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尽安

编辑|文知远

接下来将会梳理和分析财政分权、金融分权的历史演化过程以及其演进特征。

一、财政分权、金融分权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一）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发展历程

对我国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历史演进过程的简要梳理，财政分权是逐步加深的过程，而金融分权由于界限划分比较模糊，集权中可能有分权，分权中也可能存在集权。

但总体上呈现出分权的趋势。

（二）财政分权、金融分权特征分析

钱颖一曾经提出过“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的概念，即为了达到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最优匹配目的，中央政府会将部分控制权下移地方政府。

我国的财政分权主要表现为事权划分、财权划分、转移支付三个方面。

其中，中央政府对事权与财权的划分主要是考虑各自的相对信息优势，因为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本地区居民的需求。

从而更容易调动辖区内经济主体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此外，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问题，而作为解决此问题的转移支付手段主要体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无偿性拨款或补助和政府间转移支付两种方式上。

同时，中央政府也推行对地方政府税收返还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增加地方政府收入从而达到调节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金融分权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金融风险以及平衡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

也指出金融分权的实现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断通过博弈所产生的结果。

一方面，金融资源的分配是中央政府直接安排给地方政府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地方政府以“倒逼”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攫取而来的。

建国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水平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集中有限的金融资源并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而开放后，中央经济工作中心的确定，使得中央对地方争夺金融资源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在这个阶段后，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导致的金融风险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并开始着手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随后阶段，中央政府又开始审慎放权，并强化地方政府的风险应对责任。

综上，可以得出金融分权的程度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集权和分权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达到的平衡点。

二、资本深化的驱动因素

（一）政府机制与资本深化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推动地方经济水平不断上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地方政府之所以有极大的积极性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分权体制的发展与。

在经济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集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权于一身。

特别是开放以来，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逐步成为区域内具有经济发展目标和自我利益诉求的行为主体。

将这样的地方政府假定为政治经济人，这为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解释。

另一方面，金融分权作为一种体制安排，它的形成离不开一国的政治体制、历史背景等外部宏观因素。

立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背景，我国的金融资源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此外，由于经济分权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投资方式主要有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型投资两种。

相比较创新型投资，生产型投资具有投资周期短、收益见效快以及不确定性小等优势，所以地方政府会对生产型投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

同时，地方政府“重生产，轻创新”的投资偏好会影响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具体包括地方政府自身的投资决策、企业投资行为以及整个社会投资。

这进一步推动了偏向型投资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形成，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促使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的不断上升。

（二）市场机制与资本深化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利用资本来代替劳动的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偏好，因为这种对劳动力使用的节约倾向会使得劳动生产率表现出逐渐提高的特征。

而且在市场利率机制上，我国长期实行低利率对策，这种降低资本使用成本的做法能够进一步地刺激企业的资本深化倾向。

另外，需求因素也是导致产业资本深化的重要诱因。

一方面，随着国民收入与国民消费不断地发展和演进。

当市场购买力达到一定程度，会促使经济发展在产品的规模供给、效益以及竞争的激励下引发新产品向装备制造、能源生产等方面扩张。

而这类部门往往具有较高的资本密集程度，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发展过中的资本构成偏高。

另一方面，国民的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升级。

特别是近些年来，居民对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非常旺盛，并也相应地推动了其对钢材、电力等消耗品需求的增加，长此以往会不断地助推投资热潮。

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发达国家产业的国际间转移也成为我国资本深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因素，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成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吸引点。

但是，由于近些年来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各地方政府对外资引进的需求，中西部也逐渐成为跨国产业的转移地。

三、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影响资本深化、资本深化效应的作用机制

（一）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资本深化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策目标与手段存在明显差异。

特别是在目标上，地方政府表现出自利性追求的竞争对策取向，注重本区域经济实力的提升。

而金融分权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也存在着明显的目标差异。

一方面，中央货币管理当局希望通过集中手段去管理地方金融机构。

从而预防地方推动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则希望拥有更多的金融资源与更大的金融自主权来引导地方投资。

除了财政金融分权下的央地目标差异以外，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更是直接成为推动地方政府干预投资的关键诱因。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指标兼具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而只有干预当地经济发展才能为其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和政治利益。

此外，支出法下核算的GDP主要依赖于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而只有投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并且能够在短期内对GDP产生显著的影响。

此外，加大投资所带来的资本深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所以，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必定会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进一步了解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是影响人均产出的核心因素，而其中依靠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不具有短期收益性。

所以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方式推动的资本深化是助力经济飞速发展的捷径。

对于地方政府干预投资的途径，具体主要表现为通过进入管制和信用干预两种手段去影响辖区内投资。

进入管制方面，各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产业对策的导向作用，鼓励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化工业部门的发展等。

而随着各地逐步进入恶性竞争的局面，也会逐渐显现各地投资过热、产能趋同、重复建设等恶果。

信贷干预方面，地方政府首先表现为对国有银行信贷资源的争夺，其次依靠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大规模建设。

同时，地方政府也可能通过对银行借贷决策的影响，帮助企业获得贷款，而且地方政府对信贷资源的干预也会使得各类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入政府重点认可的项目建设上。

此外，地方国企存在明显的过度投资，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广泛的非经济联系为地方政府干预其投资提供了方便。

此外，关于中国的资本深化进程是否过早的讨论，学术界有著名的“吴厉之争”。

但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的资本深化进程离不开其特殊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行为推动了资本的不断积累；

而且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经济形式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之一。

财政金融分权体制背景下，由于央地目标存在差异，并且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指标兼具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

这些会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进入管制和信用管制两种主要渠道去干预社会投资，会大规模推动投资热潮，从而导致资本深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进而加速了资本深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