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数字经济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制分析

第一，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促进知识溢出方面具有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说明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本城市的知识溢出，进而加快区域内的技术创新速度，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提供向心力；

第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促进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具有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以及不显著为正的间接效应，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本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对周边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提升的作用不明显。

一方面，鉴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多的输出无形产品，其更多的依靠信息成本进行传输，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够降低信息成本，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降低“冰山”成本能够促进产业集聚的观点，可认为这将有助于吸引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地理集中，另一方面能够推动当地的电信业务发展并扩大电信业务市场规模，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提供向心力；

第三，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促进产业升级同时具有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为促进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当地要素资源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进而实现本城市产业升级，同时也将推动当地要素资源向周边城市的流动，并更为突出的促进周边城市的产业升级，由此共同带动空间上产业内外技术创新，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提供向心力；

总的来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提高信息化水平、产业进步和升级、调节城市规模以及减少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干预，而这不仅可以简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产品的交易流程、降低信息交流成本，也能够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而扩大集聚经济所能影响的空间边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某区域的加速集聚。

二、中国数字经济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异质性分析

（一）行业异质性分析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包含多个特征不同的细分行业，相比较来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度较高、辐射性强的服务行业，其中，除金融业之外的两个行业均属于更加明显的高技术类行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数字技术创新。

能够明显的推动本城市的行业集聚，而由于这类行业大多布局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和高素质人才充足的城市，可能会吸引周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高素质人才不够充足的城市资源向更为发达的城市集聚，进而对周边城市的行业集聚产生一定程度的离心力作用。

另外，我国各城市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带动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业的重要形式，而由于金融业本身就较少受到空间布局的影响，因此，本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同时推动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金融业集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属于较为传统低端的服务行业，易受传统设施的影响，但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信息化水平提高，有利于控制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进而推动本城市的行业集聚。

（二）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相互联系的增强，网络效应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变得更为突出，数字产品或数字服务的价值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能够呈现出明显的指数级增长，而这种数字经济的网络外部性将要求其发展需要较大的城市规模，使其能够依托更高水平的技术和网络设施条件，创造并扩大网络效应，产生网络的正外部性，但这又将使得不同规模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异。

有鉴于此，为考察不同城市规模水平的数字经济发展是否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其次，观察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可发现，不同规模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均能够推动本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有明显的提高；

另外，从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来看，除中等城市外，其他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小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均能够显著推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并以超大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中等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周边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使得其总效应具有显著为负的效果。

这类现象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更大的城市规模，通过网络效应为产品和服务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由此使得越大规模的城市其数字经济发展越快，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密切。

制造业为借助更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以降低其生产交易成本，大多布局于更大规模的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为其提供上下游的生产服务，本身就易于形成中心—外围式的分布格局，又受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够产生更大的知识溢出，由此放大集聚优势，吸引其他企业的聚集；

另一方面，小规模城市在发展中可以获得来自更大规模城市的知识溢出，提高与制造业的互动潜力，并促进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但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可能又将对一些城市规模不算大的中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城市群异质性分析

当前，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形态，以城市群为重点区域推进整体的协同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包含在未来我国优化提升的城市群范围中，并将以其为重点区域引领数字建设和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

然而，就这五大城市群来说，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市为核心，首都功能明显，也往往作为政策的先行示范区，人口密集度高，但弱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相比较，其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为增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作能力、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近年来该地区有序地向周边城市转移部分产业，积极发挥周边城市如张家口、秦皇岛等城市的资源优势，并引导其承接首都的部分行政功能以实现人口的分散，而这就可能导致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会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产生显著的影响，甚至可能将产生一定的负向效果；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我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不仅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十分发达，具有重要的全球影响力，而且也是我国新一轮科技技术革命的先行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达，是全国数字经济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样板区，而这两方的优势融合可能将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城市群，其中，成渝城市群具有重要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基地，是推动西部创新的战略高地，其数字经济发展在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升级和转型中，也将起到进一步固化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心—外围”式的分布格局的作用。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而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尽管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较好，数字技术的进步带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能够推动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向心力。

但相比较来说，其在产业竞争力上的优势相对薄弱，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发展水平的差距仍较为明显，这就导致其可能面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虹吸效应”的影响，使高技术人才和劳动力流向发展更为活跃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离心力，由此将使得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对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产生一定的抑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