咫尺之外，便是伟大的贝加尔

本文作者：胡成

选自《我已与一万亿株白桦相逢》

本书是自由撰稿人、摄影师胡成的西伯利亚游记。语言不通、单枪匹马的他，搭乘全长9288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列车，经停十座城市，横跨七个时区，与一位又一位陌生旅伴相逢。

跟随这本游记，真正读懂俄罗斯人。

咫尺之外，便是无尽的海

胡成

站在苏维埃广场南侧的公交车站，看着列宁同志的左耳，阴云仿佛铸铁，与列宁同志同样颜色的冰冷。

气温在冰点。

列宁同志呵出的水汽，像是乌兰乌德无数工厂烟囱的浓烟。

这股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似乎正在整顿行囊，裹足不前。我原本以为今天冷空气会南去，会暖和起来，我乐观得像一个傻子，穿着单衣，还有凉拖鞋，就像离开哈巴罗夫斯克那天，207次列车圆鼻头的女乘务员。

几天以后，我所遭遇的冷空气，会到中国吧？就像昨天早晨，在西伯利亚铁路上空遇见的那群大雁。如果你们谁看见它们，请告诉我。也请告诉我，冷了吗？

让你们感觉到寒冷的，就是这股几乎让我冻毙在乌兰乌德清晨街头的冷空气。

街道太过清冷，没有想到乌兰乌德火车站又太过热闹。不大的候车厅里，挤满了坐着站着的大包小包的中国旅客。距离一座地道的中国火车站，只差一点弥漫在空气中的红烧牛肉方便面的气味。

孤立在外围的中国旅客，神色茫然，反复比照着电子公告板端详自己手中的列车车票，不得要领。他们没有去询问领队，反而围住了我——我端着在候车厅里新买的一杯红茶，也许是因为我手中忧郁的茶杯与唏嘘的茶袋暴露了我老俄国的身份，也许是因为他们有些畏惧他们的领队。胖胖的领队坐在一张长椅的正中，虽然候车厅里人满为患，但是并没有人敢坐在他身旁的空座。他张开双臂搭在椅背上，乜斜着眼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继续倨傲地眺望着空旷的月台。

他们想知道自己的322次列车何时到站，到站停靠几号月台，仅此而已。

他们来自辽宁朝阳，裹得足可以应付乌兰乌德，或者他们将要前往的俄中蒙三国边界之地的后贝加尔斯克（Забайкальск）的寒冷。“去旅游”，他们众口一词。

当然，我们彼此都清楚，没有人会行李沉重地从中国远赴西伯利亚腹地再转车回到距离满洲里不过九公里的后贝加尔斯克旅游。

谋生总是不容易的，去更北的北方，涉险滞留异国他乡。

领队懒懒地站起来，示意启程。他们蜂拥而起，蜂拥而去。

候车厅瞬间清冷下来，仿佛潮水退去的沙滩。还有潮水退去以后显露而出的几块碎石，是仍然在酣睡中的无家可归者。俄国警察过来，检查身份证件，安静地劝他们离开。

偌大的候车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直到看见赤塔而来的069次列车停站在最靠近候车楼的一号月台，十号二等卧铺车厢外裹着臃肿冬装制服的女乘务员，站在月台跺脚取暖。

赤塔也冷了。

不过，西伯利亚铁路列车，从来都是可以抵御极度严寒的。《旅苏纪事》中一九二七年的列车：

与九十年前唯一的不同，是不用再下车去候车楼打开水，电热水炉安置在每节车厢车首乘务员室门前，列车停站开敞车门的等候时间，我正可无所事事地倚在电热水炉旁取暖。

但是，这个世界，依然是清冷的。

069次列车空荡荡地停站在乌兰乌德，漫长的一个小时的等候之后，依然是空荡荡的。

清冷的月台，唯一的喧嚣，是买到我对面23号下铺车票的老太太上车的时候。她的家人们来送站，老先生、女儿还有孙女，围在车门前话别。直到列车将要离站，老太太才蹒跚走来坐在我的面前，小桌摆上一大瓶矿泉水，盛满食品的塑料袋，覆上一面方巾。电话，一张报纸。作为俄国人必备的一本填字游戏，一支圆珠笔以及老花眼镜。作为俄国女人必备的一袋糖果。还有作为老俄国人必备的一只茶杯、袋泡红茶与方糖。

我羞愧地把我原本放在小桌上的只装着两盒方便面的塑料袋扔在了没有人的上铺。

塑料袋还是我从中国带来的，上面有硕大的老花眼也可三米之外看清的汉字，这让老太太知道了我来自哪里。在列车启动前的最后一刻，已经出站的老太太的女儿，忽然又想起了些什么，匆忙跑回来，站在车窗外给老太太打电话——需要抵御世间列车所能遭遇的最寒冷的天气的车窗，让月台上的人们像是哑剧舞台上的演员。老太太显然没有弄清楚状况，她的友善让她接起电话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替我和她的女儿介绍彼此。她指着我对女儿说：“Китай”——俄语称“中国” 为“契丹”，对于完全不懂英语的俄国人，英语“China”的发音时常会让他们迷惑，远至中亚，均是如此——然后指指自己再指向女儿对我说：“Mama. Mama.”但是显然事情重大，老太太的女儿甚至顾不上与我示意，便径直与老太太说了起来。

老太太应和着，却依然牵着我的手。她的手，“相当暖和，只穿一件衬衣就够了。”

车窗外，城市淡去，世界重新恢复草原，白桦，还有落叶松林。

白桦像是不守规矩的看客，总是跳在落叶松林的身前，好奇地张望世界。

西伯利亚铁路在色楞格河谷间，河谷与山谷间，重新恢复连绵的木屋。

我瞥见西伯利亚5622公里的里程牌。

老太太戴上眼镜，开始她的填字游戏。清冷的车厢，赤塔过来的零散的几名旅客，还裹着被子没有醒来。太过安静，一页没有填满，老太太已经有些昏昏欲睡。

摘了眼镜，合上书，放下笔，撑起胳膊，托着腮，眯缝眼睛，似乎还在看着哪里，眼皮却越来越重，打起了盹。

老太太和她的女儿

还有车尾39号边铺下铺——边铺的编号紧接相邻的36号上铺由37号向车首排至54号——消瘦的戴着眼镜的金发俄罗斯男人，我上车的时候他就支起上身躺在那里，头冲车尾，背对整节车厢的旅客。一直那样，专注地看着车窗外迅疾后退的白桦林，白桦林打碎的阳光落在脸上，忽明忽暗。

我坐在车尾看着他，他看着窗外，我们一起忽明忽暗。

我们如在上映黑白默片的电影院。

贝加尔湖，黑色浓云下的，黑色的贝加尔湖。

我们，所有我们一起，随着色楞格河，看见了贝加尔湖。

旅客

贝加尔湖忽然就在窗外，湖水漫过了车窗外所有的视野，列车如在海边，无尽的在风暴来临前努力压抑愤怒的海边。

所有人都醒了过来，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海。

包括忽然醒来的老太太，专注地看着窗外的海，喃喃地似说与听：“Байкал. Байкал.”

老太太的目的地，是伊尔库茨克的后一站，安加尔斯克（Ангарск）。安加尔斯克也有她的家，她时常会在两地之间往返，所以贝加尔湖畔的旅程，对于她而言是最熟悉不过的。但是，即便惯看这一切，眼前的海，依然还可震撼一位俄国老人阅尽世事的心。震撼所有人心。所有人都醒来，车厢里却更加寂静，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窗外，看着窗外的海。

也许，列车即在乌云之中穿行，海浪扑打着车轮。

我不知道那一瞬间的西伯利亚铁路铺设在哪里，如在断崖之畔。更多时候，胆怯的铁路，会稍稍远离海岸，其间或者有几排欹斜的白桦，或者有几间零落的木屋。

在我看来，何其幸运，能够住在这里。

门前是无尽的西伯利亚铁路，窗后是无尽的贝加尔海。

纵然没有邻居，无所谓孤独。门前的西伯利亚铁路，每天总会有许多列车，无数人来，无数人走。

炉火正旺的木屋里，无论西伯利亚如何暴虐，朝向贝加尔的窗台上，却是春暖花开。如果天气晴好，打开右扇顶部棂格上的小窗，让屋里吹进贝加尔的风。

可是崖畔的白桦。一路以来白桦第一次不再让人愉悦，只有焦急。因为被白桦挡在身后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落叶松林，而是贝加尔。

当白桦林出现的时候，风景一如西伯利亚的别处。

但是，你怎知其后，咫尺之外，便是伟大的贝加尔。

咫尺之外，便是无尽的海。

急不可待，却又无可奈何。

我索性让这一切更加乏味，索性开始我的早餐，一盒方便面。

老太太是我迄今遇到的最友善的俄国人，也许是见着我只有一盒方便面未免太过可怜，她打开自己的食品袋，从里面大小参差的黄瓜与西红柿中，挑出一根最大最粗的黄瓜递给我。见我推辞，她却更加坚持，拍着自己的胸口，示意那是自己种的。

洗过的黄瓜，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架子上摘下来，满身露水。

一直以来，在食物价格昂贵，甚至时常短缺的俄罗斯，自家田地种的蔬菜与水果，向来也是自家餐桌上重要的补充。沿途无数的木屋，无数的院落，无一例外的是院落中都开辟有田地，俄国人在其间劳作，并不只是为着怡情，而是实实在在期盼着收成的。

如果一年所获颇丰，超过自家所需，老太太们会把多余的蔬菜水果，或者鲜花——鲜花同样是俄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像符拉迪沃斯托克旅馆里我床头的那束百合，像在无数的木屋窗台上所见的，也许没有鲜花补充生机，俄国人同样无法度过漫长的寒冬——盛在小塑料桶里，摆在街头巷尾出售。

就像在哈巴罗夫斯克我跳下电车的列宁大街街角，五六个老太太并排坐在自己的矮凳上，守着面前五颜六色的塑料桶，塑料桶里有五颜六色的蔬菜、五颜六色的水果、五颜六色的鲜花。

旅客

似乎有着极大的改变，但似乎又从未曾改变。

卖相不佳，让我觉得那些蔬果也许味道一般，但是没有想到，老太太自家种的黄瓜，却是我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黄瓜。比起中国常见的长而厚皮带刺的黄瓜，俄国人最喜欢用来腌制的黄瓜短粗皮薄，没有一丝一毫的涩口，水分更多，而且有真正的淡淡的甜味。

老太太看着我吞下她的黄瓜，这让她很开心，因为她的慈祥，而非我的赞美。

然后她才开始她的早餐：两枚白煮鸡蛋，撒盐，就着切片的黑面包。西红柿切成一牙一牙，同样撒盐就面包。黄瓜是餐后的水果，甜点是半袋夹心饼干。

是的，当然，还有一杯加糖的红茶。

我始终没有忘记看着窗外，林隙间一瞬而过的贝加尔。

在巴布什金（Бабушкин）镇的梅索瓦亚火车站（Мысовая），贝加尔忽然开敞。069次列车并不停站梅索瓦亚，开敞的贝加尔依然只是一瞥。但此一瞥，已是我所见的西伯利亚铁路的极致之美，恰在此地，在这样阴郁而起风的天气里。

梅索瓦亚火车站标记着一九三七年字样的蓝色站房，站在迎着贝加尔的风的坡上。站在那里的，还有裹着冬衣的站务员，紧缩身体，海风却撩起衣袂。似乎只是不起眼的小站，后来我才知道，最初只用作邮政车站的梅索瓦亚，早于西伯利亚全线贯通前的一八九二年即在那里。那时候，列车从贝加尔湖的对岸，搭渡轮至梅索瓦亚，直到一九〇五年贝加尔湖南岸铁路通连。一九四五年，梅索瓦亚火车站所在的小镇改名为巴布什金，为着纪念一九〇六年在火车站被处决的列宁同志的战友，伊万 · 巴布什金（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абушкин，1873–1906）同志。

蓝色站房与站务员站在高高的坡上，眺望着我们的列车。我能看见列车穿行的火车站，还有曾经交通重地的模样，错综复杂的暗褐色的长满苔藓般铁锈的轨道，整列载满原木的黑色的货运车厢，就在崖畔，崖下海浪翻滚。眺望着我们的人，不知看见的是怎样的萧瑟，不知是否如同几十年前，载着布里亚特人远赴前线的军列？

就在站外，有一条流出贝加尔湖的小河，河水湍急如无数冲破羁绊的海浪。就在河口，就在铁路桥下，居然有一个正在学着钓鱼的孩子，不知道在这样该死的天气里，他能有什么收获，或者他的收获是否一如那些庭院田地中的出产般必需。寒风吹得他的沙色头发像是崖畔的枯草，他居然开敞着他的上衣，猎猎如旗。

这是今天，贝加尔最后的苍凉。

梅索瓦亚之后，渐而云霁，渐而日出，一切也渐而平淡。

渐近贝加尔湖西南角端的库尔图克（Култук），湖面迅速收窄，能够看见湖对面的山峦，不再壮阔，不再苍凉。

我虽然没有能够在贝加尔湖边的崖畔上拥有一间木屋的幸运，但是我依然感谢今天所遇，在西伯利亚铁路最美的路段，见着了最美的贝加尔。

然而无论如何，此生我还要找一个阴雨的秋冬，再回梅索瓦亚。

库尔图克之后，西伯利亚铁路折向东北，直去伊尔库茨克。开始有隧道，开始盘山，开始还能俯瞰转在列车另一侧的贝加尔湖，但是渐行渐远，直至再不相见。

车窗外的贝加尔湖

从乌兰乌德至伊尔库茨克，全程九个小时。可以像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去哈巴罗夫斯克那样，买一张夜班火车的车票，可以节约一天的时间。然而为着贝加尔湖，傻子才会搭乘夜班火车错过这段西伯利亚铁路最美的风景——我只是因为穿得太少而像一个傻子，并不是真正的傻子。

真的。

不过这样的朝发夕至，完全可以买一张四等坐票，卧铺车票多少还是有些浪费，我甚至没有拆包我的床上用品袋。俄罗斯铁路卧铺车票，可以选择是否购买使用清洁的床上用品。被罩、床单、枕套和毛巾，密封在塑料袋中，上车时由乘务员派发，下车时俄国人的习惯是自己收拾整齐后归还给乘务员——当然你也可以弃之不顾。这项服务的价格非常低廉，除非网络购票时特意取消此选项，否则车站购票时会默认购买，售票员并不会询问，也没有人会拒绝，毕竟躺在床垫上盖着毛毯既不卫生也不舒服。

比起中国铁路，这是俄罗斯铁路最让我称道之处，中国铁路卧铺的床上用品不会随人更换，总是肮脏得令人满腹狐疑。我想大多数人愿意以少许费用换取更好的服务，而且中国铁路的高速铁路车票中，即有包含附加费用的先例，比如那瓶来路可疑的矿泉水。

在伊尔库茨克前的最后一站，舍列霍夫（Шелехов）之前，西伯利亚铁路复线之外，又有几道并行的复线。每隔三五公里，即有一座小火车站。火车就是村落之间的通勤车，已近傍晚，应当是下班的晚高峰，但是火车与车站依然疏朗。

那是哪座小火车站？月台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身穿皮衣、头戴皮帽的老人，坐定，从公事皮包里拿出一份报纸，打开。

在若有若无的阳光下，等候归家的火车。

夕阳也在伊尔库茨克火车站的月台上，迎面而来，像是接站的朋友。

我隔着车窗和老太太道别，她笑得像是我的奶奶。之前她去打开水的时候，我偷看了她压在眼镜盒下的车票。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奇斯佳科娃 · 瓦连京娜 · 亚历山德罗夫娜（Чистякова Валент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俄国人的全名，大多是这样的三段式：本名，父名，己姓或父姓。普通可单呼其名，其姓，或者昵称，可是若为尊敬，会连称对方本名与父名。

我很懊恼我不能，我很想用俄语向老太太道别。

告诉她，亲爱的奇斯佳科娃 · 瓦连京娜，我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