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大年，磕大头

还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推着走进新年那该死的仪式感里。思绪可以短暂抽离，但身体和年仪式本身很难保持距离。

这种感觉就像两个月前封城期间出走小区，站在空无一人的城市中心要道上的自己。

当时即便我一个人可以独得这片往日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天地，甚至如果喜欢，还可以躺在双向十车道中间睡觉，但却无法真正获得往日的安逸与自在。

因为我肚子饿，却没有一家餐馆提供餐食，我想购物娱乐，却没有一家商家开门迎客，我想约见客户，他们却一个个被困家中。

这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人未得自由，那么世上所有人都还没有完全自由。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人得到自由，那么他将注定不自由。

思想的独立，精神的自由是容易实现的，因为大脑由自己掌控，如果不是出于自愿，别人无法进行强制干预与控制。即便大脑曾经被干预与控制，只要愿意，自己也可以随时夺回失地。

难就难在人不可能完全让自己的思想与精神独立产生和存在，现实中还有供养灵魂的肉体与生活存在。肉体需要衣食住行，即便很多人可以为了追求信仰与精神，肉体只需要最简单的生存供养，他也需要一日三餐，二尺卧榻，四季衣物。

而这些物资并不会有幸运女神按需给我们定点投放，它们需要我们利用各种手段去获得。而获得和调配物资的过程，常常被我们简称为工作和生活。

有些人获得生活必备物资是简单的，有的只需要加入社会已有的分工合作体系中去，找到能让自己收益最大化的工作，给自己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别人带来价值。这是工商文明下的交易逻辑，所以工商文明体系下的人们生活物资问题更容易解决，也就更容易产生各种有奇奇怪怪精神和想法的人。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想要获得生活必须品就变得困难，他们中有些人必须依靠抢劫为生，但抢劫这营生也不好干，时时脑袋拴在裤腰带上，需要提防被抢的人直接拼命或者后期复仇。

而且历史上的困难时期，抢劫这行业通常竞争严重，吃不上饭的流民聚成团就变成草寇，毕竟从坐等饿死和拼命抢劫里做选择并不困难。

抢劫的团队多了竞争就变得严重，我种一季麦子辛辛苦苦开荒锄地，播种，除草，浇水，即便老天帮忙好不容易收成了，拼了老命种的一亩地产个三两百斤却被你一下就给抢走了这合适嘛。所以小农经济下的农民虽然被历朝历代君王惩罚和教育不许搞串联和经营，但实际上各个村寨里的老庄世邻在面对外部袭扰时都十分团结，因为强盗抢劫都像蝗虫一样一阵风，不可能抢邻居不抢你。

如果抢劫犯太过强大，自己村寨力量根本挡不住，那么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拼死抵抗，或者主动投诚加入这支强大的抢劫队伍，要么逃跑投奔其他更有前途的抢劫队伍。渐渐地，土地上遍地都是零和博弈的抢劫犯，一个小农想要超脱世外安心男耕女织是根本不可能。

抢劫队伍一多，总有争斗合并，渐渐有的抢劫队伍组织变大，就开始试图从流寇变成坐寇，收取农户保护费，来避免他们受到其他抢劫组织的袭扰，如果足够强大，连之前被公认为合法统治者的皇帝军队也会被他们视作其他抢劫组织而消灭掉。这种收取保护费的坐寇，是政府这种组织的起源和前身。

朱元璋等农民皇帝深喑流民草寇的风险，所以他们执政后往往下猛药，让社会组织方式变成原子化的小农组织，商人，逸夫，手工业者受到严格管理和压制。所有小农经济下的农户想要获得生活物资，就需要自己种田劳作，织布做衣，一年到头一刻不得空闲，却也仅够糊口蔽体。遇到灾年或者税赋徭役重，小日子又会变得岌岌可危。

所以对于我们农村人，年总是要过的，拜年也总还是要拜的。农村人比那些哲学家更懂世人皆苦的道理，因为我们和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如果一直根植在土地上，一直以原始小农经济的生产组织方式运作，那么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是苦的。生老病死一词就是例子，这四字对于个人而言又有哪一个是甜的。

所以老家光棍去外地寻婆娘，有点条件生上八个孩子，村里人打个架，揍了女人对于真正的本地人而言这都不是事，因为比起与自己生死攸关的能否获得生活必需品相比，这些都是稀松平常的小事。只有自己能活着，能好好活着才最重要。

如今农村更多人加入到了工商文明的生活中来，农村的物质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现在二层小楼，红白喜事酒席十几个菜在农村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只是很多人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不知不觉中跨越了两种文明，它们有时还在用农耕文明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

比如这两天我们这里闹新娘，闹伴娘，闹喜公公等新闻又登上热搜，很多没见过的外地人有的气愤，认为是对女性和老人的不尊重，有的人则觉得这些视频荒诞好笑，就像一场闹剧。但这些事在我们这里就是稀松寻常，因为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中还没有完全接纳人人平等，契约文明的行事方式。但这些都会改变，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年轻人的选择而改变，很多村落的消亡，也带着它的文化慢慢消亡，这些文化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客观评价，但每个主观的个体无不在做着自己的选择。而文化和仪式里的东西其实也会跟随我们很久，直至我们消亡。

文章就写到这里，因为明天天不亮我要去磕头拜年，我不知道这属于传承文化还是继承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