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注资民营企业的动因是什么呢？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中，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核心环节。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实施股份制改革，不断激发企业活力；依靠建立科学企业制度来简政放权，努力提高经营自主性；经历整合重组来实现优势产业集中，积极调整行业布局。顺应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之势，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不断融合，混合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

在当前国有资产改革背景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需要通过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方式合理地优化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布局，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互惠共赢，推动产业聚集和转型升级，进而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

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发展依托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运营。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放权让利、建机转制、完善监管和全面深化的四个阶段，企业活力不断被激活。在此期间，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和以民营资本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在持续地相互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成长在发展逻辑上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内在关联，其进程也保持着高度一致性。

国营和民营资本的结合是双向混合，既有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又有国有资本投资民营企业。一方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实质性的进展。根据国资委报告，自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吸收了1.5万亿元民营资本参与混改，中央企业集团及各层级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已达到70%；地方国有企业吸收的民营资本金额则超过7000亿元，地方国企中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达到了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

此外，国有企业的股东结构也逐渐实现了多元化。在2012年，中央企业中的民营资本股东权益仅为3.1万亿，占比为27%；而到了2020年，民营少数股东权益已经达到了9.4万亿，占比提升到了38%。自党的十八以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途径有效提升盈利能力的中央企业超过七成。另一方面，国有资本也通过多种形式入股非国有企业。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算得出，2000-2007年间每年都有上千家民营企业接受国有资本的投资，并且行业覆盖面广泛，包括水、电力、热力供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行业，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开采行业，甚至是饮料制造、印刷等竞争性行业。当前，中央企业已经使用超过四千亿元人民币国有资本金通过多种途径投资入股了超过六千家民营企业。这种国有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将不断推动国有和民营资本合作互补、共进共赢。

国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都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当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经济为基础和主体的所有制格局，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私人企业不愿进入或者无法进入的领域。尽管国有经济规模非常有限，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旧经历了几轮大规模国有化历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为了应对战争需要，曾经对军事工业、铁路、航运和动力等行业内的民营企业实施了国有化。

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政府购买了大量濒临破产的私营企业的股票，通过对银行和一些重要工业企业实施国有化来度过危机。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等国出于应对战时紧急情况的需要，对私有企业实施了一轮收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奥地利也对本国基础设施、公共事业、金融和矿产资源企业实施了国有化，以迅速完成战后经济重建。

而在此后，西方国家曾多次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政府同样通过购买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和地产企业股份的方式，避免大型企业因资金周转问题而倒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英国、德国政府都曾经出巨资收购本国大型银行和房产机构的股权，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纵观西方国家国有化的几轮周期可知，西方国家将国有化首先作为应对战争、经济危机等紧急情况的非常手段，并且通常会在紧急情况结束后再次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部门。西方国家的国有化并不会改变其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这也是与我国民营企业国有化现象的本质区别。其次，政府还会为了获取经济利润而对自然资源开采企业实施国有化。

在具有丰富的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国家中，资源开采行业能为政府创造可观的财政收入，特别是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产权制度尚不完善，在价格发生波动时，自然资源价格上涨幅度很可能会高于为政府增收的幅度。

此时，政府便具备了很强的经济动机来接管资源开采行业，从而更直接地享受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矿产资源价格上升显著提高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征收外国投资企业的可能性；对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是东道国政府在面对高投资利润是展现出的机会主义行为。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石油部门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发现伴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上升，政府会更积极地接管和控制石油行业内的企业，以便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

再次，政府为了实现战略行业部署的政策目标而实施国有化。在上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将包括石油、冶金、采矿等关键行业内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出售给了私人部门。而大规模的私有化引起了民众不满，俄罗斯政府自本世纪初开始对曾经出售给私人部门的原国有企业实施再国有化。

研究俄罗斯政府对私营企业实施再国有化的原因发现，俄罗斯政府在收购的过程中主要选取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行业中的私有企业，并没有考虑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经济重要性。私有企业的战略意义是政府选择国有化目标的首要标准。在我国，行业的战略意义集中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制定的产业政策当中。

此外，政府还会基于社会性动因对民营企业实施国有化。为了缓解失业对地方劳动市场造成的负担，地方政府会对民营企业实施国有化，如果省级领导人缺乏强大的政治关系，那么该地区的民营企业实施国有化的可能性更大。

国有化能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提高社会公平性，但同时也会削弱工人们的工作动力；私有化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提高生产效率，但也会损害收入的平等性。而这两者之间权衡结果最终取决于商品价格等外部因素和税收制度等国内因素。

最后，民营企业会通过引入国有股东来获得政府帮助。在我国经济转型的早期，法律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经济新形势的变化，企业产权的保护制度还不健全。民营企业不仅会因为缺乏契约制度保护而在交易过程中处于劣势，还可能因为缺乏产权制度保护而被政府或其他权力集团掠夺个人财富。

因此，民营企业会通过引入国有属性产权来获得非正式的产权保护。他们采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发现，在产权制度以及契约制度尚不完备的营商环境中，民营企业会自发地出让一部分的股份给政府或国有企业，这反映了民营企业通过国有收购寻求“产权保护”的动机。认为在民营企业可以利用国有化来获得国有产权提供的产权保护。

研究发现，在被政府征收可能性较大、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中，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国有化。除了产权保护之外，民营企业还希望通过国有化获得其他资源。其他研究表明，民营企业还希望国有注资能够帮助它们跨越政府力量设置的行业准入门槛，进入到一些管制性行业中去。以人民币汇率改革为契机研究发现，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时会通过寻求国有股权来获取政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