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消失，数字技术崛起，智慧城市具有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必要物质基础。按照既有的变化趋势，几乎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人口发展事关长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舆论的焦点，大众对人口的认知也因人口发展数据的最新披露而更新。

国家统计局于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于2022年进入负增长轨道。这一变化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1、城市的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理论认识和政策理念需要与时俱进，以往成功的做法也许不再奏效。

迄今为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大多被装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黑箱里。

政府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组织，真正能俯瞰组织全局的只有少数几个关键部门，真正能“置身事内”的人其实并不多，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对组织的理解深度和观察广度。

在一种由“土地财政”驱动的经济里，地方规划局 的角色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左右城市发展的“方向盘”，而是驱动城市增长的“发动机”！规划局局长处在能够最直接地观察城市发展的位置上，城市规划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处于“土地财政”大辩论的暴风眼。城市通过合理举债、借鸡生蛋、滚动发展，实现投入产出平衡的发展模式。

货币作为资本贴现和劳动分工必不可少的工具，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货币数量也因此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变量。

如果将城市定义为公共产品的集合，政府则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将城市还原为“公共产品”后，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平台企业”——通过提供每一项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资产（水电、道桥、学校等），使其他市场主体（企业和居民）得以轻资产运行，公共产品因此成为增长的核心要素。

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如同“棋盘”和“棋子”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的制度。

对城市和政府市场角色本质的发现，否定了传统经济学认为政府是由于“市场失灵”而不得已保留下来的“制度阑尾”的谬误，将政府的市场角色重新置于整个经济增长的核心。

公共产品的最大特征就在于集体消费带来的规模经济。在这个框架里，家庭、企业都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城市兴亡过程中的“物竞天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优劣。

城市规划中的“制度设计”，是远比“空间设计”更加重要的学术领域——尽管在这一领域中，目前的城市规划几乎是一片空白。

城市只有当其好处足以抵消其坏处时，才可能持续存在。城市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即当经济规模扩大时，“产出增长大于支出增长”。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城市将会不断扩张，但在现实中，城市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同时存在许多规模不一、功能不同、相互竞争的城市。

公共产品不是自发生成的，比如人口的自发集聚带来规模效应，而是由出于自私目的的特定生产者带有目的性地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必须以某种方式（被迫或自愿）为享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付费。

最优的区位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区位”生产者根据市场公共产品“投入—产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

如果将“城市”视作一组公共产品（安全、教育、交通、绿化……）的集合，实际上也就从制度的角度给出了城市的定义：城市是一组通过空间途径赢利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居民或企业定居一个城市并支付相关费用，就意味着购买了一组公共产品的集合。城市内部同时也会有许多“次城市”，比如不同的“学区”，提供独立服务的居住区、开发区等。

由于提供城市基础设施（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等）和公共服务（消防、治安、学校等）的成本大多是服务半径的函数，且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使用的人越多，平均成本越低），为了获得较高的效益，同样的基础设施要服务尽可能多的人口。

高密度只是城市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效率和城市竞争的自然结果，而非城市形成的原因。政府的角色非常简单，那就是基于空间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企业的真正本质，既不是市场对计划的替代，也不是要素市场上的契约代替产品市场上的契约，而是企业所依凭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是企业的核心价值。只要拥有商业模式，一个人也可以构成“企业”。企业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创造利润。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一种要素组织方式，将这种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真正的利润。

商业模式是企业的基因。所谓公共产品，并非可以免费使用的产品，而是必须通过空间方式收费的产品。城市政府同企业家一样，其核心工作就是发现并设计最优的公共产品提供模式。

城市的制度原型第一次将城市的生产者引入空间经济规范分析——城市乃是由供求双方（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企业）根据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交易的结果，从而直截了当地解决了城市研究的难题。

在世界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新常态下，中国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增长动能。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新特点，给经济增长带来诸多风险与挑战。

2、分税制改革

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

我们生活在这个机体中，我们的发展有赖于对这个机体的认知。一定要避免把舶来的理论化成先入为主的判断，即看到现实与理论不符，便直斥现实之非，进而把要了解的现象变成了讥讽的对象，从而否则便丧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机会。

由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所学的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脱节严重，对从事金融与投资方面的人来说，需要理解我国政治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自己认为应该怎么办，要重要得多。

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事务繁杂，自主权力很大。我国规模超大，人口、面积、经济总量都与一个大洲的体量相当，各省份的规模也大都抵得上一个中型国家，且相互之间差异极大：新疆的面积是海南的47倍；广东的人口是西藏的33倍，GDP总量是后者的62倍；北京的人均GDP是甘肃的5倍。

发展经济是政府的核心任务，而招商引资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手段，所涉具体事务既深且广，远超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的讨论范畴。了解招商引资，是理解地方政府深度融入经济发展过程的起点。

我国有一套立足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政治制度。在任何体制下，权力运作都受到两种约束：做事的能力及做事的意愿。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行之有效的管理，必然要求掌握关键信息。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能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自然就有决策优势。但无论如何，信息优势始终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信息复杂性和权力分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中国特色。

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务院每年都有GDP增长目标，所以GDP增长率的高低也是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如果这种说不清的情况很多，权力就一定会向个人集中，这也是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负责制”的根源之一，这种权力的自然集中可能会造成专权和腐败。

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地方政府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这一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要招商，就要有工业园区或产业园区，这涉及土地开发、产业规划、项目运作等一系列工作，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地方通常会给予很多金融支持。对一些业务比较复杂、所在行业管制较严的企业，地方也会提供法律和政策协助。与企业相比，地方政府更加熟悉部委人脉和流程，还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

对于劳动力，政府控制着户口，也掌握着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的供给，还掌握着土地供应，直接影响住房分配。

土地直接归政府所有，资金则大多来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政府控制的其他渠道，地方政府对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进出口政策等工具，都可能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必然要了解财税。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高学历人才在美国学过的东西大都不能直接拿到中国来用，美国的教科书在中国不好用，原因在于中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所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中国财政体制要为政府事务服务，不能直接拿美国的财政理论往中国硬套。

财政承包始于1980年，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1980—1984年是财政包干体制的实验阶段，1985年以后全面推行，建立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

今天的中央政府确实要比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更加强势。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

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

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奠定了基础，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分税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3、土地财政

分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变成了在所在地上缴，这自然会刺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不仅投资规模大，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同时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跟生产规模直接挂钩；制造业不仅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低技能劳动力，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相关税收。

倚重生产的税制，刺激了各地竞相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加之充足高效的劳动力资源和全球产业链重整等内外因素，我国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国有土地的价值远远高于农地。演变到今天，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别、飞涨的城市房价以及各种棘手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国有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收益都留给了地方。1998年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当时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1997—2002年，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年均增速为26%，五年增长了近4倍。

1999年和2000年尚未普遍实行土地“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当时的土地转让过程相当不透明，基本靠开发商各显神通。比如有些开发商趁着国有企业改革，拿到了企业出让的土地，再从城市规划部门取得开发许可，只需支付国家规定的少量土地出让金，就可以搞房地产开发。这是个转手就能发家致富的买卖，其中的腐败可想而知。

2001年，为治理土地开发中的腐败和混乱，国务院提出“大力推行招标拍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财政和信贷政策的共同刺激之下，土地转让收入再上一个台阶，2010年达到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68%。2018年达到62910亿元，比2010年高2.3倍。

所谓“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而2018年“土地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89%，是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2018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为62910亿元，支出则为68167亿元。单看这一项，地方政府还入不敷出。当然地方政府本来也不是靠卖地赚钱，它真正要的是土地开发之后吸引来的工商业经济活动。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就从之前的“工业化”变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

各地都补贴工业用地，大力招商引资，推动了制造业迅猛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量新增人口涌入经济发达地区，而这些地方的住宅用地供给却不足，房价自然飞涨，带动地价飞涨，土地拍卖的天价“地王”频出。

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能利用的资源主要就是人力和土地。与人力相比，土地更容易被资本化，将未来收益一股脑变成今天高升的地价，为地方政府所用。

地方政府就像一家商场，招商引资就是引入商铺。商铺只要交一个低廉的入场费用（类似工业用地转让费），但营业收入要和商场分成（类似增值税，不管商铺是否盈利，只要有流水就要分成）。

商场要追求总体收入最大化，所以既要考虑入门费和租金的平衡，也要考虑不同商铺间的平衡。一些商铺大名鼎鼎，能为商场带来更大客流，那商场不仅可以免除它们的入门费，还可以降低分成，甚至可以倒贴（类似地方给企业的各种补贴）。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先进企业不仅需要土地，还需要产业集聚、研发投入、技术升级、物流和金融配套等。

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层面，对经济增长来说，人口增长既是舵也是锚。从增长变为缩减，就意味着人口总体或局部的增长率发生符号从正数到零及至负数的变化。相应地，经济发展阶段也必然转向另一种格局，经济增长的稳态也将发生变化。

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人口总量为15亿左右。而2022年中国人口为14.12亿人，增长率为-0.6%，这 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

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引发了新的博弈和矛盾，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能源供需版图深刻变革，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思潮抬头。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读懂中国经济，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对企业和个人的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即便你决定不了这些条件，也要知道它们是什么。这或许就是你“赢”的机会。

政府和宏观经济部门实施过度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压低投资者和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实际上是扭曲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造成的结果并不是真正有效率的，但是用单位劳动产出来衡量的话，劳动生产率的确提高了。

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劳动者，甚至尚未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后备军，必须从存量的意义上提升自我的人力资本。利用人口回声效应，也是着眼未来提高人力资本的机会窗口。未来的劳动者数量和质量取决于今天每个在学年龄组人口的状况，这就是人口的回声效应。

如果说以往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或者人与机器的竞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我们人类的竞争对手将是具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

在人口红利与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加速消失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越来越倚仗生产率的提高来支撑。

中国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是，地方政府之间开展GDP竞赛，为此不遗余力地为本地企业创造尽可能好的引资筹码、贷款条件、政策优惠等开办和经营企业的政策环境，一些企业也一度成为地方所仰仗的就业创造者和纳税大户。

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逻辑，生产率的提高要依靠创新，而创新必然产生于创造性破坏机制。

数字化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当前，中国数字技术发展势头良好，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支柱。

未来在新一轮技术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有望“弯道超车”。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债务难题、碳中和目标、老龄化加剧、贸易摩擦、产业链重构等，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将考验中国发展和应变的智慧。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的蓝图，即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智慧城市发展增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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