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对迪庆区域的治理都是怎样的？

由于云南迪庆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自古以来由滇入藏、入川的交通要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称为“西藏之咽喉，极边之要地”。秦汉以来诸羌势力的南下西进，吐蕃在中甸沿江一带建神川都督府、建铁桥，忽必烈率古铁骑南征大理，清代顺康雍三朝平定青海之乱，皆以此地作为攻略、转移的重要通道。

明清之际，木氏土司、蒙古和硕特部、五世喇嘛、吴三桂等皆为此地之归属而角力博弈，清朝中央为此地归滇、归川或归藏而争议等，都充分表明这一区域的重要战略地位。汉武帝时期，设置郡县经营“西南夷”，维西属越巂郡之遂久县地（今天的丽江一带）；东汉时称这里的居民为牦牛羌，维西仍属越巂郡遂久县；三国时，蜀汉在洱海地区设置云南郡，维西随遂久县划属云南郡地。

西晋在云南设置宁州，宁州管辖七个郡，云南郡为其中之一，遂久县依旧归云南郡统领。中甸则在三国至隋代时期，属“附国”地，为白狼及姐羌部落所居。唐初，吐蕃势力扩张，至贞观七年（633年）吐蕃势力占领中甸、维西等境，并屯军当地。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势力在维西设置神川都督府，并在金沙江上架设铁桥，从中甸连通丽江，以期通过迪庆高原南下控制洱海地区，遂致中甸、维西诸境成为吐蕃攻占南诏、进扰唐朝的战略要塞。

唐朝在面临边疆危机的形势下，制定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策略，其实质是通过加强与地处吐蕃之北的回纥、地处吐蕃之南的云南、地处吐蕃之西的大食和天竺之间的沟通联络，形成战略合作，以致形成“吐蕃自困”的目的。在唐朝的扶持下，云南的南诏部落合并其他五诏，取得洱海地区统治权力，成为帮助唐朝抵御吐蕃势力进入云南的一道重要屏障。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发动铁桥战役，深入维西地区打败吐蕃势力，“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由此取得大胜。此后，吐蕃在滇西北势力大衰，退往中甸、德钦一带，南诏则置铁桥节度守御，维西改属南诏铁桥节度。

五代时期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大理国建立，维西改属大理国。宋朝时期，云南处于大理国统治之下，大理国废节度，维西归属四镇之一的成纪镇（今天的丽江永胜）。当时，大理国在滇西北所控制的范围延伸至永胜、丽江一带，但不曾到达滇西北的迪庆地区。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临西“乃大理极边险辟之地”，说明因为维西地区为“极边险辟”之地，大理国政权实质上对维西地区也难以管辖。是以学者指出，整个大理国时期，迪庆大部分地区乃属“大理与吐蕃之间的瓯脱与缓冲之地”，既脱离于吐蕃的统治，又不为大理政权所控制，是为政治势力统治管辖的真空地带。

南宋宝佑元年（1253年），蒙古军从中甸以“革囊”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大理，继而灭大理国。元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开始在云南建立行省，“至元三十年六月庚寅，诏云南旦当仍属西番宣慰司”。从而将中甸划属中央政权宣政院辖地，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即中甸从行政区划上脱离云南，属于西藏。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丽江土知府阿甲阿得率众归附明朝。据《皇明恩纶录》记载，朱元璋认为阿得“率众先归，为夷风望，足见摅诚！且朕念前遣使奉表，智略可嘉。今命尔木姓，从总兵官傅拟授职，建功于兹有光，永永忽忘，慎之慎之。”明太祖钦赐阿得“木”姓，木氏家族汉姓自此始。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置丽江府，木得受封丽江府知府，并子孙世袭，管辖范围包括维西，并“令木氏世袭知府事，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从这些记载大致可以推测，在明朝初年，滇西北一带除临西（今维西）归属丽江管辖外，其他与西藏连接的大部分地域实际上处于吐蕃势力的控制范围内。

明朝中央改鹤庆、丽江二府为军民府，建立由“百夫长”领导，具有“聚则为兵，散则为民”特点的“木瓜”制度，形成军政合一的政权组织机构，成为土司之下管理农村地区军政的基本制度。木氏土司从此获得了更大的军事权力。而且明太祖给木初颁印，“敕命裨杨塘（今小中甸）、镇道（即建塘，今大中甸），节制西番，礼际机变从宜，摈相体统行事，以彰国威。”这一举动充分反映出明朝中央政权考虑到滇西北作为沟通内地与西藏的交通战略要冲，意图通过扶植木氏土司，借其势力管理滇北地区，并由此达到节制西番的效果。

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正式在大小中甸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由此中甸被纳入明代云南的行政区划范围，明朝中央政权依靠丽江木氏土司势力对中甸实行管辖统治。如《明实录》云：“设二安抚司，以阿密末吉等为安抚，给以印章，仍各置流官吏目一员。”由此可见，随着明王朝势力的逐渐充实，特别是在明朝中央沟通西藏的战略考量下，到明永乐年间，使中甸脱离吐蕃势力的控制范围，正式划归云南管辖，具体归属丽江府所辖范围，这也为迪庆地区藏族与丽江纳西族之间保持密切接触关系提供了有力条件。

至明朝中叶，随着西藏地方势力的日益强大，其再次向东南扩张，与木氏土司争夺滇西北地区，二者进行了长期战争。迪庆在中央政权的边防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读史方舆纪要》指出，云南的山川形势，“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并且，云南的“要害”有三处：“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安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

这段话鲜明揭示了云南的疆界范围和边防要塞，即东南边防主要依靠元江和临安，作为防御八百、老挝、交趾等诸夷的屏障，西北则以丽江、永宁为扼制吐蕃势力的据点，而此“丽江”当指丽江府，涵盖了中甸、维西诸境，只要扼守好丽江、永宁两个要塞，云南就不会有吐蕃进犯之忧。

到了明朝末年，木氏土司的势力已经拓展到包括中甸、巴塘、里塘一带。史载：丽江木氏土司“于金沙江外则中甸、里塘、巴塘等处，江内则喇普、处旧、阿墩子等处……皆其自用兵力所辟。”《维西见闻纪》亦载：“木氏濅强，日率麽些兵贡吐蕃地……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这些记载证实了明末时期，木氏土司势力强盛，其不断扩充势力范围，所控制的区域已经不囿于云南的丽江及滇西北的维西、中甸，而是已经扩充到四川的巴塘、里塘等康南一带地区。

至明末清初，伴随明代的衰落，木氏土司势力渐衰，蒙古和硕特部势力渐强，并沿着藏彝走廊由北向南扩张，在西藏与喇嘛建立蒙藏联合政权后，继续向东控制滇西北维西、中甸一带，在此与吴三桂势力、木氏土司势力展开斡旋和争斗，滇西北一带再次陷入各种政治势力拉锯角逐的动荡时期。此后，云南迪庆地区随着清朝“大一统”事业的推进以及近代国家转型，其社会政治发生了深刻变革，此在后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