是地价暴涨、建筑费用倍增。

安西娅非常直白地在书中透露：在费信诚死后，曾有人为其清算不动产，扣除所欠借款，他所拥有的不动产总价值是264584两……这还不算其他的财产。当时，1美元约合1.51两库平银。十年间费信诚所牟暴利可见一斑。

这座灯火辉煌的现代旅店，改建于一幢1932年的老别墅。它的肇建者周庆云，是为莫干山撰写第一本山志的人。

费信诚的发家经一言难尽。他供职的避暑会除了负责帮助业主买卖房产，也帮他们修缮、翻建别墅，这需要与大批的华人工匠打交道，木匠、石匠、泥瓦匠……都由他负责洽商、管理。费信诚多少算是个葛朗台式的人物，矛盾和危机就这样慢慢累积起来。

他死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深陷在与李木匠旷日持久的纠纷中。据李木匠讲，从1906年开始，费信诚共拖欠他材料费和人工费约1000美元，之后为了数额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在1909-1910年间，李木匠将费信诚告到了避暑会。

这里要说些题外话，避暑会本是自助机构，做成盈利性的商业公司已经逾矩。而它实质上的权力更大，掌握着山中各项事务：开邮局，修道路，下设“司法委员会”，作为法庭对各种事务做出判决……因而，无奈的李木匠只好希望避暑会可以秉公而断。

莫干山清凉世界。摄影/林少波

避暑会召开了一次听证会，裁决自然无法令李木匠满意——只判费信诚支付400美元，且之后费信诚再次拒付，避暑会重审重判，将金额又降为200美元，最后费信诚竟只支付了100美元，便再无下文。

避暑会的偏袒，费信诚的强势，在西人看来顺理成章。这片避暑地自开山以来就脱不开特权两个字。避暑会规定华人不得入会，山中建设的公用设施——礼拜堂、学校、网球场等都不许国人使用。

避暑会章程还规定：“凡关于本会之一切事务，应由中国官吏与本会指定之代表接洽，不得与个人之西人直接交涉。”在莫干山，像费信诚一样的商人不胜枚举，避暑会为他们张开着保护伞。

《莫干山志》对费信诚之死的记载，比安西娅书中更为简明扼要：“……传教士费信诚拆毁民房，赶走乡人，建造教堂，激起公愤，被山民戕杀。”

费信诚死后，英国驻杭领事与武德县知事参与调查，涉案者竟有好几人，其中两名安庆工匠被定罪处死。卷宗中没有明确指明李木匠的经济纠纷与费氏之死的直接关系，或许费信诚山民、工匠的积怨不止一桩，敌对者也不止一人，过载的压力锅总有爆炸的一天。

安西娅坦言，她最感兴趣的不是真正的凶手，而是费信诚、李木匠这两个人，通过他们都无法控制的事件联系起来。她认为，他们的冲突源于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

费信诚的背景决定他的行事方式，带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人对于东方人的态度——居高临下的，文化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信仰上的优越感。费信诚的观念保持着那个时代一般英国人的观念。

费氏死前的1911年，清政府曾商议如何收回莫干山的主权，最终由于辛亥革命爆发而搁置。1912年费信诚一案后，武康知事程森向浙江省都督请示，采取适当措施收回莫干山。

莫干山的树屋。摄影/林少波

两次收回计划，并未顺利实施，但产生了明显的后果——1913年起，莫干山开始出现中国人建造的别墅，或将别墅转售给中国人，西人独占的局面结束了。

后来，“莫干山管理局”替代了避暑会的大部分权责，由中国人主管；莫干山别墅建设的黄金时代，则终结于1937年日本的侵华战争，人群散去，别墅凋敝。

时至今日，莫干山别墅群虽然整修一新，甚至重现了大部分的旧日风貌，但蓬蓬勃勃、富有创造力的建设或许一去不返了？

1999年冬，一位在上海做出版的英国青年马克·基多，在故纸堆里发现了尘封的莫干山的故事后，宛若被佛利甲附体，毅然离开奋斗了多年的上海，访问莫干山后写出了一本名为《中国杜鹃》的书，莫干山重回西方视野。

莫干山天主堂的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用作防火警钟。

马克·基多的举动，还引发了一个连锁反应：南非小伙子高天成买下莫干山脚下废弃的村庄，命名为“裸心乡”，开始了一场名为“洋家乐”的建设活动……如今，莫干山各类型的“洋家乐”已经有72家之多。

好在，世间并不存在轮回，历史也不可能完全重现。他们和我们都有着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