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美企图与中国全面“脱钩”，导致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当前，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不断加码，在诸多方面特别是在高新科技方面对我国进行制裁和重点打压，并在产业链供应链等层面倡导“去中国化”，企图与我国全面“脱钩”，导致以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正在发生减弱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可能瓦解的苗头，这必然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带来难以忽略的风险和挑战。因此，面对美国针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全局性“脱钩”行为，欧盟针对中国试图实施的局部性“脱钩”行为、越南印度等国给我国带来的产业链转移挑战等变化，如何主动应对和积极化解，成为当前中国的核心战略之一。

美国企图与中国全面“脱钩”而导致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如何识别其背后的核心驱动机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本文将对此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度解读。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均进入以抢夺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竞争模式阶段。绝大多数国家认识到，制造业是维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和决定性因素，将培育和强化本国制造业体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构成部分。客观事实是，制造业已经逐步演变为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性、基础性、决定性因素。而且，中国制造业能否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中获得持续性的前沿优势和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成为体现和检验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的核心指标。面对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正在试图打造的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国需要高度警惕“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已死论”“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走向终结论”等思潮的盛行，主动引导和创造中国深度参与且能够保障自身发展利益的新型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

一、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趋势新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对美出口增速快速下滑和外资制造业企业加速向外转移的双重压力，这引发了国内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空间是否受到挤压，乃至对中国经济高质量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忧。

一方面，202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呈现逐渐放缓和较大幅度下滑的重大变化。2022年8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3.8%（按美元计，下同），9、10、11月三个月的降幅分别为11.6%、12.6%、25.4%，降幅呈现逐步扩大态势。12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下滑态势虽然有所减缓，但仍下降19.5%。2023年1—2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21.8％，持续深度下滑态势非常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速也出现下滑现象，2022年12月，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为-17.5％，比11月大幅减少了7个百分点，与6月相比减少了34个百分点。2023年1—2月，中国对欧盟出口同比下滑12.3％，呈现出持续下滑态势。

另一方面，自2022年以来，在美国强化针对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企业的各种封锁和围堵的影响下，中国国内在制造业领域出现了外资企业和台资企业向东南亚、印度等地区加速转移的现象，由此引发了国内对美国推动和强迫全球制造业加速与中国“脱钩”，以及限制中国经济全球市场空间的普遍焦虑与担忧。

在我们看来，如何全面理解此轮中国遭遇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现象，并且科学识别背后的驱动机制，已经成为当前学界迫切需要推进的重大战略性研究任务之一。

当前，美国正在主动实施减少对中国进口依赖的重大决策行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将中国排斥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外的一个突出苗头和表征，企图从根本上限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外部市场空间和机会。因此，我们需要针对当前全球正在流行的一些思潮进行科学的判断和论证。

1. 如何理解“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已死论”

近期，国外媒体充斥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已死论”。代表性言论是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2022年12月出席亚利桑那州移机典礼时表示，“地缘政治已经彻底改变了半导体制造商面临的处境”，并警告说“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几乎已死”，而且不太可能卷土重来。2023年2月，韩国媒体指出，随着美国日益内部化半导体供应链，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持续了30年的分工正在走向终结。这似乎预示着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正在走向衰退和终结。

姑且不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是否必然走向消亡，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采取的全面贸易壁垒和压制策略，对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已经造成了难以忽略的重大影响。由此引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深入参与的以自由贸易原则为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是否面临根本性的结构性变化，即由自由贸易体系快速演变为对等贸易体系，甚至演变为以所谓“国家价值观”作为主导机制的局部性、区域性的狭隘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体系？如果确系如此，显然会造成制造业主导的全球自由分工和贸易体系全面解体和碎片化，进而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的外部市场空间带来极大的挤压效应甚至破坏效应。难以忽略的是，这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加以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的重大事件。

2. 如何理解“中美经济脱钩论”

2017年以来，呈现出中美双边贸易及对彼此外贸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的重大现象。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国对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4.21%下降到2022年的12.04%。而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美国对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6.34%下降到2022年的13.08%。预计到2023年，中美对彼此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仍然会延续逐步下滑态势。中美经贸关系是否正在发生“脱钩”，特别是美国布局和构建所谓“去中国化”的全球化分工和贸易体系的重大战略转向，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以及国内的普遍焦虑。

客观事实是，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就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制造业产品采取了违背自由贸易规则的关税壁垒政策。而在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领域实施了全面封锁和围堵策略。一方面，美国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的政策，而且通过出台类似《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一系列法案，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品的全面排斥性和限制性举措。另一方面，积极谋划在区域层面通过搭建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等体系，试图依靠构建“排华供应链”分工体系来重构中美经贸关系。

这其中，尤为引发普遍关注和焦虑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现象，究竟是一个短期政策冲击效应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政策冲击效应现象？究竟是局部脱钩现象，还是整体脱钩现象？这是识别和理解“中美经济脱钩论”更为重要的核心问题。

3. 如何理解区域性分工和贸易体系是否会全面替代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

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虽然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度、日本、韩国乃至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出口均出现下滑，然而，位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墨西哥却对美出口持续增长。自2019年以来，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增加了1/4以上。2022年，墨西哥对美出口额为4550亿美元，同比增长18.2%，成为了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加拿大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降至第三。在亚洲各国对美出口增速集体下降时，墨西哥2023年1月对美出口却同比增长25.6%，达到425.91亿美元。

这背后可能反映出的重大事实是，美国不会再主动推动CPTPP等类似的大范围区域性分工和贸易体系，而将推动北美自由贸易为主的小范围区域性分工和贸易体系，设定为自身最为优先的发展战略。由此，似乎可以预测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局部性区域性自由贸易体系正在处于加速发展期，美国正在加快实施强力扶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重大策略，试图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排斥和替代中国对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空间，由此证明了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区域性自由贸易体系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瓦解和替代现象。

二、科学识别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背后的核心驱动机制

1.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主动组建压制和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新格局，是决定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核心因素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试图组建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是造成此轮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发生根本性收缩和结构性演化态势的主导机制。自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直接竞争对手”之后，美国就以保障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借口，联合所谓的盟国针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遏制高端产业发展的重要策略，并采取一切举措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及其盟国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加快从中国撤离和转移。

而且，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涨、地缘政治格局的潜在重大调整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动推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重构等一系列因素的叠加效应之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出现了向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墨西哥等地区较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这就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双重角度，刺激和加剧了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向国外的加速转移，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新一轮根本性重构和演化的核心力量。

2.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中低端制造业遵循零和竞争式逻辑的博弈思维和发展策略，也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机制

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试图组建限制和排斥中国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新体系，绝大部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强化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生产组装制造环节的直接竞争态势。自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被证明比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更能有效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和经济增长之后，利用本国的相对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吸引和发展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生产组装制造环节，竞相成为众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优先和必选发展战略。

因此，类似印度这样拥有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发展中大国，就必然会积极利用美国针对中国的经济“脱钩”策略以及外资企业从中国快速转移的战略机会，甚至会通过主动制造与中国的各种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行为，依靠参与美国构建的所谓“国家价值观同盟体系”，来强化自身在吸引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的转移和布局机会，进而获得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制造业基础和出口空间。这就必然会诱发全球的主要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全球制造业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环节的零和博弈思维式的竞争机制，使得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机制。

3. 所谓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价值观因素，似乎被纳入和放大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力量

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价值观因素，正在被某些超级大国操弄和放大成为分裂与破解既有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关键力量。国家价值观因素乃至地缘政治因素对国民消费偏爱的渗透和放大影响机制，成为影响全球不同国家对不同制造业产品市场消费分布的核心机制之一。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动辄鼓吹和强调“基于相同的民主价值观”是打造经济同盟的重要因素，试图将国家价值观因素引入针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遏制高端产业发展策略的合理性层面，通过组建价值观同盟体系和操弄地缘政治冲突，作为最大化实施封锁和围堵中国的核心手段。在我们看来，这些策略具有故意本末倒置和欲盖弥彰的深层次意图。

一方面，历史发展经验一再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是追求全球投资利益最大化，能否获得利益最大化决定了西方国家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演化趋势的支持或反对行为。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国内现在所传播的所谓的“是美国给了中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最大机会，否则中国必然堕入到苏联式的封闭和解体结局，中国现在挑战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优势，侵占西方国家的高端产业全球利益，是‘忘恩负义’和‘不道德’的行为”。

客观事实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允许中国加入自身主导和控制的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其核心战略意图具有多重性考虑，一是觊觎中国快速成长的庞大规模市场需求和巨量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巨大投资收益，这是根本性的驱动因素；二是通过针对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布局和核心控制力，实现对中国本土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人才链资金链的全面控制、对中国经济和产业未来发展空间的潜在约束，以及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利益最大化分配权的掌控；三是利用中国对外开放机会以及国内民众对西方发达国家全面领先的科技、科研、人才和产业的羡慕，推动西方“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的渗透，从而实现改变中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高”目的。

因此，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变化趋势是，当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能够有效对接和满足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预期的多重目标时，中国就被容纳进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与控制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一旦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难以满足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益最大化以及预期的多重目标，甚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直接性竞争效应，中国就必然会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盟式技术封锁和高端产业围堵，就很有可能会被排斥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外。这其中，经济利益的重叠性以及相互利益的依赖性程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深化态势的基础性因素。

4. 本国消费者偏好改变，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在驱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重要机制之中，类似“中美发展竞争 中美科技创新竞争 中美制造业体系竞争 诱发中美双方国家价值观对立行为 导致消费者需求偏好变异行为 对双方制造业产品的厌恶、抵制和排斥 加快中美经济脱钩”传导机制的影响作用已经逐步凸显。这其中，“民族情绪”似乎逐步成为影响一国普通民众对其他国家制造业产品消费偏好的重要因素。

按照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本土产品特定需求偏好理论假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贸易被阻碍的内在动因。然而，在我们看来，正在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一个难以忽略的重要机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 渗透到双方的相互敌视性的国内宣传策略 潜移默化地影响国内普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 对竞争和敌视国家制造业产品的全面敌视和排斥 构建民族情绪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对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产生根本性、持久性的影响效应。

依据我们的观察和思考，实际上，当前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大国，正在针对中国尝试谋划营造这种特定的“民族情绪”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试图通过构建国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贸易壁垒来全面封锁和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空间，从而削弱中国制造在全球形成的品牌和声誉机制。这种操弄手段的效用，在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对西方主要国家利益形成直接竞争和替代效应的放大作用下已经逐步凸显，很有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优势。

最为典型的一个证据是，2022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全面恢复，美国的进口总体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而针对中国的进口却出现了下滑态势。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众多进口商和企业主动将订单转移出中国，其背后很有可能揭示出的是美国国内的采购商和消费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抵触情绪。然而，这种封锁和排斥中国制造的手段具有“双刃剑”效应，同样也会激发中国国内普通民众对来自美日等西方国家产品的排斥效应。特别是在美日加快从中国转移出产业链供应链的刺激作用下，美日等高附加值产品在中国市场上被消费者抵制和排斥的可能性被彻底激发。当前日本的燃油汽车等产品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加速下滑，似乎就证明了这种机制的重要作用。

三、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新趋势新格局对中国的复杂影响

（一）中美之间的全局性“脱钩”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

当前，有必要将美国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领域的全面围堵和封锁，定义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全局性“脱钩”行为，而非局部性“脱钩”行为。倘若将当前中美之间经贸关系领域已经发生和蔓延的“脱钩”行为甚至断裂现象，狭隘地定义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短期竞争所导致的摩擦行为，就会严重低估美国针对中国GDP规模即将成为全球第一的压力所采取的全局性的竞争行为甚至零和博弈式的战略思维，由此，必然会引发中美在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领域的全局性“脱钩”行为。

然而，需要从前瞻性战略层面认识到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全局性“脱钩”行为对中美双方利益有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效应：中国处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快速扩大的发展阶段，而美国则处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相对饱和的发展阶段。一旦美国联合欧盟等经济体组建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那么就会彻底激活中国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依靠构建国内完整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来谋取全球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换言之，特别是在2020—2050年这30年的关键发展期，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很有可能会出现增长4倍的重要发展机会，由此，中国可以通过正在扩大和升级的国内消费市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逐步补偿失去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而对于美国而言，其受到的经济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的消费市场已经进入相对饱和阶段，缺失的中国市场难以通过自身消费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得到补偿；二是即便美国通过本土企业或类似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来完全替代从中国的进口产品，也会由于相对高成本造成产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而加剧本国通货膨胀，影响本国经济稳定。

因此，即便从经济增长动力角度来看，一旦中美经贸彻底“脱钩”，理所当然短期内均会对中美两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就导致中国在面对中美经济“脱钩”时，比美国具备更多的战略缓冲和发展模式调整空间。即便是美国试图通过培养印度或者其他的发展中大国来代替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海外市场。但是，要把类似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印度的国内消费能力培养起来的难度，是与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初等高收入国家乃至中等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的难度截然不同的，而且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当前美国经济发展所承受不了的巨大成本。

（二）中欧之间的局部性“脱钩”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

当前，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和产业合作机会关系的演化态势，可能存在难以忽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一方面，欧美之间仍然存在发展利益长期相互交融和捆绑，以及创新链产业链合作关系长期深入渗透和交织，中欧产业关系逐步由互补性向部分竞争转化，特别是在美国一定程度上掌控与主导欧盟经济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背景下，中欧之间逐步凸显的经济和产业竞争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欧盟针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实施阻碍和抗拒策略；另一方面，与美国正在发起的针对中国经贸关系乃至产业合作关系全面“脱钩”行为的内在动机逻辑有所不同，欧盟本质上与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同一层次位置，双方在经济和产业层面的竞争性要显著大于互补性，这就决定了欧盟不会完全跟随美国针对中国的全局性经贸关系“脱钩”策略，而是会依据欧盟自身经济和产业利益最大化立场，针对中国实施局部性经贸关系“脱钩”策略。

而且，可以预料的是，欧盟必然会根据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给自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带来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程度的变化，来调整针对中国的局部性经贸关系“脱钩”策略以及跟随和参与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全局性经贸关系“脱钩”策略的程度和力度。

（三）中印之间经贸领域的竞争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

在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主要驱动机制之中，不仅涵盖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也必须包括类似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难以否认的是，作为拥有全球最为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和潜在的全球领先需求市场规模优势的新兴大国，印度无疑是影响当前和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重要力量。

然而，中国作为在既有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环节最大体量的占位者，在印度积极将发展成为全球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设定为自身核心发展战略的情形下，必然会被印度视作当前最大的发展竞争对手，必然会面临作为后发者的印度的全面竞争。由此，印度必然会主动利用中美间全局性“脱钩”和中欧间局部性“脱钩”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隐含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生产组装制造业环节从中国转移和替代的战略机会，加快全面制定和实施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竞争和替代策略。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中印之间经贸领域的竞争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具有特定的不对称作用效应：一方面，中国已经长期占据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先发优势和重要地位，全球已经不再具备将印度培养成为类似中国这样具有庞大制造业规模的发展空间。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达到33.5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而从全球角度来看，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4.98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29.47%。欧盟27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4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14.38%。同期，美国制造业2.81万亿美元，占世界16.63%。而同期印度制造业增加值为0.48万亿美元，韩国为0.44万亿美元，印度超过韩国，成为全球第五大制造业国。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制造业规模不仅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总和，更是印度的10.38倍。

在这种情形之下，需要从本质上看到的事实是，由于发达国家均在加快实施“制造业回流”政策，而且，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将培育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作为本国的核心发展战略，导致全球制造业体系必然会发生碎片化、分散化、区域化主导的重大变化趋势，从而使得印度再也难以获得全球制造业的“世界工厂”集聚集群模式的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处于由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处于依赖构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基础的关键发展时期，处于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特定阶段，自身的制造业逐步呈现出与印度制造业互补式的发展模式。因此，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并不会完全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国内迄今为止仍然固化的各种利益集团及其带来的高昂制度性交易成本，严重削弱了其制造业投资收益回报。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迄今为止，从对外投资最终目的地看，美国对印度和中国的累计投资分别为2万亿和1.3万亿美元，而从累计收益角度来看，美国对印度的2万亿美元累计投资，最后的累计权益缩水约1000亿美元或5%。美国对中国的1.3万亿美元累计投资，最后累计权益2.25万亿美元，增值了约9500亿美元或73%，两相对比可见，这才是阻碍印度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为核心的因素。

（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的合作协作行为及其对双方利益的影响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即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实施的封锁和围堵策略，导致中美之间双边贸易规模的下滑，然而，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却出现了持续性增长的态势。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2022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规模达6.5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其中，对东盟出口额为3.79万亿元，同比增长21.7%；从东盟进口额为2.73万亿元，同比增长6.8%。2022年，东盟占中国外贸的比重较2021年上升了1个百分点，达到15.5%，持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其证明的基本事实是，一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间表现出的是互补性关系而非竞争性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参与的RCEP和推行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性贸易合作协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和深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进而强化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中低端环节的主导力量。这就造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采取利用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转移和替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竞争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限制中国出口贸易空间的战略目的，使得其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转移和替代策略出现部分失效的现象。

值得警惕的是，正是认识到中国与全球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较为密切和难以割裂的双边贸易合作关系，恰恰是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和产业封锁策略效果的重要因素，美国于是将贸易政策重点转向以墨西哥为主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加勒比海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从而试图从根本上削弱中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密切联系。2022年，墨西哥对美出口额为45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是美国第二大进口贸易伙伴，加拿大为第一位，中国已经下降到第三位。2023年1月，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25.6%，可以预见，2023年其必将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客观事实是，美国正试图将低端制造业产品订单转移到墨西哥，支持依靠墨西哥制造来全面代替中国制造，进而真正落实中美经贸关系的全局性“脱钩”策略。

四、确立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中新定位与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一）迫切需要确立“在不同发展阶段守住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不同底线”的总体发展战略

我们认为，需要实施“守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全球基本份额、扩大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份额、延伸创新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份额”导向的发展战略。

客观事实是，能否持续拥有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全球竞争优势，特别是在面临愈加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和产业零和式博弈与竞争的特定格局背景下，中国能否在未来30年的关键发展时期持续将自身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25%以上，以及能否将自身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维持在25%以上（可称之为中国制造业的国内国外“双25%份额”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国家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同时，仅仅守住中国制造业的国内国外“双25%份额”原则是不够的，而是要针对中国制造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趋势进行分类施策。

一方面，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鉴于中国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大量农民工和低技能人口的客观事实，特别是广袤的农村地区和乡镇区域仍然需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稳定就业和创造政府税收收入，因此，中国必须在未来若干年之内，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保持一定体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份额。依据我们的观察和分析，中国有必要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长期守住10%的底线份额。

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释放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蕴含的高技术高收入就业岗位创造能力、高质量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和巨额创新研发投入等特定机制对GDP的核心支撑作用。因此，要将推动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和创新密集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全球份额的持续增长，设定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我们认为，可以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全球份额分别维持在15%以上，即，中国制造业的国内国外“双15%份额”原则。

（二）须全面转向依赖自身当前和未来快速扩张的需求市场所蕴含的买方力量，作为维持自身全球第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和推动自身制造业体系升级的关键基础性条件，尤其要将之设定和利用成为中国深度参与乃至深刻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趋势的决定性力量

客观事实是，驱动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趋势的核心因素，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因素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影响力逐步下滑，低层次的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优势因素的影响作用也呈现逐步弱化态势，而庞大的本国市场需求规模、全球独一无二的资源、技术创新或生产工艺能力，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影响力得到逐步强化，逐步成为在碎片化全球贸易体系、区域性自由贸易格局和对等贸易原则下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趋势的驱动因素。

这其中，最需要关注的核心因素，是一国自身需求市场规模，其正在逐步上升为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决定性驱动因素，可以将之归纳为“劳动力禀赋优势驱动下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向为“一国国内需求市场规模优势驱动下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发展规律，即“技术创新控制型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向“买方市场力量控制型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驱动模式的全面转变。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作为全球最大规模制造业体量层面的国家优势，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推动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实现。

因此，必须将发展基础构筑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层面，依赖于全面构建深刻体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可控的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层面，从而在维持中国制造业的“量”优势基础上再实现“质”的持续提升，最终实现“量领先、质提升”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下的新发展模式。

（三）须深度考虑和前瞻性应对存在全球两个“技术平行体系”甚至“制造业分工和贸易平行体系”的可能性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全局性“脱钩”现象的发生和强化，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以及中高端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这两个领域发生相互脱钩和彼此隔离现象，必然会促使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逐渐出现发展对立态势，进而形成两个发展利益相互竞争的全球“技术平行体系”甚至“制造业分工和贸易平行体系”。

由此，要理解随着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正在全面发生的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领域的相互竞争和隔离行为，导致全球可能出现的两大“技术平行体系”甚至“制造业分工和贸易平行体系”，不能将之狭隘地理解为中美之间科技创新体系或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相互隔离体系，而是要关注中美之间的全局性“脱钩”行为很有可能会延伸到所有的经济社会领域。这其中，全球一体化的金融系统也很有可能会形成两大相互隔离式的独立运行体系。这就给中国构建全球人民币结算系统以及强化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战略机会。

众所周知，美元霸权是维持美国霸权的核心支撑之一，一旦美元霸权发生动摇，必然会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产业、科技创新、人才等核心领域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由此，美国必然会面临要在制造领域实施和推进全球两大“技术平行体系”甚至“制造业分工和贸易平行体系”，也必然会催生全球两个“金融体系”产生的两难困局和利益权衡。

在我们看来，就中国而言，对于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全面围堵和封锁策略，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由此形成的“全球两大技术平行体系”、“全球两大制造业分工和贸易平行体系”和“全球两大金融体系”的新格局，很有可能具有利大于弊的发展战略。

一方面，这会使得中国能够更加专注于通过开发本国国内市场需求升级换代所蕴含的、全球独一无二的、完全基于国内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的自主可控产业循环体系的关键机遇，来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创新强国”的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依靠培育全球独一无二的“翻番式国内市场需求规模+消费者升级换代蕴含的中高端市场需求机会 本土需求驱动型发展模式+需求引致创新 本土供给侧结构性转型升级”的需求和供给相互支撑型循环式良性发展机制，塑造支撑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初等高收入和中等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机制。

（四）须将培育和强化重点产业体系之中深刻体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为主导的自主能力，设定为维持和塑造当前和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全球竞争优势，推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持续扩张的基础性手段

重点产业体系的垄断资源和绝对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似乎正在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主导力量。鉴于以成本比较优势导向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全面转向垄断性创新优势导向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现实，能否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诸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环节具备长期的自主能力和垄断能力，愈发成为一国能否成为影响和推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在自由贸易还是对等贸易体系之中，抑或在全球性贸易体系还是区域性贸易体系之中，只有那些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具备长期自主能力和绝对垄断势力的企业和国家，方可具有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绝对实力。“自由贸易”可能遇阻甚至发生局部消亡的态势，但是，全球贸易是不可能消亡的。或者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自由贸易空间可能遇阻，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不仅不会消亡，甚至会出现逆势扩大的较大机遇。由此，中国在应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残酷发展利益竞争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时，需要有两方面的核心策略立场：

一方面，只要中国在全球重点产业链体系之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掌握越来越多的自主可控能力，形成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之中的“相互摧毁式”的博弈地位，中国就不可能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排斥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体系之中的绝对领先地位和垄断能力，将决定中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中的未来位置和拓展空间。

另一方面，中国要前瞻性地利用自身全球独一无二的、具有“翻番式”增长空间的需求市场规模优势，积极成为推动所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和双边贸易体系的倡导者和主导者，实施以构建“发展中国家之间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倒逼“发达国家之间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新策略。

五、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新趋势新格局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充分认识全球正在流行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已死论”及其背后的核心驱动机制，科学研判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客观存在的螺旋式上升变化格局，尤其要理性把握中国正在处于依靠构建自主可控的本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下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抛弃当前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重新构建排斥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终结或毁灭，相反，很有可能只是全球贸易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期挫折或倒退。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存在“前一轮全球自由贸易兴起 全球自由贸易的停滞甚至倒退 孕育下一轮全球自由贸易兴起”的螺旋式发展路径。因此，中国必须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这种变化态势。为此建议：

一方面，中国要有坚定的战略定力，始终将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作为自身的根本性国家战略。即便面临美国针对中国实施的全局性“脱钩”行为策略、欧盟针对中国实施的局部性“脱钩”行为策略、印度等新兴大国针对中国实施的竞争性行为策略等多重压力，中国也没有必要采取从坚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战略立场退缩的短视策略，而是始终将构建“互利共赢式”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设定为自身对全球的价值观贡献。

另一方面，在始终坚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前提下，中国需要正确认识到当前阶段自身在维持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中的特殊地位和核心作用，即，当前中国的最优策略并不是一味盲目坚持和推动原有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而是要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的核心任务是尽快打造自主可控的本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只有中国在当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拥有自主可控能力，方可具备推动全球下一轮自由贸易体系兴起和扩张的基础性力量。换言之，越是中国具备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能力，越是奠定中国在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推动全球“互利共赢式”经济治理机制形成领域的主导地位。

（二）主动利用全球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对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异质性需求，以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思维，主动调整和发挥中国自身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异质性影响作用

针对全球发达国家利益集团、新兴国家利益集团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集团对全球制造业自由贸易或对等贸易的异质性需求特征，中国要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之中主动实施差异性的导向政策。

一方面，针对美国及其紧密盟国正在实施的全局性“脱钩”行为策略，中国必须依托自身未来“翻番式”和快速升级换代的本土市场需求，尽快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本土需求支撑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机制，破解美国及其紧密盟国针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的全面遏制和封锁策略。针对欧盟正在实施的局部性“脱钩”行为策略，中国可以凭借对等贸易的原则逐步深化和强化与欧盟经济体的贸易合作关系，特别是要利用欧盟内部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而产生的差异性贸易诉求，稳定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针对新兴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在总体层面所呈现的互补大于竞争的既定格局，全面强化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一体化体系，尤其是可以将与全球新兴国家的双边合作关系，尽快深入到构建各类人员、科技创新资源、旅游文化资源、国家价值观领域的双边自由流动体系，最终构建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产品—人员—科技—文化—价值观”五位一体式的新型合作关系。而针对众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总体层面表现出的中国作为经贸网络关系核心节点的特定格局，要加快推动与全球各区域板块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一体化体系，强化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网络体系的基础性节点功能的重要战略布局。

（三）巧妙利用中国当前和未来的“买方力量”对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提升中国在塑造和推动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的重要作用，尽力促进以平衡式发展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加快形成

美国之所以具备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决定性力量，不仅仅依附其在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带来的优势，更在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全球最大规模内需市场及其背后蕴含的全球独一无二的“买方力量”优势。这给中国带来的启示是，随着中国GDP规模的持续“翻番式”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持续提升，中国必然很快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需求市场，这才是中国能否影响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演化态势的最为核心的战略力量，如何利用好这个独特的“买方力量”战略性博弈优势，应该是中国当前深入推进对外开放战略最为基础性的问题。为此建议：

一方面，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培育和壮大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创造中国特色的“橄榄型”国民收入结构，设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一，以及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的核心成果。因为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新的对外开放形势下能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必须牢牢立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张以及构建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国民收入结构，尽快培育和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最大需求市场规模的核心战略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主动创造深刻体现中国智慧的战略层面的“巧”格局，主动利用自身即将超越美国甚至成为两倍于美国的全球最大消费需求市场的独特优势，作为对冲美国等核心联盟国家针对中国的全局性“脱钩”行为策略、瓦解欧盟针对中国的局部性“脱钩”行为策略，以及加深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联系的核心手段策略，从而有效利用中国深度参与的区域性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倒逼发达国家掌控的试图排斥中国利益的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战略意图的瓦解和重构。

（四）全面构建以中国国内产业循环体系为基础的自主可控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资金链融合体系，将之作为中国应对全球制造业分工和贸易体系不确定性和战略风险的核心战略举措

面对目前愈加错综复杂的国外经贸形势，中国的核心战略是不要被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国的全局性或局部性“脱钩”行为策略所迷惑或诱导，而是要秉持巨大的战略定力和博弈持久力，采取“退两步，进一步”的具体举措加以应对。换言之，当前中国的最优博弈策略，不是采取直接对抗式的针锋相对手段，应对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针对中国实施的全局性或局部性“脱钩”行为，而是要通过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和强化“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突破能力，主动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培育和发展自主可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新型综合优势，为下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爆发奠定新竞争优势。为此建议：

一是将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点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自主能力+全球领先优势的本土跨国企业”三位一体式的国家创新格局，作为支撑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性条件；二是将打造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工程化产业化研究”贯通式的自主创新体系，作为支撑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性条件；三是将布局中国特色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一体化式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作为支撑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操作性条件。

（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