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区域发展必须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科学发展模型，区域科学发展将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核心理念。

汤学兵、张启春总结了国外和国内区域经济理论和实践后得出：要确定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明确路径选择、确定详尽的实现路径、具体的实施工具和作用对象等方面构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政策。安树伟认为“一带一路”的实施，能帮助各地区消化剩余产能，促进外汇储蓄多元化，使我国区域经济趋于平衡，我国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提高与周边国家合作力度。杨洪明、黄平说明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为了解决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协调、城乡差距大、环境污染和贫困地区发展等问题，促使我国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

区域经济政策的实证研究

上个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区域经济政策的实证分析。Granados结合专业技术评价和经济评价方法，有效评价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卫生保健工作，为当地开展卫生工作提供依据。Taylor和Wren表明英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在增加就业机会、引进外商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作用。Carol分析得出：新西兰学校中的教育政策促使学校进行改革，使得其教育事业充分发展，教育水平显著提升。

Jakoby和Herbert以德国的一个州为例，在该区域开展了区域政策评价工作，完善调整了区域经济政策，最终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GoreTony通过对欧盟2000年到2006年内实施的区域发展政策进行分析，为后续政策的完善和实施提供了参考。FrancoiseJabot对法国的公共健康政策进行了效用评价，对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参考。ARRANZ验证了西班牙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表明就业补助确实对就业水平有一定影响作用。

在从失业到就业的过渡时段，或者暂时就业到长期就业的过渡时段，就业补助对就业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而属于长期合同时对就业水平并无显著影响作用。JarkkoHarju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不同税制下的收入水平，为税制改革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合理建议。Galik和Christopher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对美国东南部实施的生物能源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分析，得出结论：该地区的森林碳排放量在区域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这种标准下要大于其他地区国内学者对相关政策的实证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我国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政策评价与研究得到充分发展。

陈和周黎安研究了税费改革和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果：农村税费改革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并具有动态持续性。楼海鹏构建了综合模型来评价浙江省山河协会工程。张仲芳选用5类经济发展指标构建了崛起指数对中部地区各省的崛起进行了动态研究，得出结论：经济崛起的第一顺位省份有山西和湖北，第二顺位有安徽、湖南、河南和江西。

罗序斌和周绍森利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科教文化四方面的数据构建了中部崛起指数评价了中部六省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崛起态势。金凤君和陈明星认为，财税扶持和金融支持为东北振兴提供了发展动力，东北振兴的主要症结是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问题，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是东北地区发展的代表性问题，社会保障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东北改革的平稳。

实施东北振兴政策以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经济结构优化转型，社会效益提升显著，体制创新也取得新成就。王晗、赵益卓和郑新业评估了“省直管县”改革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发现，除去其他因素的影响，实施“省直管县”政策促使地区实现经济分权，从而有效增加了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率。朱道斋分析了国内外建筑节能政策的评价成果后发现，我国建筑节能政策存在总体滞后、激励政策结构不合理等现象。孙晓华和郭旭基于双重差分法，从“质”和“量”两方面评估了制造业振兴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振兴规划的实施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和劳动投入三方面作用促使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增加率提升了约0.12，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了0.05。

西部大开发对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政策实施促使西部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1.5%，使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转向收敛。朱承亮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良好，技术进步使得西部地区TFP增长率大幅提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李国平从经济增长质量这一角度评估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得出结论：政策使得人均收入迅猛增加，推动了西部地区的重点产业、新兴技术产业和旅游业转型升级，西部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效益得以提升。

周端明新古典增长的拓展模型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有效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并缩小了区域间经济差距。何春表明：西部大开发使得地区GDP从2000年的17276亿元增加至到2015年的138100亿元，约增长了7倍，西部年平均增长率比其他地区高出0.006，大开发使得我国区域经济趋向协调。

彭曦使用系统GMM方法分析得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滞后效果，2008年政策效应显现后，经济增速和综合水平都得到了稳步提升；利用双重差分法得出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和转移支付的投入达到效果的。孔阳认为西部大开发通过提高工业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投资使得地区经济增长率提高了4.66%，但实物资产的投资并不能让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保持持续性。

茹少峰、周子错发现：西部大开发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也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方向单一，创新能力和外商投资不足等问题。邓翔、李双满认为总体上西部大开发促使西部经济总量提升了约1.7%，分区域看，对新疆和内蒙古促进作用明显，分别为3.1%和2.8%；对四川、贵州的效果较弱，政策效应不足1%。另外，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在2007年和2011年最好，其他时期政策效应不理想，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地区内部社会状况存在差异造成的。邓翔、袁满发现：西部大开发通过提升本地基础设施水平带动经济增长，但相邻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却对本地经济增长有负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