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创造财富，制造了房奴车奴卡奴，人民币保值增值需要金融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海内外一致公认的辉煌成绩，但由于我国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的财富主要构成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外汇资产。

在新一轮金融风暴的洗礼中，这些资产已经遭遇了重大的“摧残”。而且，这些资产还将因为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今后日益高涨的高通胀及美元贬值，而使得全球第一的美国国债持有大国，也就是我国将继续蒙受不可避免的损失。

未来我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管理财富”的能力和效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普通人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从而形成人民币财富的保值增值。

1、个人为什么会负债

个人负债分两种情况，一是微观个体资金流出现暂时性的周转困难，需要借助外部融资来渡过难关。二是个人通过融资，进行相关的资金资产配置，以期带来超过债务利息的回报。简单说，就是通过借钱来赚钱。

而债权人之所以肯把钱借出去，不外乎是看重融资能够带来的回报。要么是亲情友情提供救急融资帮助，要么就是获得理想约定收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趋势性下降——2012年跌破8%，2015年跌破7%，2018年降至6.4%，2022年进一步降至3%。

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的增速更是双双腰斩，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由2007年峰值的13.7%跌至2018年的6.6%，人均收入增速由2007年的17.6%降至2018年的8.4%。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

而且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更是大幅提高，截至2018年年末已升至48%，高出危机前16个百分点，同期中国人均债务余额也由2007年的2.7万元升至16.2万元。2022年全国负债人数7.8亿，人均负债20.5万元，4.2亿人面临还不上贷款。由此可见，危机以来微观个体的福利是急速恶化的。

本来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开始趋势性下行，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相应市场预期也由乐观转为悲观，这些变化必然致使融资回报率出现下滑。

而债务增长越快，“有利可图”的债务行为的比重就会越低，相应个体融出方的金融风险无疑是显著增大的，而融入方的财务负担则在持续加重。因而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收缩债务是理性的选择。可是，危机后中国债务并未受限，反而增速更快，2008—2018年债务年均复合增速高达18%左右，高出危机前5个百分点。

这就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诡异之处，结果则是中国债务的效率越来越低。长此以往，很难确保不出现大规模违约行为，甚至是危机。实际上自2014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就陆续发生违约事件，2018年更是产生了集中违约潮，当年有1200亿元的债券违约。

华福证券研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21日，2022年债券市场已有65家发行人违约，共涉及境内外债券162只，违约规模合计为2902.21亿元，总规模与去年相比小幅增长3.19%。

但贸然釜底抽薪，人为收紧债务环境，又是不可取的。毕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负债融资“救命”的成分大幅上升，突然收紧银根，只能催化经济的硬着陆。

现在房企发生了多起违约事件，国家从融资和负债角度去控制房地产市场的金融风险是有一定效果的。三条红线是监管层收紧房企融资较为清晰的标准：1、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可大于70%；2、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3、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

因此，中国经济再次进退维谷，仅仅靠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已经很难让问题缓解，相应只能依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扭转处于下滑态势的劳动生产率曲线。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经济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冲击下，依然能保持改革开放40余年所创造的“中国奇迹”的发展势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确是事实。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今天能够拿出这样辉煌的成绩单——不管它和成熟市场相比还有怎样多的缺点，它一定存在自己“成功的秘诀”。

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只是看到它存在诸多的问题，而拼命地去寻找其他替代当前制度的模式，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找到的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后会遇到更多问题的“死胡同”。所以，不总结今天的成功经验，而“舍近求远”，甚至“舍本逐末”，最终一定会付出巨大的“成长的代价”。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主动去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来倡导“人民币的国际化”这类“管理财富”的大国战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的“秘诀”背后却有着“软肋”。

2、中国经济创造财富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余年，前30年创下的持续不衰的“高增长”的奇迹，是民间资本利用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低成本的价格竞争力所致，也是成功地利用外资企业的品牌和中国产品走出去的开放型战略所致，而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一直是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绊脚石。

在目前中国社会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客观情况下，简单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刺激“内需”以应对外部危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增加自主研发产品，提供中高端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才能让居民消费的起，还得起债，否则大学生、研究生去和蓝领抢饭碗，做快递、送外卖同样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出现了寒窗苦读也未必有高收入的尴尬就业市场。

光用刺激消费替代“外需”所推动的“结构调整”做法，不仅无法治本，而且还让政府不得不过度地干预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形式上的“增长”，从而最终造成其无法“退市”、“地方债”过多、“重复建设”、“行政垄断”的不良后果。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严重影响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中国经济固有的“创造财富”的市场活力。

中国经济这种“创造财富”的增长方式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激励和疏导国内不断积累的“流动性”走向不断加快建设和完善的金融市场，并通过其中专业化的团队力量将它配置到中国自主创新的各类“风险投资”项目之中，而不是一味地通过被动的宏观紧缩调控政策来应对“流动性过剩”的冲击或是放任自由，让居民担心 “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现象爆发。

事实上，到那时，一切“常规性”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将变得无济于事，而行政性的强制管理方法不仅很容易走过头，而且今后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再要保持“常态性”的运行，将会付出不可低估的代价。

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需要一个能够承受高风险、创造高附加价值的“直接融资”平台；个人管理财富的能力需要一个能够分享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专业机构化的“间接金融”理财渠道。否则产业升级和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就会成为纸上谈兵，最多也只能达到暂时性的“宣传效果”而已。

中国出现的中小企业接连倒闭、农民工打道回府、外企资金撤离、银行业惜贷、政府税收明显滑落等现象，已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也不是一个像美国处理本国金融危机那样，仅仅靠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手段就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

出口和民间投资“双降”。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2万亿。2023年1月对美出口却下降25%，去年10-12月，欧美国家的外贸订单就出现了明显的减少。

美西方国家如今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导致国内居民已经失去了消费热情，并且官方的补贴也停止了，手里根本没钱消费，这便是造成我们出口订单减少的一大原因。

2022年全国GDP达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驾马车”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98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和0.51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32.8%、50.1%和17.1%。因投资而引致的资本形成对稳增长、护大盘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民间投资疲软，同比仅增长0.9%，占比从2021年的56.5%下跌至54.2%，同时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投资增速也显著下滑，全年分别增长0.2%和下降4.7%。

在未来财富增长过程中，居民、企业通过金融思维，通过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来提高中国财富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汇集全球财富的金融服务能力。

如果不妥善处理好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内资与外资间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关系、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就会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冲突”而变得模糊不清，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就会大打折扣，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及其推动力也就难以形成。

3、挽救中国经济的活力

2008金融危机，这场“寒冬”已经造成了6.7万多家中小企业的亏损和倒闭。如果再不及时地导入相应的“救急”措施，中国中小企业的受害面可能还会继续扩大。

为了提升中国大众的信心，中国政府毅然决定启动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并以这场“危机”为契机，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发展失衡”的问题提到救市计划的“篮子”中，即以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为投资的主战场，通过大规模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家电下乡的农村消费扶持计划，把沿海城市表现出来的“过剩”的产能释放到为中西部地区和农村今后推进“城市化”所需要的投资环境的建设中。

由于各级政府成了这一次挽救中国经济的主力军，银行找到了政府带来的这种“安全性”，所以，银行能够借助自己掌握的丰富的大众储蓄资源，向市场慷慨地投放出在金融危机中更显得宝贵的流动性资金。这和欧美金融体系直到今天还在拼命“去杠杆化”、大规模收回流动性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看上去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由于这些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不断下降，最后所爆发的信用危机一定会造成广大的中小企业被今后更多的金融机构所边缘化。

正是由于这种政府主导的及时“输血”行为，才使得中国经济最快地摆脱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才能让中国依然保持着世界经济舞台上增长最快的地位，并拿出了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7%的好成绩。这也让绝大多数经济处于负增长的国家再次意识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

去年又来了一个12万亿救市计划。但是，我们也开始逐渐意识到上述这种政府主导的“输血”行为，如今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原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民间企业“活力”，在如今欧美经济继续疲软、贸易摩擦日益升级的环境下，如何转向国内，尽快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其次，靠政府的“政策安排”来完成，还是靠市场自身固有的“造血”能力和制度环境的完善来将它“激发”出来，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民生问题。比如水、电、煤、交通、通信等特殊垄断行业，不仅关系到民生，也关系到国家安全，提供给老百姓的产品和服务，其价格形成机制应该要做到透明化、社会化和市场化。

政府要为中小企业创造能真正起到“雪中送炭”作用的扶持机制，而不能仅仅提供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那种形式上的“锦上添花”的融资方法。

需要政府创造条件、充分鼓励有专业化投资能力的民间资本去扶持融资困难但前景远大的中小企业的成长。同时，要给予这类做“慈善”事业的民间机构优惠的减税支持，及时为他们提供创业所需要的各种服务平台，并让他们能在适当的时候利用成熟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分享到这类有希望的中小企业所带来的可观的财富效应。

美联储持续加息，工业原油价格的上升、欧美市场需求的萎缩、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流动性过剩所导致的政策上持续的货币紧缩，以及火药味越来越浓的贸易摩擦等，这些不利因素收窄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利润空间和项目资金自我调整的流动性空间，造成了部分民营企业“停业”和“破产”的巨大压力。

这些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必须改变以往的增长模式，以提高该地区乃至中国社会整体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包括当前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的能力）。

再次，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是否能够替代企业自发的投资和个人安心的消费意愿。社会保障与居民储蓄成反相关，居民为了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又不得不将有限的收入存起来备用。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从而创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社会和谐度。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比如，缓解老百姓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支出上的大额负担，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中国大众过多的储蓄和全民炒股的倾向，引导资金转入正常的消费通道，从而带动企业供给的持续增长，并以此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打破目前部分行业的垄断和低效率的落后格局，从而推动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各个地方政府无视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的约束条件，只强调形式上的区域平衡发展，不仅浪费国家宝贵的资源和纳税人的财富，而且可能还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局面。

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支问题，因为没有明确地、合理地规定地方政府的“权利”和“义务”规则，没有意识到靠地产拍卖来维持财政收入的“不可持续性”，没有向老百姓说明过度投资的危害性，没有梳理好历史遗留下来的财政负担和发展民间资本来增强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所以，与欧洲债务问题相比，可能会更加严峻、更加复杂。

产业结构的升级可以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内自己的“垂直分工”产业链。这种分工和合作不仅能替代长期以来中国较高对外依存的合作模式，从而减少贸易摩擦，而且也给内地发展创造了机遇，避免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高代价运行的“世界加工厂”的问题。

在长三角区域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下，以高端制造业、研发和服务业为主的外资企业集聚长三角，而加工贸易型外资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深入内地，继续享受中国生产成本低廉所创造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会改善这些落后地区偏低的收入和就业水平。

中国经济直到今天还无法摆脱自己处在一个“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矛盾体”之中。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改变今天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结构，而增加能够有利于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的“直接金融”的比例！

“房奴”、“车奴”和“卡奴”，反映了当今的人们在现代消费信贷生活中所出现的支付压力难以承受的社会现象。

超前消费无可厚非，但消费的“度”不应该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尤其在年轻人之中为什么要把超前消费当做“时尚”，却去取笑和鄙视中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尤其可悲的是，没有美国老太太的价值观和社会环境而一味去模仿美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结果，“超前消费”的流行词不知不觉就被“房奴”、“车奴”和“卡奴”这类悲哀的词汇所替代了。

4、结语

金融学理论：人们一生的消费支出不能超过其一生所能获得的收入！但是，对这个“度”的把握和认识从上看出是年轻人消费很成问题的。有很多人只想到“超前消费”，想出各种法子来实现超前消费，结果当事后银行的“催款单”堆积起来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意识到“度”的存在，才被“度”的无情和惩罚的力量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超前消费的风险教育应该在全民中普及和强化。

在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国家应该加大力度约束超前消费的行为。

很多年轻人把自己目前的收入水平和工作环境看成是永久不变的，这种“货币错觉”问题就很容易导致超前消费规模增大而没有“度”的约束。

许多人被消费信贷的便利性所麻痹。尤其是在信用卡管理和个人信用评级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消费的快乐和超支的惩罚是不同步发生的，甚至强度也是不对称的。这就会滋长很多人带着“投机”心理进行超前消费。结果当这种问题形成社会合力而爆发时，它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就是不可估量的。

超前消费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使得“度”的约束变得更加困难。比如，买房人为了讨好住房人的欢心想尽办法高档消费，而住房人只考虑自己是否拥有这个财产的一部分所有权而放松对买房人超前消费的“度”的约束，结果这种满足虚荣心的超前消费行为让买房人自己沦落为“房奴”。2022年，全国法拍房共挂拍60.6万套，同比2021年44.7万套增长了35.7%，挂拍总金额约1.4万亿元，同比增长18.6%。

把房地产的繁荣景象认为是永久持续的现象，超过自己财富能力地进行房地产投资，结果因为宏观调控或者景气周期的变化，又或者房地产投资监管的实施而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包袱。

认为超前消费已经是社会风潮，未来收入的风险不是个人的风险，而是社会整体的风险，所以一旦出问题，国家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于是，随大流的超前消费比比皆是。如今这种道德风险行为已经开始损害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2023年2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月末RMB贷款余额221.56万亿元，同比增长11.6%。银行急功近利的近视眼行为也是造成今天一部分消费者沦落为“房奴”、“车奴”和“卡奴”的原因之一。

一些人认为没有个人信贷业务的发展，也就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推动内需，从而改善我国银行和企业的业绩，使经济达成一个良性循环。

如今越来越多的“房奴”、“车奴”和“卡奴”的社会现象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有缺陷的。 消费者信贷刺激经济的直接效果是有限的，更别说改善人们收入的间接效果了。滥用消费者信贷业务则会带来“货币错觉”现象，缺乏产品的竞争力的企业，需求转移到了国外，导致虚假的繁荣。

中国整体储蓄过剩并不能反映中国居民整体收入能力增强。今天中国经济还存在很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地区收入差距现象，真正可能拉动内需的高消费阶层已经达到了他们自己所需的日常消费水平，而收入水平很低的阶层却无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消费主力军。

要想唤起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除了提高消费支付的便捷性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任何单一和过速地去追求“时尚”的做法都将无济于事；操之过急反而会滋生“房奴”、“车奴”和“卡奴”之类的现代病，使我们为此付出不必要的社会福利损失的代价。过分“刺激”内需则会带来更严重的“房奴”、“车奴”和“卡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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