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13-15世纪，欧洲游历者对江南形象，进行书写的策略有哪些？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欧洲行旅记游文本中的江南形象是在中西关系和地域关系杂糅之中呈现的。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游历者眼中的江南形象，投射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及江南地区的欲望与想象，是与欧洲放眼望世界、寻求世俗欢乐和精神慰藉的视野相契合的。

在对江南书写时采取的多种修辞手法、游历行踪的生成等策略都是为了更便于将强大中国传入欧洲世界，目光所及的江南物象在书写中总是不自觉地掺杂着游历者内心复杂的家国记忆，文化认同与文化自卑情绪流露在行旅记游文本的书写之中。

诗性与写实的江南书写

关于旅行的书写多被理解为对旅行的写实性记录，常不杂糅过多情感倾向，更注重客观现实的描写。而欧洲行旅记游文本中塑造的江南充满柔情浪漫与浓烈的生活气息，是一种诗性的表达。

之所以产生如此印象，与游历者的叙述方式密不可分。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旅行书写除注重风土人情的白描之外，还试图从跨文化视角解读游历是如何在空间中发生位移、如何表征等情形。因此在探究这些行旅记游文本中展现的江南风貌特征的同时，也应思考为什么这样书写、怎样书写、书写的意义为何。

每一个中国城市都是中国形象塑造的缩影，而独具风格的江南城市自然成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笔。在众多欧洲来华的行旅记游文本中对于江南的书写总是少不了多种修辞的运用，游历者将沿途的江南景观尽收眼底，并换化为通俗易懂、引起共鸣的文字进行描述，为江南形象在欧洲的传播、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想象提供了多种视角的挖掘。

夸张与奇幻交织

中国之所以备受欧洲游历者青睐，很大程度源于其自身散发的独特吸引力足够引起世人的注意力。13-15世纪的欧洲游历者以夸张的笔触把一个奇幻的神奇中国带向欧洲，在这些行旅记游文本中综合国力强盛的中国及其江南地区的种种景象猛烈刺激着欧洲人了解东方的敏锐神经。

实际上，无论是哪个时代的游历者都会在游记中对所描述的事物进行或多或少的夸大处理，而对于中国的夸张表述主要集中在财富和君权方面。元时的中国本来就比欧洲发达富裕，而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文明和财富又做了多多少少有些夸张的描述，刺激了欧洲人冒险前来。书中仅仅是对香料、黄金、珠宝、药材的描写，就让欧洲人艳羡不已。

马可·波罗曾被叫作“马百万”，对于“百万”的真正意义仍有待商榷，但从这种叫法中可以发现，马可·波罗对于东方的繁荣和富有的传播不遗余力，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成百上千的桥梁建筑都是他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文字描述，很多人质疑他讲述的真实性，甚至冠以“撒谎大王”之名。

面对从未见过的富庶之地，惊愕与赞叹之情时常会通过夸张的表达呈现，从这一角度来说，也可以理解为何欧洲人会有这样的争议了。那么在马可·波罗等人游历江南城市时，又注重在何处加大笔墨夸张表达呢？在文本中便有答案。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杭州被称作“行在”，在书中的描述占比相当大，记述也十分详细和生动，足以体现马可·波罗对这座元末明初历史名城的关注热情。

神奇、富庶是对杭州的典型形容词，它以独特魅力激发欧洲人对中国的幻想与好奇，也正因为这样的刺激促使更多欧洲人远航到东方，由此打开新的历史篇章。其他游历者也在各自的行旅记游文本中不同程度地表达着对杭州的赞美之情。

马黎诺里就在回忆他在杭州不同寻常的经历时反复提及，中国南方地区的伟大与高贵，拥有无与伦比的美景和充满无尽的欢乐，并多次提及繁华富庶的行在城。

《马可·波罗行纪》中对江南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也有诸多描绘，这也是马可·波罗以商人身份的独特视角观察到的江南，他写道：“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马可·波罗基于商人对商品贸易的敏锐，捕捉到杭州城香料生意的繁盛，他曾听大汗关吏说过“行在城每日所食胡椒四十四担，而每担合二百二十三磅也”，四十四担相当于四、五千斤，可见消费量非同一般。

同时，《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人口之众的形容也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以调侃又夸大的表达方式来显示他眼中的江南城市人口众多，在描述中也增添了几分幽默与暗暗窃喜的心态，使《行纪》文本更加贴近生活又不失传奇色彩。对于江南城市的道路交通，马可·波罗也毫不掩饰地加以赞扬，“行在一切道路皆铺砖石，蛮子州中一切道途皆然，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

严格意义上讲，他未走遍全城道路断然下“泥不沾足”的定论颇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从侧面说明杭州城的道路建设之完备确实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会让他发出这样的感叹。

对桥梁数量的夸张表达在众多该时期的欧洲行旅记游文本中都有所体现，前有马可·波罗说杭州城有“一万二千多座桥”，后有鄂多立克说金陵府有“三百六十座石桥，比全世界上的都要好”，都以数字夸张的方式展现自己眼中城市繁荣的江南景象。

《鄂多立克东游录》中也详细记录了他在一座寺院里看僧人提着桶喂食成千上万猿猴的奇景，这样的场景对于欧洲读者来说自然是从未见过的，其中记到的“成千上万”和“数达三千”这两个词是典型的夸张手法，浩大又奇幻的画面呼之欲出。

诸如此类的夸张言辞在当时欧洲行旅记游文本中多有体现，这些夸张手法的运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以强大的数字冲击力刺激当时的欧洲人，唯有以超出寻常的夸大描述才能更加符合欧洲人游历中国的期待。

因此在他们的描述中充斥着夸张的成分。这也是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人传播江南形象的一种独特表达手法，这既是游历者主观猜想的结果，也体现着当时欧洲人的艳羡想象。自此之后来华的欧洲游历者也多跟随他的方式讲述中国，但也在此基础上逐步显露理性传达的一面。

联想与类比共存

每一个个体从出生开始便浸润在特定地域的特定文化中成长，随着后期个体位置的移动与变化，影响其成长的文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作为游历者的个体从熟悉的本土出发向另一不熟悉的地点转移时，不仅是简单的地理空间的移动，同时也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来自欧洲的游历者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在游览众多中国城市时总会不自觉与自己熟悉的场景产生联想，以此作为类比和联系，使描写更有亲和力和真实感。马可·波罗的家乡是世界著名水城威尼斯，从小与河流水道打交道，让他对湖泊、桥梁有着特殊的感情，因此在游览江南时更多会留意与家乡相似的景观。

《鄂多立克东游录》也记录了杭州城与威尼斯河流的异同，他说到二者都是有运河的城市，而杭州城的河流长度胜过宽度，他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样的场景让他不禁联想起自己熟悉的欧洲风光，这里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

在《伟大的行在城和中国君主关系》中乌戈·康图则进一步运用全球化的视野，以同等经纬度类比行在城与欧洲城市，说到行在城可能与德国的美茵茨或意大利的威尼斯同处一条纬度之上。这便是将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关联起来的典型例证。

在众多的欧洲行旅记游文本中，书写者致力于在文中塑造一个不同于欧洲的异域世界，但总是不经意间在其中流露关于自我的家国记忆。这里便形成一种拉扯，一方面游历者不自觉地对不熟悉的文化景观作出判断和解读，另一方面不熟悉的文化又反身涉及熟悉的文化，进而要求游历者对熟悉的自身文化进行判断，并与之进行比较。

游历者在非纯粹的自我和他者的泥沼中反复横跳，并祈求能够在文化的优劣势认证中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优势认证之下会肯定和放大自我，而在劣势认证下，便会否定自我。在从熟悉走向非熟悉地域的过程中，游历者的文化身份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微妙变化。

因此，在欧洲游历者游览江南之时，这种矛盾就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既对眼前所见的风物艳羡不已、对世俗的安乐充满向往，又不得不有所收敛，始终不忘背负的本国赋予他们的社会使命。

总的来说，此类文本的书写和传播不仅为欧洲打开一个绚丽的新世界，而且对欧洲也形成一种反思与展望。这其中暗藏着文本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叙述者因某种理由展开对叙述对象的言说，而言说对象又对叙述者及其所在的文化语境进行补充，这就是隐含在欧洲游历者与江南形象之间的内在逻辑，江南形象犹如一面映照欧洲游历者及欧洲社会的镜子，投射与反馈都在这样的互动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