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味儿的《直线偏执狂》

不言

“如果我碰巧在规划一条高速公路的最佳路线，而我需要砍掉一棵树，我就会砍掉这棵树。”

英国剧场年度新戏、目前已经可以通过NT Live在国内看到的《直线偏执狂》（Straight Line Crazy）有个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实际上它指代的是剧中主人公，城市规划师罗伯特·摩斯对高速公路网络及其背后的经济、效率原则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在上世纪20至50年代的纽约市政规划和建设中，摩斯本有机会名垂青史，却最终在争议声中黯然退场。他成了一个逐渐背离初心的狂妄之徒，也是一个最终被自己所奉献的阵营唾弃的可怜虫。编剧大卫·黑尔写活了这样一个人，“伏地魔”拉尔夫·费因斯演活了他。

《直线偏执狂》剧本分上下两幕：第一幕发生在1926年，雄心勃勃的罗伯特·摩斯正带领他年轻的团队，挨个敲开（如果不是撬开）显贵阶层的大门，将他们在长岛的大量私有土地使用权开放给公众，修建高速公路、桥梁和公园；第二幕则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摩斯的团队已经身经百战，建立了他的高速路“帝国”，却又因粗暴张狂的行事方式和种族主义偏见遭到大量民众抵抗。两幕结构设定干净齐整，故事自游泳始至游泳终，弄潮儿摩斯所自我信奉的“民主理念”最终折戟沉沙，形成完整的闭环。

罗伯特·摩斯的失败与伟大

戏里戏外的罗伯特·摩斯都算不上是讨人喜欢的人。他独断专行，有厌女倾向和种族主义观念。开场十分钟，拉尔夫·费因斯闭起眼睛勾勒长岛轮廓的姿态已经成功唤醒我对他演过的《理查三世》的印象，嗜血的国王正得意洋洋地品尝着他的领地。

这看起来与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在传记《成为官僚》（The Power Broker中译名）中勾勒出的罗伯特·摩斯颇为相像。塔桥剧院的艺术总监尼古拉斯·希特纳在读完这本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后，又把它推荐给了剧作家大卫·黑尔，才有了《直线偏执狂》的诞生。这部1000多页的大部头作品试图说明摩斯是一个受权势驱动的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纽约市政研究局，受到州长阿尔·史密斯信任后迅速将自己的规划理念付诸实践。先后40年间，他监督兴建过35条高速公路、12座桥梁、两座水电站大坝，还有林肯艺术中心、谢伊体育场（Shea Stadium）以及众多城市公园和公共住房项目，还将联合国办公建筑群搬到了曼哈顿东岸。尽管他从未当选过任何政府公职——1934年他唯一一次参加州长竞选，大幅落败后再未有此尝试——却拥有包括纽约和长岛州立公园委员会主席等多达12个政府授予的头衔。在此之下，他能够快速筹集资金，左右法条修改，动用一切公权力让自己的规划得以实现。

比起卡洛的传记，舞台作品的戏剧性更强。写出过《时时刻刻》《天窗》的大卫·黑尔擅长把主人公的性格写得再复杂一点，内心冲突再多一点。英国就有媒体评价《直线偏执狂》里，摩斯被塑造得“像一个咆哮的莎士比亚式的君主”。黑尔抓住（也或许是创造）了摩斯身上的理想主义精神，以两幕结构中“好摩斯”到“坏摩斯”的转向，展现了初心与结果之间的天差地别；“好摩斯”令人难言亲近，“坏摩斯”却令人感慨唏嘘。

我想前边所说的理查三世的联想或许并不那么恰当，他更像科利奥兰纳斯，刚愎自用的英雄。第二幕中相伴多年的助手康奈尔指责他冷酷和谬误，摩斯气得挥着手臂大吼：“你很清楚，人们或许不喜欢我，但他们需要我；当然，现在又开始流行讨伐我。因为我是那个卑鄙小人，推进了民主所需要却无法做到的一切。”这段话印证了摩斯的倨傲源自对民众的普遍蔑视，与那个道桥、公路的实际统治者和罗马城池的实际建造者科利奥兰纳斯的形象简直合二为一。他们走得太远，终究会掉入悲剧的深渊——我想如果大卫·黑尔把这出戏写得再“小”一点，甚至写成一

个狂妄自大者的《〈拒绝忏悔〉录》，应该也会好看的。

强者会替他们解决问题吗？

拉尔夫·费因斯饰演的罗伯特·摩斯作为本剧的绝对中心人物，其塑造称得上十分成功。不过《直线偏执狂》的野心显然不止于塑造一个内心复杂的争议人物。正如编剧在幕后访谈中强调，仅为谴责而展现一个有缺陷的人物是不值得的。在剧评人看来，他的野心还在于“通过一部关于城市规划的戏剧来理解民主的纠结和不安”，但很可惜，完成度不那么尽如人意。

当我们试图跟随剧本去探究摩斯的规划理念与结果的背道而驰是如何发生的时候，都会意识到：一个人的疯狂是建造不了城市的。第一幕中很快亮相的阿尔·史密斯在上世纪20年代连任纽约州长。正是他的欣赏和肯定帮助摩斯获得了掌控纽约道桥建设的实权（阿尔·史密斯甚至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但遗憾的是史密斯在本剧中的形象略显避重就轻，流于喜剧化的呈现。

实际上，包括州长、建筑工会，甚至其他一些财阀的支持，为摩斯铺就了公权力的温床，使得他能够通过发行更多建筑规划项目的债券来为权势阶层提供回报。这对其所声称的民主理念将是重击——大卫·黑尔放弃了由此深挖摩斯背后维系力量的机会，却有意为之地虚构了一些他团队中的人物，包括追随多年的、出身工人阶层的康奈尔小姐，在俄克拉荷马乡下长大、后来因病致残的艾瑞尔·波特，以及第二幕才登场的年轻黑人姑娘玛利亚·海勒。他们的存在代表了广泛的平民阶层和少数族裔，从共事者而非利益媾和者的角度对摩斯的理念实施提出了另一种诘问——强者会替他们解决问题吗？

这的确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但黑尔似乎再次错失了它，没有集中给出答案。问题主要集中在了第二幕，摩斯的反对者们纷纷站出来。在第一幕开场时已经埋下伏笔的简·雅各布斯正式登场，将反对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中心开辟“下沉式公路”的人们召集起来。雅各布斯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撰稿人、社会活动家。出版于1961年的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系统阐释了她重新定义城市生态的基本逻辑，也为她赢得了“城市教母”的美誉。在她看来，当时正统的城市规划师所青睐的拔地而起的楼群、高架桥和千篇一律的公园绿地，是对原有社区生态的粗暴破坏，而“只有当所有人都是城市的创造者时，城市才有可能为所有人都提供一些东西”。黑尔以她代表了一种更新的城市规划理念来指出摩斯的历史局限性，并把那句“直线偏执狂”的台词分配给了雅各布斯。

另一个出现的反对者是年轻气盛的海勒。她来自有色人种家庭，曾因为摩斯大规模道路及贫民窟改造方案而流离失所。她在大学学习了建筑学的新理念，却又稀里糊涂加入城市规划委员会（这显然是两门学科）。这一天海勒跟着同事波特去应对完雅各布斯的抗议活动，回到办公室与自己的老板 发生了正面冲突——因为后者指责摩斯作为拥有地位的白人男性的傲慢。海勒当然有一万个理由这么做，但颇为不可信的是已经与摩斯共事多年的康奈尔不仅开始质疑摩斯的理念，并且历数他对妻子精神病症的责任，对重病同事的冷漠。最终，康奈尔不顾摩斯的挽留而告诉他自己去意已决。作为摩斯长期的共事者，康奈尔和波特像他的无数支持者一样，曾经被他改造城市面貌、消弭阶层差异的勃勃野心所蛊惑，甚至默许了他越俎代庖的行为。观众可以想象他们有一天会意识到强者的自我中心主义会把事情带向不可知的方向，但无法想象这一切只是受到了一个天真的年轻人“整顿职场”式宣言的影响。

从人物铺陈上我们能看出剧作家对角色身份的精挑细选，面面俱到，但这一点恰恰是弊病所在：比起人性化了的罗伯特·摩斯，这些人物的脸谱化倾向程度不一，特别是在第二幕，有凌驾于角色之上的政治正确之嫌。作者放过了权利交易的关键人物史密斯州长，又潦草地塞给雅各布斯、海勒和康奈尔各自的武器，让她们对付权倾一时的摩斯。这就是《直线偏执狂》最大的困境：当剧终我们准备收网捕鱼时，并没有找到罗伯特·摩斯真正有力的对手，除了他自己。他好像更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英雄了，囿于自我的性格缺陷，被历史的车轮远远抛在了身后。

供图/新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