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街电讯看世界」杜猛:经济学的传承

杜猛:经济学的传承

金融街电讯/ 2023-01-30 16:04

收录于合集#经济学1个




金融街电讯编者按:按照金融资产的交易量和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没有人会怀疑,很快中美两国的经济地位将会平起平坐。然而中美最大差距,是我国仍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正因为没有确定性的长久规划,才很难建立起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心。

近年来,中美两国学术界几乎同时爆发了对经济模式的孰优孰劣的争论。有意思的是,双方的主流论调都是指责己方执政者的无知,“经济学家”的工作更像是职业骂街,打着“学者”的名号参加各类商业演出,以发表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论来实现知识变现。他们自诩为“学者”,致力于成为“专家”,然而给人的印象却是没有一群智力的傻瓜。

我认为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建设的最大障碍,现在随便一个人穿上西装都可以发表几个理论点评下宏观经济政策,这在事实上已严重破坏了政策延续性、组织凝聚力和国家公信力。掌握知识的力量是创造未来的基础,现在急需有人能够系统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体系,唯如此,才能让人民认清未来的道路,才能坚定一往无前的民族自信。我没有写“经济学史”的能力,只能简要梳理下经济学的诞生与传承。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代表作《国富论》。说起经济学,亚当.斯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他的《国富论》第一次系统的建立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两百多年来,后人的研究都是其学术的延伸。他的理论核心是“分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组织架构赋能”,唯有有效的建立一个充分合作的组织体系,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他将收入分解为三类:地租、利润、工资。地租是资源所有者的收入,利润是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工资是劳动主体的收入。围绕收入,社会中所有劳动角色就有了明确定位,组织架构应运而生。他认为由于各社会角色的分工不同,就会形成交易,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就形成新的劳动工具--“资本”。资本是发展生产力的最核心的劳动工具,资本越大创造收入的能力就越大,而地租、利润、工资都会通过国家资本收入的增长而增长。所以国家首先是一个最大化保障资本权益的组织,这样才可以最大化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唯有帮助国民资本生存壮大,才能够实现国富民强。

通过亚当.斯密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学有两大基础:一是“产权”是即清晰又模糊的概念,不同的产权结构决定了个体在组织中的不同角色,但组织却是全民共有的,因此调节产权关系是一切经济调节的先决条件。然而亚当.斯密没有能力解释清楚究竟怎样的产权关系才是最合适的,他最终认为,产权关系会根据社会生产力最大化的需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用最合理的方式自动调节,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二是“组织”是即清晰又模糊的概念,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国富”,因为“国”是一个明确的组织,所以发展生产力实质上是提升组织竞争力。全球化的“公平的市场经济”当然有可能,但首先全球得变成同一个组织,即同一个“国”,问题是即便全球真的成为同一个组织的“国”,又会被细分为各种不同的组织,比如“省”,所以“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换句话说,如何建立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是制定一切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亚当.斯密同样没有解释什么样组织的人应该被保护,他认为,应该交给“自由贸易”实现优胜劣汰,让“看不见的手”决定适者生存的为问题,这就为以后人类长达百年的“资本主义批判”留下了争斗的理论依据。


大卫.李嘉图,1817年出版代表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受亚当.斯密的影响,李嘉图产生了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除了学术建树外,还得益于他在滑铁卢之战开战前大量买入政府公债,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他的核心观点是“定价”资产的“价值”取决于生产此件商品对应的“劳动量”,而资产的“价格”取决于别人愿意为其交换的劳动量。因为一切资产的“价值量”皆可通过“劳动量”换算,所以在资产交易实质上都是“劳动量”的交换。反过来说,劳动量也可以换算成生产成本和产品价值。进而,李嘉图推导出的商业逻辑是:生产成本决定了供给,供给决定了“边际效应”,边际效应决定了产品价值,产品价值决定了需求,需求又决定生产成本,因此商业规律就是供求规律,“成本与收益”、“供给与需求”都是对应关系。由于生产成本决定供给,供给又决定价值,因此,供给有调节价格之权,“价格调整的关键是供给侧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即:供给侧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李嘉图还指出,随着想要占有资本的人财富与愿望而改变,市场价格的变动由可出售的商品数量和人类的欲望决定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是以分配为中心的。既然所有产品价值都由劳动量产生,结合亚当.斯密的“收入构成论”,那么工资就是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即剩余价值)决定,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决定,我们可以从这个逻辑推导出:社会阶级是由收入分配划分的,一切调整税收的目的都是为了阶级的重新调整和划分。

在当时,李嘉图的观点与兼修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尔萨斯(代表作《人口论》),以及穆勒(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观点发生了碰撞,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李嘉图具有英国人典型的傲慢,不屑于表达自己认为无可争议的定理,或者与人争论,这使得他的理论格外晦涩。由于他将经济学中模糊的理论就与数学和心理学连接起来,他的两个核心观点后来被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学阵营的理论依据,他的“每个人的劳动和其他人的劳动几乎具有相等的价格”观点也成了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心思想。


卡尔.马克思,1867年出版代表作《资本论》。马克思大概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陌生人”,人人都知道马克思,却几乎没人真正关心马克思的《资本论》到底写了些啥。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分配”,但我个人觉得分配是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在讨论的问题,从上文也提到过,“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出自于马克思的理论。在学术界,马克思理论一直很难被归类是属于经济学还是哲学,其《资本论》共分为四部,真正由马克思写作并发表的只有篇幅很小的第一部,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最吸引我的是最后一章论资本家的掠夺发家史。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产权”资本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由于奴隶、宗族的产权都是属于“我”或者“我的组织”,所以此前人类的生产劳动都为了“自我”劳动的,而资本主义是通过利用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来获取财产的。

马克思认为,产品的价值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资源转换产生的价值,一部分是劳动加工产生的价值。其中资源转换部分,从长期来看,最终上下游价值会相等。举例来说,用铁生产出刀,一开始刀肯定比铁贵,然而长期来看,铁也会因为刀的需求而涨价,所以铁和刀只是转换了形态,实际并没有产生价值。既然将资源转换成产品,并没有产生生任何价值,那么诸如厂房、车床这些资本是哪里来的呢?答案就是由劳动加工产生的价值,而这部分价值实际上是劳动人民的生命!所谓资本主义,就是劳动人民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体力和时间对应的劳动量,而资本家以货币或产品等形式,以产品价值量将劳动人民劳动量交易并保存下来的生产关系。资本诞生后,由于人性的贪婪,为了不断的扩大资本,资本家在获取劳动人民而出售的劳动量后,只会返还劳动人民用以维持生存的必须品,剩余的部分(即“剩余价值”),这些本该属于劳动人民的价值产权,被资本家占有用于消费和享受、补充资本并投入再生产,所以无限制的掠夺劳动人民的劳动量并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劳动人民之所以被迫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劳动,是因为过去资本家通过武力掠夺,占有了价值且转化成了资本,劳动人民唯有通过同样武力掠夺的方式夺回资本的产权,才能够摆脱被剥削的命运。

从《资本论》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如果产权所有者是资本家,就只会被优先保障资本的扩张和资本家自己的消费,而劳动人民只能被分配到自己剩余价值中最低比例的那部分。马克思的推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分配会越来越不平等。人们在追求短期利益和权力的过程中,会因资本利润率的边际效应下降,随着工资不断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劳动人民会大面积的贫穷,直至成为无产阶级,就会导致宏观经济呈负消费,进而使商业周期波动越来越剧烈。当无产阶级觉醒后,则会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用暴力革命追求权力,控制资本的产权。由此产生了那句经典名言“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推论就会发现,如果劳动人民控制了资本后,就会处于渴望剥削别人的位置,也就必然形成帝国主义(或者叫国家资本主义),此后则会不遗余力的掠夺和压榨他国的剩余价值,这是社会主义的生存方式。

事实上,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国富”思路一脉相承,只是其推论是自下(人民)而上(政治)的,而英美的另一个学派则是自上(政治)而下(人民)的,其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80年出版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与马克思最大的不同,他是一名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一个怀有利人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才可能获得被人的信任,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首先要具备道德的力量。在社会实践中,资本与非资本、必须与非必须、生产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都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经济学说中越是简单化、绝对化,造成的混乱就越大,具有理智的人不会长期追随那些只会制造混乱的人,所以人性会变得更美好,依靠剥削得生存方式不会持久。他的理论核心是“效率”。他认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对应的是“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要素,表达的是资源、资本和人的关系,人的行为总是受资源供给和资本规模的控制,规模效应会压低成本,掌握定价,扩大雪球。换言之,一个组织的资源越充足、资本规模越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就越高、经营能力就越强。随着经营者能力的上升,资本也会随之增加,但当资本的体量超越了经营者的运营能力后,就会使资本快速缩减,人经营能力决定资本总量。总结下来,资源整合决定资本总量,资本总量决定营业收入,经营能力决定利润因此,国富民强的核心是资本增长,而资本增长核心的组织效率。

围绕经济学原理,马歇尔进一步总结了经济关系的关键环节,因为资本总量决定营业收入,所以追加资本(即投资)可以保障经济增长;因为经营能力决定利润,所以人才决定组织竞争力;因为资本总量是用货币数量计价,货币的贴现率是利率,所以一个社会组织中的资本的价格就是该社会的利息的价格。然而在古典经济学中,货币是以实际购买力控制发行量的,如果货币发行量改由政府调节时,用货币衡量的收入就会使实际的经营统计数据失真,表面看起来的经济增长只是因追加的资本带来的经营收入,而非实际生产的利润。当实际的经济情况处于下行时,人口的增加对分配不到资本的人不利。此时资本的减少就会使人们的价值观扭曲、道德降低,就是我们俗称的“内卷”。下层阶级会过度利用土地,降低生育意愿、甚至爆发暴力革命。

马歇尔是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Classical economics)--我认为这个词不应该翻译成“古典”,而应该翻译成“经典”,如《古兰经》或《圣经》的“经”一样,是一种只有在理论上才能存在的最高的理念--他的一个嫡传弟子彻底斩断了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并开创了以“看的见的手”控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理论体系,把经济学从“神学”变成了“科学”,这个学生就是约翰.凯恩斯。


约翰.凯恩斯,1936年出版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本是一位研究概率的数学家,在融汇了马歇尔、费雪、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的理论后,推行一套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在《通论》中原文他这样写道:“我批评的自由放任学说,也反对利率和就业会自动调整到适度水准...糊涂的人才主张采取国际金本位,对国际借贷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书名表达了全书的中心:“就业”代表生产规模、“利息”代表风险价格、“货币”代表着产权交易。这三者都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如果改变现在的行为,就可以扭转过去、开创未来。他理论的核心是“调控”,即由货币总量调控国民的经济行为。一百年来,几乎所有国家在实质上都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中心的,说直白点就是“印钱”。凯恩斯认为,印钱可以降低利率,降低利率就能增加投资,增加投资就能提升就业,提升就业就能提升产量,提升产量就能促使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就能增加货币灵活性,货币灵活性增加了就需要再印钱。如果货币供给越充分,从利益出发人们就越不愿意持有货币,政府就可以进一步主动地拉动投资,进而调控就业量和利率。掌控了就业量就能调控生产规模,掌握了利率就能调控投资利润,因此政府通过掌控货币供给就可以掌控“地租、利润、工资”,即一切收入来源。

凯恩斯认为就业、利息和货币之间存在着组合调控的关联关系。首先,就业决定投资能力。凯恩斯认为就业的收入只能要用于储蓄、投资和消费三种行为,因此储蓄、投资和消费都是由就业决定的。其中储蓄的上限是“收入减去消费”,所以储蓄的总量就等于投资的能力,即储蓄等于投资。又因为就业收入都是以货币计价的,政府增发货币就能提高货币收入,提高货币收入就能拉动储蓄和投资。其次,利率决定投资意愿。人们之所以愿意储蓄,是因为人们认为未来消费比现在消费更划算,所以利率不是储蓄的价格,而是对不消费的补偿,利率不是由市场需求决定,而是由人们对未来的投资预期决定的。说白了,是利率决定市场,而不是市场决定利率。只要央行可以控制货币总量,就已经模糊的控制了货币贴现率,即投资收益的预期,此时调控利率就能调控投资总量,这样政府就能以利率为工具调控经济的增速最后,货币决定政府调控能力。当政府开展投资时,必然要筹款和提升就业量,在短期内就会提升物价和周转率需求,也就会提升利率,如果政府不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主动压低利率,就会“国进民退”。同时,国内的消费会因增加了进口品的需求而减少自己的就业量,再想维持本国的就业和利率水平,就只能通过汇率调节和贸易掠夺外国资产。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美国政府的操作方式是:先脱离金本位(原因见后文伯南克部分),然后一边发行货币来提高政府对经济总量调控的能力,一边增加政府负债来提高对经济增速调控的能力。

凯恩斯理论的出发点是“消费是一切经济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它受收入的影响最大”,所以能否拉动经济的关键在于如何拉动消费,而拉动消费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升收入。因为“收入-投资=净投资”,所以提升收入的关键在于覆盖过去投资的折旧,使资本价值能够重置。凯恩斯认为唯一办法是用新的资本投资覆盖旧投资的资本折旧,因此投资不能停止,也绝不能放任投资行为自我调节,一旦就资本的折旧金额累计到一定程度,消费就会降低,进而引起萧条。在凯恩斯看来,通胀和通缩带来的社会效应显然是不对称的,虽然通胀有利于资本家而非工薪阶层。通胀时,由于人口的增加和营业收入的边际递减效应,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充分就业,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和提升通胀来保护资本家,否则就只能降低社会平均工资,但“只有傻子才会去降低社会平均工资”。随着就业的越来越接近充分,物价就必然上涨,此时可以通过加息来调控物价,以压低物价来变相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换言之,工薪阶层的基础工资是能够被控制的,不会无限贫穷。而通缩时,资本价格必然下跌,如果工资不变的话,就不是劳动力不适于资本,而是资本不适合再雇佣劳动力。资本家只能雇佣更差的劳动力,工作时长就会增加,成本上升,工薪阶层的真实收入只会更差。一开始部分劳动力可能会由于赚的少而不工作,但如果物价持续下跌,工薪阶层却无法要求被资本家雇佣。他们就可能无限贫穷。因此,国家只能维持增长,而不能走向萧条,宁可让工薪阶层在可控制的范围贫穷,也不能让他们没有饭吃。对一个追求安定繁荣的社会来说,两害取其轻,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凯恩斯名声大噪于美国大萧条时期,关于当时的社会问题,他给出了极为清晰可行方案。首先,他不认为1929年的大萧条是投资过度,因为当时的资本收益完全可以超过重置成本,只需要降低利率,“消费-投资”就会得以持续,再分配就会持续,投资成本就会被不断重置,经济就会恢复。其次,在衰退时,人们都知道要拉动消费,却没有实际解决的方案,实际上只要有以政府为主体的公有制资本主动拉动投资,就可以有效提升就业和消费,这也是一个变相实现成本重置的方式。由于政府是“公有制资本”,并不在意投资收益,当社会对投资收益的预计恢复后,政府投资的期间收益只要超过当期市场的利息就可以完美退出。政府、投资者都没有损失,工薪阶层也得到工作和薪资,衰退自然得以解决。

当然,凯恩斯主义并非无懈可击的,其逻辑之间的存有潜在矛盾,在实践中主要有三点隐患:一是“货币增加会降低利率,进而间接提升货币灵活度”这条间接逻辑其实是存在矛盾的,如果货币灵活度上升,利率就很难受货币总量的影响了,这就造成了美国的货币越印越多,效果却越来差。二是“降低利率就能增加投资,进而提升物价”这条,如果再未来的贴现率比当前利率下降的更快时,就很难实现了,这就造成80年代末美国陷入长期滞涨。三是“提升产量就能使物价上涨,进而需要再印钱”这条,如果消费被极大地满足后,产能过剩会导致资本脱实向虚,进而形成金融空转,直到现在,这都是美国政府最头疼的问题。这三点凯恩斯自己也很清楚,并在《通论》中也有说明,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状况的改善具有极高的操作性,相对于不可测的未来,每一个主权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看重眼前利益。

凯恩斯无疑是一百多年来观点最清晰、理论可行性最高的经济学家。然而如果说经济学界有位真正的集大成者,那一定是他的学生--保罗.萨米尔森。


保罗.萨米尔森,1970出版代表作《经济学》。如果今天有人号称懂得经济学却没有读过萨米尔森,那他只可能是个野路子。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大学都在使用萨米尔森的《经济学》作为基础教材。萨米尔森完整的梳理了当前经济学中所有的基本概念和名词解释,并将经济学中复杂的逻辑关系转换成数学语言,使后人更容易理解和学习。《经济学》基本涵盖了所有前人的经济理论,同时对未来世界各种经济模式做出了前瞻性的推论。同时,萨米尔森还将经济学系统的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从理论上理清了在不同情况下,资本所有者使用不同产权结构和组织架构可以产生怎样的经营对应结果。我读完《经济学》的感受是,如果一个人悟性足够高,那学经济只需要读这一本书就够了,此后所有的诺贝尔奖书籍都是这本书的延伸,比如书中用鱼和渔网对货币政策的比喻,延伸出了彼得.希夫和安德鲁.希夫的《小岛经济学》;书中对消费与投资的预算支出模式的分析,延伸出了班纳吉和迪弗洛的《贫穷的本质》;对股票价格的随机性理论,延伸出纳西姆.塔勒布的《随机漫步的傻瓜》;对通胀预期的推论,延伸出了“安倍经济学”...

萨米尔森是凯恩斯学生,年轻时的他是一个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者,他理论核心是“演化”。他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必将演化为“混合经济”,即介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由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共同构成的经济模式,当代的实践标本区是欧洲和中国。在他看来,欧洲因其工资和福利问题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而中国作为唯一实行“浮动利率制”的大国,将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

很多人批判萨米尔森的学术太过理论,塔勒布就评价其作品中“真理比占星术还少”,然而这恰恰证实了不可一世的塔勒布也认真的学习了《经济学》全本。我认为批判萨米尔森理论的人,多半是断章取义或者根本没读过原文,他的论述是有着清晰的前提条件作为参考基础的,提供的知识有如浩瀚的星海,为人类照亮各条前行的路,创造无限的可能。作为近年来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森学徒无数,其中一名更是成为当代最著名实战派人物--本.伯南克。


本.伯南克,2022年出版代表作《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复苏》。伯南克在1980-90年代是就活跃于学术界,期间发表了大量的经济学论文,并于2010年与罗伯特.弗兰克合作出版过《宏观经济学原理》,2022年更是凭借《论大萧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论文的特点是利用大量复杂的数学函数演算出最优的经济模式,并以此为依据推导出最具现实操作性经济政策。他自认是个“大萧条迷”,长期研究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政治经济,为他日后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时积累了大量经验。当时很多人不能理解他的政策,无数人诟病其为“根本不懂经济的联储主席”,但事实证明,只是“燕雀不知鸿鹄之志”而已。

伯南克的理论核心是“未来”。他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源于货币调节政策。当出现货币供给不足时,大宗商品资产价格会因抛售而下降,抛售的主要原因是债务压力,而抛售后债务压力只会更大,对借贷双方来说,维持和监管债务关系的成本都会更高。随着银行被迫收回抵押品用于拍卖,实体经济的通缩就传递给了银行,银行净资本就会减少,就会发生挤兑。银行就只能进一步压缩贷款,收回抵押物再拍卖,直至自己破产,而银行破产又会使货币的供给再次下降。银行只有在反复确认安全的前提下才会发放贷款,同时竭尽全力的回收贷款。银行提供信贷的成本总是出于自身安全和冗余的,这在危机时会表现为需求曲线的整体下移。只要经济稍有一点下滑的趋势,银行就会突然地、急剧地减少信贷供给,同时还会根据风险上升情况推高利率,商人就会因恐慌而加速出逃资金,进而打击汇率,形成循环冲击。因此,以银行为代表地金融中介并非是“受经济危机影响”,而是主动的制造影响。

所谓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债务型通货紧缩”,在资产价格下跌时,名义债务的实际负担必然提高,通货紧缩扭曲了借款人的借款动机,迫使贷款人惜贷或拒贷,资产价格下跌就对国家经济运行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企业之所以被迫宣布破产,多数情况是因为资不抵债,而资不抵债是过去的不当经营,而不是对未来的收益预期下降所致。对银行来说,银行倒闭不仅与对未来产出的预期无关,与当前资本产出无关,也与过去的产出无关,银行的危机从来都不是产出下降的必然结果

所以,掌握未来经济运行的关键在于控制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而想要控制金融,必须首先脱离金本位。伯南克总结了金本位的三大缺陷:一是以人性为基础派生的国家利益从来不受理性的调节,本来黄金多了就该通胀,但该国只会调升兑换货币的金储蓄率比例以吸收更多的黄金;而金不足的国家不仅不会任由国内通缩,反而会禁止黄金兑换。国家的黄金储备多了只会更加贪婪的储备,哪怕更多无意义的吸收,黄金储备少了只会更加脆弱,一旦受到外汇影响只会被通缩冲击的更加剧烈。二是央行更愿意要黄金而非外储,而外储下降会引通缩。三是除危机时,央行除贴现外对商行管控能力其实非常有限,实践中,商业银行很少向央行借款,央行也很少直接参与货币交易,否则会使赤字货币化,央行吸收了黄金却释放不出来,只能不断地、毫无意义地吸收黄金,只会造成别的国家的通缩

伯南克同样认为不存在“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之说他认为现代企业利润和工资具有天然的矛盾。现代企业利润更多的来自于信贷利差,利差收入是为了阶级固化,而工资调整实质上是通过社会收入再分配,重新划分阶级。阶级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当危机发生时,没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工人不愿减少薪酬就会减少工作岗位,债权人也不愿减少息费,只会迫使债务人破产、不还款、或拖延账期,每个人既是危机的受害者,又是制造者。因此,只能由政府推行国家层面宏观调控化解金融危机。


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在林毅夫、温铁军等前辈的带领下,逐渐开始摸索属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遗憾的是,由于理论体系尚不健全,“经济学”这门学科尚未在中国社会作为主要学科受到广泛普及,大量地“伪学者”凭借着断章取义经济学的理论四处招摇撞骗,造成严重地社会混乱。我非常期待有更多的才俊能够加入到经济学的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当中。因为我坚信,“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承精神,是肩负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上重要的责任




















附:一位女性朋友坐在对面,房间里放着轻柔的音乐,对着比利时精酿啤酒和法国玫瑰酒,西班牙小吃和意大利火腿片,我们聊聊欧洲。

网红经济是一种诞生于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现象,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产物,中国的网红经济在发展中迎来了爆发点,实际上,欧洲各国的大小网红们,也将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大国。

德国学者说:“中国是全球网红经济的发动机,也是世界第一网红经济国。

在网红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强大活力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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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人独立经济学家#中华博士会执行会长 金融街电讯总裁 CECU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主席杜猛,著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被誉为中国四大财经怪才之一、鬼城博士。民革北京大学支部党员。 代表作品:《货币学》《货币银行学》《投资管理概论》《房地产开发与运营》《鬼城论》等。 曾经主持集团总部和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对所属投资地区和分子公司,数千万平米的开发面积,进行管控,有国内外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工作背景,资本运营和房地产投资与开发双重工作经验,是金融界和地产界学院派和实战派的代表性人物; 先后担任军企、国企、校企、上市集团等不同背景的企业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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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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