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顶层规划的信号意义

说数字化之前先说消费

最近，经常有朋友和同行与我一起聊：新一轮的技术进展会给经济、给社会、给未来带来什么影响？在我国，驱动经济的动力会有什么新变化吗？如何准确理解《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深刻内涵？我经常会说，无论回答上述哪个问题，准确理解“数字化”之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为什么数字化对于当下乃至未来的中国十分重要？我认为，还得从消费说起。

“消费”一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23次。而从历史数据来看，1978年到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早已成为推动经济动力最大的那驾“马车”。

从最新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的主流消费人群也已发生深刻变化。“80后”“90后”“00后”，这三部分人群的消费加在一起，已经占到整个消费总量的46%以上。也正因如此，现在，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与商业发展有关的各种行业，对年轻人、“Z世代”的消费热点、消费趋势、消费行为特点都格外关注。不仅因为他们较之更高年龄段的人敢于花钱，还因为，他们的实际消费总量已经占到各年龄段人群之首。

分析一个国家的未来消费趋势，除了要看消费者的年龄结构和各年龄段消费在消费总量中的占比，还要看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主要消费内容是什么、有什么特点。比如，消费者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具体的消费构成是怎样的。从统计数据来看，由衣食住行产生的消费占到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60%以上，依然是“促消费”的大头。怎样在同等条件下让居民能够产生更多的消费，就要看商家、商场、商业怎么回应消费者的需求了。

商家、商场、商业需要根据消费者的一些特征，去把他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把消费者的个性化分群研究透，商家、商场、商业才有可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卖给谁、如何吸引消费者、以怎样的方式售卖。

为什么现在商学院都在研究“Z世代”，也就是1995年后、2010年前出生的这一人群？首先，这一人群的总量大概是2.8亿。从统计数据已经可以看到，这一人群无论是人均消费增速还是整体消费规模的增速，都已领先于其他年龄的消费群体。所以，现在不少新创立的国潮品牌的定位非常清楚，就是瞄准了“Z世代”消费者。而“Z世代”人群内部，又可以根据他们的爱好、兴趣、文化圈层等，进一步细分。

受商家、商场、商业重视的第二个群体是所谓的“新中产”，通常来说，是指消费层次和可支配收入达到了“中产消费层级”的这样一个群体。它在我国14亿人口当中大致占到4亿左右。住房、文化娱乐、健康、智能汽车、孩子的教育，在他们的消费中占重头。目前市场上一些偏中高端层次的消费品和服务，主要是这群人在消费。

此外，“银发族”、三四线城市青年也是潜在消费升级能力比较明显的人群，涉及他们的很多细分市场非常值得关注。

仔细观察上述几大人群的消费行为特点会发现，他们在消费上都具有日趋个性化、乐于彰显个人特征的特点。受此影响，企业面临的市场原则会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是“大家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市场覆盖率越高越好，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就能挣钱。现在，如果生产的商品不符合市场需要、打动不了细分市场的目标消费者，商品很容易就会变成库存和亏损。

如果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尽可能做低商品成本”是规模经济时代的制胜法宝的话，面对如今愈发分众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小众市场，没有什么比找到自己的目标客户群和细分市场更重要的了。

那么，商家怎么去找到这些人呢？“Z世代”在哪里？有消费潜力的“新中产”“银发族”又在哪里？最直接、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数据赋能。

近年来，在线销售中采用较多的“拼单”“参团”方式就是“数字化销售”的典型代表。通过社交媒体转发商品链接、线上直播等方式，达人、主播、网店卖家等销售主体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集聚大量对某一商品有需求的人。本质上，这就是商家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非常快速、高效地触达自己的细分市场和目标客群。

由此，企业经营管理也将从工业经济时代对精益化生产的极致追求，转向对终端消费者消费体验的创新与打磨、对个性化消费需求的钻研与取悦。在某种程度上，企业需要先研究“我可以给客户带去怎样的价值和体验”，进而倒推“我的经营和管理需要做出哪些调整与配置”。

如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愈发个性化。在商业领域，这就表现为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愈发多样化细分。想要利用数字技术缓解需与供之间的矛盾，让供给端的生产、运转、管理变得更高效，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产业、数字贸易是关键。

用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现在，“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数字产业”已成为人们每天在新闻中就能接触到的热词。过去，我们讲到生产要素的时候，会谈到资本、人力资本。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我们需要把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同时，基于现代信息网络，高效利用各种现代通信技术，提升数字经济活动效率、优化经济结构。

联合国贸发组织对数字经济的层次划分有一个定义。一般来讲，数字经济的核心层包括硬件制造、软件、信息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业、通信电信业。中间层包括数字化的服务、平台经济。在核心层和中间层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是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包括传统商家通过平台开展的电子商务、智能制造、智慧农业以及各种可使用算法驱动的行业智能。我国关于数字经济的理解和统计口径基本包含了上述所有的内容。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整体框架显示，数字中国建设要求至少包括：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构建国家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各级数据统筹管理机构；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在农业、工业、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完善与数字政务建设相适应的规章制度；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规范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网络数据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体系等。

其中，“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是两个基础。“大动脉”“大循环”两个词用得非常贴切。如果把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比作一个有机体，有了数字基础设施这条大动脉之后，各种数据资源就能够像血液一样循环、流动起来。基于这两大基础，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文化、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态文明就能成为我国做强做大数字经济的五个重要领域。

将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归纳为“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也是此次顶层规划的一大亮点。

构筑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包括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机制。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包括要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健全网络数据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体系，等等。

此外，这份顶层规划对“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有所强调，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还是“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都是前文所述“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的必要前提。

未来经济决战数实融合

讲了那么多，大家会发现建设数字中国的一个核心命题还是在于数实融合。所谓“数实融合”，就是数字化和实体行业、实体经济怎样更好地去融合发展、协同发力。顶层规划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促进数据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

近来，国内一些城市纷纷建立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所的建立，特别是国家级数据交易所的确立，其意义不亚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证券交易所。由于数据从产生到利用的过程涉及多个环节，围绕数据要素的交易，将形成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服务生态。根据上海数据交易所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和数据相关的服务提供商涉及的业务领域已包括数据分析技术服务、数据加工处理服务、数据治理服务、数据合规性评估服务、数据咨询服务、数据资产评估服务等，总数逾千家。未来，数据“大循环”真正畅通起来之后，与数据有关的企业队伍会进一步持续增加。

即使不是和数据直接相关的服务提供商，政府、企业、各级组织也面临从一个普通的组织向数字化组织转型的必然过程。以企业为例，未来能否决胜数实融合，首先要看是否积累了业务数据、其中是否包含有价值的数据，其次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让这些数据发挥价值的途径。企业既可以选择用这些数据来驱动自身的业务创新，也可以用来进行交易、供使用者有偿使用。不论是哪一种，数据用好了，潜在的价值空间都很大。

那么，这些数据从哪里来？当然来源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程。这里所说的数字化，不仅仅涉及技术层面，比如上几套系统、做几个应用程序、购买几个软件服务，而且要求企业具有通过技术应用积累业务数据的能力、通过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促进业务迭代创新的能力。

就个人层面而言，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社会的每一位成员，无论他处于人生的哪个年龄阶段，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和相关技能。当各种与数字技术有关的新生事物进入我们的生活以后，我们如何自处、如何他处、如何与人工智能协同合作，都有待深入探索和思考。

进入2023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参与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机构，几乎全部要与数字化接轨。全行业、全社会都需要向更多人普及数字化的思维、培育更多数字化人才、解读更多的数字经济现象、研究和普及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展望未来，数字核心技术研发和数字经济的普及应用相结合，才能够带动产业和经济的全面振兴。

（作者：崔丽丽，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