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不同尺度的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特征

一、不同尺度的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特征

人均GDP是结合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两个维度，度量人均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在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中常被用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状况。较于其他测度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有以下优势：

①GDP和人口数是各级行政区统计部门逐年普查和精确计算后官方发布的社会数据，其可行性程度高，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科学性原则，有利于后续处理和测算结果反映真实经济水平。

②从人均角度描绘经济实力，能充分体现区域经济差异的内涵。

③能有效解决用总量指标测度时，因研究区内某些经济体量小、行政区域面积过大、人口规模或人口密度过大的地区而导致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不匹配的极端值产生。关于测度经济差异的既有研究表明，选择较长一段时间序列，比较各个年份的人均GDP是衡量地区间贫富差距、研判经济发展阶段、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的较好指标。

1．县区级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的演变可能存在空间和时序上的双重异质性，而由空间异质性表征的人均GDP空间分布格局随时序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若仅使用某一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虽然能反映研究区当期的格局和各区域水平，但却无法描绘其随时间发展而发生的空间格局演化趋势及特征。

因此，以陕西省107区（县级市）为基本单元，以二〇〇〇—二〇二〇年陕西省各县区的人均GDP为面板数据，并选择二〇〇〇年、二〇〇五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五年、二〇二〇年为时序节点，分析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的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趋势。

二〇〇〇年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存在空间异质性，且有空间极化的趋势，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热点区在空间上呈聚集状态，包括雁塔区、莲湖区、新城区、未央区、秦都区、渭滨区、金台区，均为各地级市的市辖区且都是中心城区；经济次热点区包括碑林区、渭城区、阎良区，零星排列在地级市中心城区周围，或为主城区或为具有特产工业的副城区；

二〇〇〇年陕西省区域经济水平差异较小，以关中各地市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关中各地市主城区和延安主城区为次核心，形成关中领衔，陕北蓄势，陕南落后的经济发展格局。二〇〇〇—二〇〇五年，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变化巨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区与欠发达县区差距扩大，空间聚集效应增强，全省经济两极分化现象开始明显。

这一时期，为充分发挥能源资源优势，在陕北地区实施“三个转化”发展战略，确立了后一时期的发展思路，推进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陕北地区发展迅速，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形成以延安市主城区为主体，邻市县区为两翼的经济发达走廊，包括安塞区、宝塔区、吴起县、志丹县、靖边县、延川县，和以榆林神木市为核心的榆林北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双核结构初具形态；冷点区存在一定程度消散，整个区域发展态势极好。

虽然发展增速不及陕北，关中地区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依然是省内最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各地级市中心城区依然保持领先地位，但对其周边县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不强，中心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受空间邻近效应的影响，邻近主城区的县区与远离市区的县分别是经济次冷区和冷点区的主体，以各市区为中心呈波纹状散布在广大腹地；陕南地区受经济基础薄弱、生态保护和交通设施落后区内可达度低的限制，经济发展迟缓，全域范围内均为经济次冷区和冷点区，分别占据该地区14.29%和85.71%的县区数。

二〇〇五—二〇一〇年，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变化不明显，两极格局初具形态。较上一时期，关中地区发展趋于平稳，经济热点区消失，转为次热点区，这与该时期关中地区城市迁入人口较多，经济体量大导致增速放缓存在一定关系。这一时期，关中地区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人才、科技资源等区位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并通过科技支持、资源融合、产业带动等方式拉动陕北、陕南的经济增长。

于是大量的生产要素、优惠政策向关中地区核心区域倾斜，形成以西安主城区为核心，以关中其他地级市主城区为次核心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的区位优势条件产生的强大吸引力引发虹吸效应，使得生产要素向增长极聚集，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差距过大，减缓了被吸引的周边腹地的经济发展，经济“核心—边缘”结构特征较上一时期更为显著。

陕北地区则形成以神木、府谷为代表，以煤炭资源为优势产业的北部增长极和地处能源“金三角”腹地的以靖边、定边、吴起、志丹等能源大县为代表，以油气工业为主导产业的西部增长极，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双核结构。而榆林南部、延安中部和东部诸县能源资源匮乏、以小杂粮和苹果为特色产业的农业县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是陕北经济冷点区和次冷点区的主体部分，并有连片集聚的扩大趋势。

陕南地区与关中、陕北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区域内被大规模连片经济冷点区覆盖，经济冷点区县区占总县区数的89.29%。该时期陕南的经济发展成效不明显，落后地区经济低水平同质化发展的趋势非常严重，且与省内发达地区的差异增大，长期封闭落后使得陕南与关中地区之间存在经济辐射屏障，发展滞缓。

表明陕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可能不仅在于关中地区经济增长的虹吸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导致经济带动能力不足，更为突出的是其与关中地区经济辐射带的连通受阻，无法获取持续稳定的经济扶持涓滴。二〇一〇—二〇一五年，陕西省县域经济整体上趋于协调，经济聚集性相对减弱，两极格局有所弱化。

榆林北部以神木市、府谷县、榆阳区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核心区加快能源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总体经济实力跃升，已成为全省和中国西部县域经济的领跑者。而陕北西部的能源“金三角”腹地各县区过度依赖资源开发，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以石化产业为支柱的石油经济风险日益显现，而以山地苹果、畜牧养殖为代表的非能产业起步不久，存在现代化水平低、配套设施欠缺等问题。

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任务处于攻坚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在这一时期出现拐点，经济相对增速有所减缓，连片的经济次热点区转变为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区。关中地区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型期，经济发展由中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过渡，全地区经济整体实力稳步提升、发展驱动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形成以制造业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保障，以民俗文化旅游业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虽然以西安都市圈为核心的关中各地市的经济热点区和经济次热点区面积缩小，但该时期恰逢人口迁入高峰，导致反映人均水平的经济指标所表征的良好经济态势被弱化。值得说明的是，关中城市群对广大经济腹地上毗邻县区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增强，并对距离较远县产生的涓滴效应增强。

表明关中地区处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向中后期发展的转变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固化，需进一步协调发展破除城乡间的发展壁垒。陕南地区深入实施绿色循环发展战略，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关系，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但经历短暂的经济快速增长后，受制于经济总量小、发展韧性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生态环境转好但环境承载力脆弱、城镇化水平不高与城乡发展不平衡并存等现实因素，陕南地区依然是全省欠发达县区最集中的区域，县域经济水平与关中、陕北相比仍然大幅落后。

县域经济相对增速较上一时期增势消减，地区内呈“孤岛”式离散分布的经济发展中等区长期处于落后的经济环境，无法从与周边邻县形成经济发展和生产要素的空间互济，逐渐降为经济次冷点区。而环绕在陕南三地市城区周围的毗邻县受空间近邻效应产生的良性影响，经济发展得到较发达的市区辐射带动增长，由经济冷区上升为经济次冷点区，区域经济整体差异缩小，经济发展协调性有向好的趋势。

二〇一〇—二〇一五年陕北西部能源“金三角”腹地各县受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困扰，经济增长出现拐点，增速放缓，经济热点区的空间扩散效应显著，聚集性相对减弱，区域经济差异逐步缩小，经济冷点区面积大幅缩小，两极格局弱化。二〇一五—二〇二〇年，两极分化格局进一步削弱，关中各地市主城区和榆林北部领衔县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核心区的带动辐射作用增强，县域经济总体达到近二十年相对最协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