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谈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是连接城乡联合发展的枢纽节点，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县域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要实现城缚经济循环畅通，关键在于发展高质量的县域经济。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包干体制。1994年，国务院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新税制后，湖北省财政收入摆脱低速增长区域，省级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跃升为12.3%，比1993年上升5.4个百分点，一举扭转了省级财政收入年年下滑的局面。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从1994年的77.5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231.4亿元，年均增速16.9%，为历史最好时期，实现了由赤字到平衡的转折。

与省级地方财力高速增长相伴的是：县（市）级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先增后减直到取消，导致长期蛰伏的县乡财政困难显现。从2000年开始，县（市）级财政收支增速明显背离，出现停滞、徘徊，甚至是负增长。2001、2002年这两年更是日益加剧。

为缓解县乡财政收支中的深刻矛盾和沉重的债务包袱，湖北改变省管市、市管县的财政管理模式，从2004年开始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从运行情况来看，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基本保证了地方政府正常运转和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

分税制改革后，逐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但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虽然下移，但地方在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却没有随之予以改革，依然是按省管市、市管县这一传统的体制来予以管理，使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和基层政府“小马拉大车”的现象普遍存在。县乡政府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一应俱全，包括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各类社会服务事项，其中一些重点支出，地方财政必须全力确保。不断出台的调资政策全部由地方财政负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需要县级财政兜底；农村合作基金会股金的兑付和村级债务的化解；转移支付地方配套等等。支出责任和收入能力不匹配，造成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严重，导致县乡财政运行困难，从而形成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

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以及对城市的规划，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只有把项目谋划好，搭配好，包装好，才能争取更多的上级政策扶持 。而要想在项目资金大盘中争取更大的政策红利，不仅要事先谋划，生成符合国家政府导向的成熟项目，还要把对接争取工作尽可能走在政策前面。要建好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切实发 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在2023年较大的稳增长压力下，减税降费大环境下，面对土地市场遇冷，严控债务等多重压力，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亟需解决。建议：

1.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省与市县财政关系。一是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二是合理确定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三是进一步明确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

2.科学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对市县重点项目投入力度和投资比重。目前，我国城镇化呈现结构不合理的状态，大城市太大，小城市太小。以武汉为例的特大城市，很难带动更大地域范围的乡村发展。以城带乡主要依靠县城，只有通过星罗棋布的县城，才能带动广阔地勤政 的乡村发展。“一主引领”，不能只是“一家独大”，区域协同既要大城市“领唱领舞”，也要小县堞“合唱共舞”。全域协同发展，不能将资金全部集中在中心主城区，需要全域统筹考虑，各地多点发力，打造出更多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2.建立合理的考核激励机制。要完善财政奖补措施，激励县域经济加快转型发展。将财政工作考核的关注点转到财政收入质量上来，转到收支平衡上来，转到政府债务的管控上来，转到基本财力保障上来，不断增强财政收入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地方财政收入与县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4.进一步规范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一是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增加，减少立项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使用；二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省本级支出和专项拨款等方式，增加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加大对县市财政的投入力度；三是完善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方式，减轻县级配套负担；

5.加大省对市县财政体制审查监督指导力度。目前地方财会审查力量较为薄弱，手段较为单一，深度不够，监督基本流于形式。要加强上下联动，省级层面要为县级财会监督提供专业协助，促进各级财会监督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