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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养生”一词，近些年被大家屡屡提起，呈现出来的状态越来越倾向于年轻化，“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一调侃更是为人津津乐道。那么“养生”一词从何而来？在医疗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又是如何养生的呢？

“养生”要求高，儒、释、道三家凑热闹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吕氏春秋·孟冬纪》中已经出现了“养生”一词，书中明确表达了明智的人养生必定顺应四季气候的寒暑变化调和喜怒的情绪，良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使得阴阳刚柔并济像这样病邪不来侵犯人就延年益寿了。

养生发展到了唐朝，唐人为了保养身体、祛病延年、排除烦恼、愉悦精神、增进智慧、开发生命的潜能所进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

这里的养生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防治疾病维持生理生命的养生，也不仅限于依靠饮食起居进行形体维护的基础养生。更包括依靠信仰来实现精神超脱的精神养生。

唐朝统治者采用了三教并行、兼容并蓄的开明文化政策出现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现象。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在唐代也不例外。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在民间早有广泛的市场。

唐王室又自称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对道教极其推崇而道教中的长生不老养生术对统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道教在唐代大盛。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到了隋唐时期不断的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终于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其标志是佛教宗派林立有律宗、唯识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禅宗等。当时朝堂上下笃信佛教的人甚众。儒、释、道三家各有自己的养生主张和实践途径为唐人养生提供了多重选择的空间并为唐人养生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儒家养生，“仁义”先行

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存的社会背景下儒家的道德养生受到空前的挑战。唐代儒家养生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在儒、释、道三家纷争中如何唤醒人们对儒家所宣扬的重仁义、重节气、重社会责任感的道德行为养生的重新关注并且回到人们精神信仰的核心。

这当中的代表当属韩愈，他认为儒家正心诚意是要入世有所作为而佛教的治心则是不问家国事求得佛性解脱的。

指明儒家之道的价值。他的“道统论”在此重申了儒家用仁义道德养生的思想并且突出了儒家养生之道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回击了儒家养生受到的佛、道养生的挑战。韩愈虽积极主张反对佛教但他的思想中却融摄了一定的佛教养生思想。

韩愈的学生李翱秉承了其师的思想又有所创新提出“性善情恶”的观点。他的《复性书》中便提到先天善性让人成为圣人，而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迷惑、破坏先天善性后善性就隐藏起来得不到充分施展，人就不能成为圣人了。那么要想成为圣人就要遏制七种情欲恢复本性。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就是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李翱虽然是反佛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这些思想借鉴了佛教禅宗“真指人心”、“明心见性”的思想。正如禅宗所认为的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一样。李翱认为人人皆有善性皆可成圣。这一观点得到了唐朝皇室的认可，并由此传达到了士大夫阶层。

唐代帝王非常注重用儒家的仁义忠孝来选拔和培养太子所以督促鞭策皇子们用儒家道德养生来安身立命、治国安邦。

唐太宗的《赐皇太子手诏》中教诲太子，不要射杀正在孕育的鹿并告诫太子要有仁爱孝道之心并推己及人。

唐高宗因为代王宏“仁孝居心，夙彰睿哲之风，早通诗书之业。”

总之在帝王择立太子的时候非常看重皇子儒家仁义忠孝的道德修养。而那些用儒家仁义道德养生的德才兼备的皇子往往被册封为太子。

不仅仅是皇族，官员当中唐初名相房玄龄也非常重视用儒家“忠”的道德节操来教育子女。桓彦范的母亲同样曾用“忠孝不并立，义先国家可也。”来训诫他的儿子桓彦范。

佛道养生，内求福报，外用丹、箓

佛家养生，主要靠的是自家典籍，且重点将养生放在通过修行超脱生死轮回，获得解脱达到涅槃境界。而道家养生多是借助外用的力量，比如丹药、符箓等等。佛道两家的养生方式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诸多的拥趸者，其中不乏皇室公卿、平民百姓。

佛教典籍当中有关佛教养生的内容极多，这些内容多为高僧撰写，譬如唐代湛然撰的《止观辅行传弘诀》中提到生要经常劳动，节制饮食。以及《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里提到的要行各种善，不作众恶之事，身体才能超脱生死，获其德福，才能得到长寿涅盘之道。

对于道家的养生方式，佛家在《广弘明集》中则直接表示了不认可，否定了道家的外丹养生术，认为寿命长短在于业，行恶业有恶的果报，行善业会有善报。人们可以通过善恶果报来实现忘我济世来养生。

皇室方面，唐代就有帝王在精神上信仰佛教，想要通过佛教来排忧解难、消除烦恼。为此下旨，特在宫中设立“内道场”。所谓“内道场”是指天子在皇宫设置的专门的礼佛场所，以便天子奉行佛事。内道场僧人的职责就是为帝王讲经说法、答疑解惑、排忧解愁。

后世诸如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等帝王有些帝王为了彰显信佛的虔诚，请高僧在内道场为其受菩萨戒或灌顶。还有唐中宗请僧道亮为他受菩萨戒，唐代宗请僧良责作为他的菩萨戒师。所谓受菩萨戒。就是按照成为菩萨的戒律修行。

而道家在唐朝皇室的影响力也丝毫不逊色于佛家，李唐王朝尊老子李耳为“唐圣祖”，谥号太上玄元皇帝，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且道家早期就提出了“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著名命题。所以道家想尽一切办法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延长寿命。具体表现为炼丹服食丹药，用以养生。

唐代的皇室成员从皇帝到皇室贵族妇女大多希望借助丹药实现远离疾病，延年益寿。从唐太宗起，唐代皇帝就热衷炼金丹，以求长生。唐高宗体弱多病，为了治病养身寄望于炼丹服药。

总章元年“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士之术，合炼黄白”。

黄白就是制作黄金白银。这种黄金唐人称药金，白银称药银。只有行家才能从燃烧的火焰中看出是否有五色气，分辨出药金与黄金的真伪。

武则天时期曾命令叶法善和张昌宗等为她采药炼丹。此外，她还服用过张昌宗兄弟合炼的丹药。武宗朝时，武宗还在殿前种植仙草。唐武宗、唐宣宗、唐僖宗都有服食丹药的情况。

不过从养生实践效果来看，事与愿违，唐代诸帝的炼丹服食并未实现他们驱病长生的愿望，反而加速了他们的死亡。宪宗，武宗皆因服食丹药，性情变得急躁且喜怒无常，动辄打骂身边随侍之人。这极有可能是皇帝们因服食丹药而损伤了神经，从而导致的性情变化，行为失常。

皇室妇女中迷恋道教养生之术者也不在少数，她们希望通过服丹药来保持容颜永驻、长生不老，据《唐会要》、《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代207位公主大约有太平公主、新都公主、长宁公主、安康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余位公主入道或曾经入道。

皇室的喜好往往会引起社会风尚，引起贵族、士大夫、文人等阶层的追逐、模仿。佛家方面许多士大夫主动选择参禅悟道、修身养性，他们相信精神上的出世超脱，摆脱世俗上的牵绊有助于自己养生。有主动就会有被动，这些被动进入佛门的士大夫多是为了政治避祸、遁入空门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性命而已。

唐代后期有文人由于科举不顺，仕途无望，又恰逢乱世，就用道教隐逸遁世养生思想求得解脱。比较出名的就有“诗仙”李白。

李白在仕途上屡遭不顺、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不得施展。在此情况下李白转而投向道教。他的思想不但深受老庄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濡染了深深的道风。他受过符篆、采过药、炼过丹、练过气功、做过游方的道士。

且他不光自己做道士，他还拉着别人一起，寻仙草、找仙人、炼仙丹。杜甫、高适跟他一块儿全国各地到处跑，不过后来杜甫、高适二人在寻访一段时间无果后陆续离开。当然，李白也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除却欣赏大好山河、丰富见闻之外，他也在紫极宫，请高天师授了道箓。

不仅是文臣，武将在此方面也不遑多让。最为出名的就是淮南节度使高骈，他自己专意炼丹求仙。又是刻木鹤，又是着羽服，炼金烧丹，花费无数。

除却那些痴迷炼丹、服食丹药的，也有人在亲自炼丹服药后出现身体的中毒不适或者看到其他服食者毒发身亡而幡然醒悟的，他们对道教炼丹服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揭露。

其中白居易为此写了《罢药》、《戒药》等诗。韩愈也对唐人服食金丹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把亲眼目睹的七位与他有过交情的文武官员服食金丹中毒惨死的情况一记录下来，让世人深以为戒。

最后是平民阶层，唐代佛教盛行，由于帝王、官僚士大夫笃信佛教的示范作用，僧人通过讲经说法、俗讲、宣扬人生苦海、业报轮回和死后入西方极乐世界，使得很多百姓皈依佛门以期解脱现实的苦难。

平民百姓对佛教信仰更多的表现在通过虔诚的信奉能帮助他们消除疾病、获得福寿。他们用佛教养生实践如发善愿、放生、念佛、拜佛、诵经、持咒、修福等。

开元初“同州界有数百家，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

在道教养生方面，平民百姓由于财力有限。又缺乏足够的炼丹知识及文化素养来吸收道教炼丹、服食养生理论。所以他们的道教养生主要表现在奉行道教仪式和虔诚敬奉的心态。

在民间的道教信仰养生中存在迷信的成分。他们认为通过道士做法、授符篆就能治病这些符篆包括延命符、洗眼符、催产符、驱鬼符等。

结语

唐朝养生文化围绕儒、释、道三家发展衍生，在中国古代养生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并为我国近现代科学养生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科学依据。虽然其中也掺杂了许多荒谬的不合乎科学道理的成分，但是从总体上而言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唐人在养生上的辉煌成就和贡献。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养生理论也会越完善，养生手法也会越来越先进。

参考文献：

《隋书》

《太平广记》

《止观辅行传弘诀》

《广弘明集》

《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

《唐会要》

《新唐书》

《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