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看过的刑侦剧

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1958年9月就已开播，但在八十年代之前，经济发展缓慢的农村还没有电视，露天电影就是全村人在孤寂的夜晚唯一的期待。除了已经烂熟的几部样板戏电影，最爱看的就是所谓的“破案片”或者叫做“反特片”，从记事早期的《秘密图纸》《跟踪追击》《铁道卫士》到文革之后的《戴手铐的旅客》《黑三角》《四零五谋杀案》等等。虽然常常吓得心惊肉跳、不敢回家，却又欲罢不能不忍放弃，因为这是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漫长冬夜里的最爱。

那时候的反特类刑侦电影，充满着斗争、阴谋、敌我、破坏、颠覆，特殊的社会背景使之理所当然地带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其中的正面人物都是代表新生国家具备高大上特点的英雄人物，而那些面目可憎、阴险猥琐的反面人物，则无一例外，都是旧时代旧社会的残余势力和梦想复辟旧制度反动派，当然也少不了仇视新中国的境外敌对分子。这时期的作品，多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洪流下，与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进行激烈的势如水火的斗争为主线，反映的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界限森严，爱憎分明。而文革以后出现的作品，由于国家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苏醒，对社会思想的复杂，国家前途的迷茫，虽说有些作品略有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顾忌，但仍遵循着积极向上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基调和创作思路。几十年后的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不应该对那时的刑侦题材电影过于苛责，因为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不管他的手法多么隐晦、朦胧和曲折，或者简单、粗暴和直接，反映的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时代风貌和创作者的美学追求，从来没有脱离时代独立存在的作品，现实生活是一切文艺作品孕育成形的温床。

古老的中国在七十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整个国家从城市到农村，从政治到经济以及文化层面的一切束缚得到解放，文艺创作包括影视剧创作也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题材越来越广，视角越来越多元，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和社会现实的思考越来越深刻，创作手法也越来越新颖。这时候，由于地域和文化的血缘关系，港台的影视剧，言情、武侠以及本文所关注的刑侦剧等大量涌入内地并风靡一时，甚至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内地影视剧的创作。这些让拘谨、保守、传统的内地观众趋之若鹜的港剧，除了充满江湖愁杀和快意恩仇的武侠剧和缠绵悱恻卿卿我我的言情剧之外，相对接近现实并可以窥探社会风情和人性的美丑与善恶的刑侦剧也为看惯了正剧的大陆观众所喜爱和追捧。耳目一新创作手法、轻快的节奏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加上当时港台明星时尚靓丽的荧屏形象，将港剧引向了最后的巅峰。现在看来，当时港剧的舞美、化妆和布景极其简陋，制作也十分粗糙，但由于它抓住了当时内地影视剧创作相对滞后的先机，迎合内地刚刚富裕起来的无数观众如饥似渴的精神层面的需求趁虚而入，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引进的作品毫无竞争压力地充斥了家家户户的荧屏。

这些花团锦簇的港片刑侦剧，让七零后、八零后的年轻人眼花缭乱，俊男靓女饰演的所谓皇家警察，在剧中探寻真相、惩恶扬善，成为公平正义和法制的象征和维护者。他们不仅机敏干练，功夫娴熟，更重要的是这些少男少女心中的偶像们在面对罪犯时的大义凛然，不可侵犯，给人以温暖和安全感。《刑事侦缉档案》（四部，1995年）《一号法庭》《法证先锋》（三部）《鉴证实录》（两部）《读心神探》《陀枪师姐》（四部，1998年）系列等等剧集，捧红了港星陶大宇、林保怡、陈慧珊、林文龙、张智霖、欧阳震华、陈锦鸿、魏俊杰、古天乐们。这些亚视、TVB在流水线上生产的香港刑侦剧，陪伴着几代人从当年的精神、物质极度困乏的少年，走向今天各种享受极大丰富的中年。

经济的蓬勃发展，政治氛围的宽松，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更加包容开放。九十年代前后的中国，人心沸腾，民心思进，所有的人对国家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求富求强、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上下的唯一的共识和奋斗目标。前所未有的政经环境对文艺创作尤其是影视剧创作产生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出现了许多已成为经典的大制作，比如《西游记》（86版）《红楼梦》（87版）《三国演义》（94版）还有被人们誉为情景喜剧开山之作和巅峰之作的《我爱我家》等现象级巨制。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治安的忽视，各地出现了许多影响极坏的恶性刑事案件，这些不安定因素已经严重威胁到当时的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开始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犯罪，于是记录时代变迁和折射社会现实的刑侦作品也开始出现，最有代表性的是纪实性的《九一八大案纪实》《一二一枪杀大案》《7.9大案侦破纪实》《插翅难逃》等。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大多改编自真实的案例。为了追求真实，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官刺激，创作者努力还原案件发生和侦破的场景，有的剧集还邀请参加侦破的刑警出演剧中角色。开先河的《九一八大案纪实》和后来的《命案十三宗》和新世纪的《征服》都是这类剧集的代表，其中由孙红雷江珊等主演《征服》现在仍在各大卫视不断重播。

中国的改革开放，被视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施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比如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比如对外开放中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国家发展方向的迷茫，比如在实施开放搞活过程中社会治安的恶化威胁社会的稳定，比如社会巨变下商品经济的大潮摧枯拉朽般冲击着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们对金钱、利益和欲望等等各种诱惑的追求等等问题，为刑侦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思路和创作素材，除了上述的纪实侦破剧外，更加贴近当时现实生活、关注新形势下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重案六组》在这一时期登上千家万户的屏幕，生活的不断提高，电视机的普及，剧情缜密可信和节奏的轻快使这部作品广收观众好评，一直拍了四部。 和引进的香港刑侦剧类似，《重案六组》也有一个探案团队，大曾、杨震、陶非、季洁、佟林带领几位年轻的刑警组成警察局一个平平常常的第六探案小组。六组的成员虽然年龄不同，性格各异，但每次都能完美配合，透过各种障碍和假象，将复杂离奇的案件侦破，为受害者申冤，维护法律的尊严。这部作品中的案犯，有男有女，年龄、身份、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千差万别，剧中那些无恶不作利欲熏心的罪犯自然让人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而有的罪犯则让人感到无限的同情和惋惜，时代变革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他们面对金钱、利益、感情等考验时所处的难以纾解的困境，令观众五味杂陈感慨良深，产生强烈的共鸣。这部剧开始每集一个案子，后来有一两个案子交叉穿插，与其说是电视连续剧，不如叫做电视系列剧更为恰当。

细看世纪初的《重案六组》和近些年的《水落石出》《案发现场》等剧，几乎都难以突破以前刑侦剧创作的窠臼和套路，虽然可以看出创作者们也在努力创新，但却始终重复着铁打的刑侦小组、流水的罪犯的既有模式，即疑犯和警察仅仅是简单的猫鼠之间抓捕和逃跑、揭露真相和掩盖罪恶的关系。在这样的创作思路下，警员的形象简单而且单调，从这点而言内地剧又和当年的港剧刑侦片不同。虽然探案是全剧的主线，但港剧还极其自然地穿插了警员的个人家庭生活和情感纠葛，整部剧因之生活气息浓厚，更加贴近现实中人的生活状态。不仅如此，编剧者在剧中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交代的一些小细节，最后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也有警员生活中的亲朋好友甚至本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卷入案中，他们无奈且被动地面对情与法的考验，被迫在亲情与法律间做出艰难选择。当然这种设定颇有些狗血，但不可否认的是，让主角陷入难以取舍两难的境地，与其他剧集中警员只是居高临下单纯的破案的设定，会让故事更加好看更加引人入胜，更富有戏剧性。不仅如此，编剧者还试图通过角色之间激烈的矛盾和戏剧冲突来展现人性的善良、阴暗和扭曲，还把一些偶然的犯罪行为上升到社会问题的高度深刻而不是浮皮潦草地反映社会现实，这也是港剧的成功或者说高明之处。相比而言，内地剧正义与邪恶泾渭分明，极力维护代表执法者的警员的高大完美充满使命感的形象，则略显刚硬有余，人性不足。这是创作者尚未完全摆脱多年来形成的固有的认识，剧中人物非黑即白、非善即恶，完全忽视了现代社会人性的的复杂，忽视了敌我矛盾早已不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绝大多数罪案的发生都有复杂的经济社会根源，从来没有天生无恶不作的罪犯，我们需要做的不断优化改进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维护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关切，尽力做到社会公平公正，消除罪案产生的诱因和土壤。

从古代的公案小说《施公案》《刘公案》《三侠五义》等，到解放后的反特片，从西方的福尔摩斯探案到东瀛岛国的东野圭吾，从时尚新潮的港剧，到内地古装的《大宋提刑官》《狄仁杰断案传奇》包括早年的《包公》的旧瓶装新酒，刑侦剧创作始终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和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应不断地修正和创新，才能适应人们不断提高的审美、娱乐和市场的需求。

97回归后，二十多年来，由于西方的分裂、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乱港者的所作所为，许多人对香港东方明珠的信心产生了怀疑，随之而来其政治地位开始出现动摇，代表着香港文化的港剧也逐渐式微，跌落巅峰，走向没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娱乐影视业的投入逐渐加大，吸引大批港星北上寻求突破和发展，内地逐渐开始取代香港，成为影视剧创作的主力和中心。四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越来越强，一些本就存在却不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另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现象也开始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体现在刑侦剧中，创作者开始谨慎地揭露物质追求对人们世界观的影响和各种欲望追求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比如情感纠葛，女性问题，吸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畸形恋情，心理问题、黑恶势力等等各种真实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法医秦明》系列，《三叉戟》《破茧》《痕迹》《冷案》《走火》《白夜追凶》《善始善终》《心灵法医》系列《骨语》《巡回检查组》等等，这些剧目涉及的内容几乎触碰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面对高级官员的腐败也毫不回避，作者们小心翼翼地用独特的视角、力所能及的手段和适当的尺度揭示客观存在的美的、丑的社会现象，剖析产生这些问题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和处理方式，也真实地从一个个不同的侧面反映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同时也不忘歌颂蛰伏在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善美，给观众以希望、温暖和信心。多年来，新的刑侦剧创作蔚为大观，远不是上面列举所能代表，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剧目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影响较大且不容忽视。当然，这些在资本加持下的刑侦剧水平参差不齐，差别各异，观众们对这种类型剧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创作者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艺术的积极探索，这无疑是有意义的。

新时期的刑侦剧创作已经更加成熟，经验愈加丰富，剧情也愈加贴近现实，情节设定也越来越复杂烧脑。在这些作品中，探案者不再仅仅是高大魁梧满脸正义的代表，而是更加有血有肉有性格，有些剧集的主角还有些小怪癖和高冷，但这都掩盖不住他们的朝气蓬勃，他们业务娴熟，他们外冷内热，他们嫉恶如仇，更可贵的是他们胸怀实现全社会公平的崇高使命。几乎是神一般存在、无所不能的侦破团队利用各种高科技的侦破手段，突破层层障碍，在重重迷雾中冷静客观地寻找有关案情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背后的真相。有些剧集中，这些被年轻人视为偶像的主角还常常成为当局者，像当年的港剧一样，参与到波谲云诡的凶案的进程。比如《心灵法医》中的明川一度成为难以自解的嫌犯，《白夜追凶》一开始，主角就在亲情和法律之间游离，《痕迹》中，公安局的犯罪心理顾问和法医成为嫌疑犯报复的目标，《冷案》中，侦破小组四位成员匠心明显地分别成为此剧四个单元案件的关系人，《法医秦明》之幸存者，铃铛本人就是变态杀人狂最后的目标……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现在的刑侦剧创作仍在不遗余力地寻求改变旧有的模式和套路，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2018年的《走火》，这部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拍摄的电视剧就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尝试。年轻的实习刑警赵鹏程在执行抓捕任务时因为经验不足，出现重大失误，导致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战友兼师傅牺牲，给自己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心理阴影，同时也给观众留下了贯穿全剧的悬念。在四十多集的篇幅里，围绕着这个悬案，多年后已成为刑警队骨干的赵鹏程带领一班和自己当年一样的年轻人侦破了一个又一个案件，大案套小案，层层递进，不断推动着剧情的发展，最后隐藏在背后的逃犯最终落入法网，也解开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心结。

这部剧吸取了过去刑侦剧创作的成功经验，也汇集了刑侦剧的各种桥段，情节生动自然，节奏张弛有度，在惊心动魄、环环相扣的探案过程中，也展现了年轻警员的从初期的毛燥冲动到后来逐渐成熟的成长过程，一切都是动态的发展的，这一改其他剧集的警员出道即巅峰人物的定式，可以说是一个进步，也是一个改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末尾还留下一个极其巧妙的悬念，足以勾起观众对续集的期待。

由于本身自带流量、关注度和吸引力的特点，刑侦剧为无数观众所喜爱，也深得资本市场的青睐，因而多年来，刑侦剧的创作丰富多彩，成果斐然。但是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的创作者注意。其一，创作者们在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同时，努力出新创新，给观众奉献不同的新鲜感和陌生感。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的努力总赶不上观众的要求，总感觉他们在打破原有套路的同时又构建了新的藩篱，这就给创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激励着他们不断突破自我，创新求变，满足不同类型、不同时代观众的不同需求；其二，受近些年来娱乐圈唯流量论等不健康文化现象的影响，一些创作者没有了以前严谨的创作态度，不再对剧本精雕细琢，不再对演员的演技和制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以为凭一两个流量明星，就可以包打天下，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丰收，他们偷工减料、粗制滥造，降低了对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追求。其结果就是我们的创作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看似光鲜亮丽、实际上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甚至挑战观众智商的烂剧，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和金钱......

惊悚烧脑、考验观众智商的刑侦剧，已是当今社会生活节奏极快、压力极大的青年人减压放松的重要娱乐手段之一。多元化的社会，国家对自己的制度和文化越来越充满坚定的信心，因而创作环境也越来越宽松，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把握创作的尺度和底线，适度控制渲染血腥和暴力，避免从满是禁忌、动辄得咎的极端走向无所顾忌、无视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极端，用愉悦刺激的观剧体验和阳光向上的美学追求，装点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作者简介：李东法，河北晋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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