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的贡献力

在经济高速高质发展的进程中，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和贡献作用越来越明显。面对我国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市场空间，消费在发展“双循环”经济中有着巨大的潜力和优势，因而我们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就需要通过依靠消费需求的扩大，构建完善的内需体系，进而实现消费对经济高质发展的贡献力。

（一）积极发展“双循环”经济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依靠持续性的社会生产的发展，还需要贯彻落实可持续的消费。推动新发展阶段新格局的构建和形成，就是为了彻底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现状，更好地推动消费与投资、出口之间的协同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挥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效用，将消费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进一步实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需求的目的。

自开放以来，虽然从进出口总额来看我国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但也要看到随着规模的扩大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也在提升。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后，全球的供应价值链出现破裂的态势，疫情的不定波动也影响着我国出口经济的有序恢复和发展，这也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较深的必然结果。

单纯依靠“外循环”实现经济的发展是存在着风险的，因而我国提出的构建并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充分肯定并利用国内需求的重点上，协调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发挥内外经济循环的双重效应驱动力。

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仍有较大的潜力亟待开发，只有坚持以消费为引领合理应对新发展阶段“内外”经济循环关系，充分发挥消费和内需的重要作用，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要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方式，必须在巩固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发展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尤其是要推动市场要素和商品开放转型升级，以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促进需求的发展。因此，我国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国际经济互动合作，正确把握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个方式的协调发展，保持经济的稳定高质发展进而让人民的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展现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二）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

双向协同联动发展当前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在经历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结构转变，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逐渐提升，对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都要进行有序调整，从而在调整过程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协调平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进而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高质量的物质资料和基础条件，以需求侧结构调整促进供给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和消费存在辩证关系。

生产决定消费，生产结构也会影响并决定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也会制约着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如果社会生产不考虑消费需求就会引发生产结构的不合理问题存在，进而导致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社会供给出现不匹配的现象，需要的东西供不应求，而不需要的产品却供过于求。

因此，我国注重产业的协同发展，合理科学地分配产业分工环节，保障产业链条得到技术和资金等物质条件，进而推动不同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协同性，提供质量更加优秀且种类更加丰富的产品，进而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推动消费需求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国发展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过程中也验证了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同样会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导社会生产构成和生产总量的增加，这也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我国通过调整生产结构，依靠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动进行变化，进而保障生产能够满足消费需求并进一步形成新的需求。

最后，我国注重培育社会消费力，依靠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的双向联动效应进行调整和升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消费力的解释不仅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说明其代表着主体获取消费资料的能力，还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消费力同生产力存在联动的协调性。

因此，我国在新发展阶段不仅需要从生产角度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从消费角度进一步调整优化需求侧结构，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双向联动效应，保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满足人民的需要。

二、改善人口结构的政策选择

随着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的增长趋势越来越高，我国老龄化人口程度加深预示着以新增人口和适龄劳动人口为人口红利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能得到持久性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减少也会影响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的稳步提升，从而陷入市场供给产品的不足和人民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双重困境。

因此，依靠人口结构变化寻求内需的推动力，进而发展新的人口红利经济是我国进一步推动供给和需求双侧协调发展的重要实践。

（一）发掘“银发经济”消费新潜力

从人口结构变化来看，老龄化人口的逐渐增加以及我国逐年降低的生育率，未来社会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老龄化人口的需求中可以寻求消费发展的新机遇。首先从储蓄角度来说，老龄群体的储蓄意识较强且储蓄基础较厚，这说明老龄群体具备消费的能力但由于老龄化群体的储蓄行为更多是出于保障“未来之忧患问题”。

因此，政府应该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空间，进而增强消费需求的同时帮助老龄化群体转变消费观，让老龄群体敢于消费参与消费。从需求角度来看，“老有所养”是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中并得以继承下来的，因而老龄群体带来的消费需求将会向医疗、养老等健康方向转移。

政府需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保障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快构建居家社区等医养康养相结合的体系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进而满足老龄化群体在医疗、养生等方面的需求，其次，老龄化群体也推动相关产业变革发展，社会应该进一步发展相关产业满足老龄群体的消费需求，充分挖掘和释放老龄群体的市场潜力与空间。

政府在此背景下更要注重产业的升级优化，进一步扶持养老、旅游等相关产业满足老龄化群体的消费需求特色，进一步推动“银发经济”在多领域市场的发展，从而增强人口结构变化下居民的消费质量。

（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下适应人口结构变化

在我国新发展阶段，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是为经济持续性发展提供源动力的根本保障。从需求侧结构来看，人口总量的提升会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空间、增加市场消费潜力，人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也会随之增加。

而随着经济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更加追求生活的品质水平，这就进一步推动人民提升教育程度，进而提高收入。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人民会在满足消费需求上有更大的消费自由和空间，追求的消费层次也会越高。从供给侧来看，人口结构的转变带来的新人口红利趋向会增加资本积累并催生消费、劳动等方面的投入。

因此，我国在深入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和科技变革中，充分依靠科技创新和高素质人才资源等额供给，培育更多人才资源优势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发展。首先，国家应该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力度，面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发展趋势，我国培育高素质人才资源需要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完善，提高人民的综合素养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源要素，进而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我国应深化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的深度和广度，面临人口结构中总体生育率增长速度低于人口老龄化增速的问题，不仅是从老龄化群体总量来说需要保障其社会保障内容，还需要通过完善新人口政策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从而改善人口结构促进消费需求。

最后，我国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对区域人口结构的发展有着影响，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从而优化人口在城乡结构的占比，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进而实现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