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难民

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已在地球上肆虐了将近三年，在积极抗疫过程中，中国普遍使用了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化手段，并对这些手段不断升级换代。

从最初的健康码，到基于移动通信定位的行程码，以及能综合多种信息的场所码，直到多码合一的公交乘车码，二维码的功能和作用在防疫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扫码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

不得不说，这些二维码的普及和使用极大地方便了防疫工作，也在尽可能地减少我们出行的麻烦。例如，在大规模核酸检测采样过程中，医护人员通过扫描开箱码、试管码进行样品标记，再扫描被检测人员的采样码进行人员登记，可以非常快速地完成核酸采样。但这些信息化手段在方便大多数人的同时，也给少部分人造成了困扰，特别是一些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在交易支付、核酸采样和出行乘车时，就经常面临无法进行的尴尬局面。

在偏远落后地区，智能手机还没有完全普及，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虽然主要也是老人和孩子，但涉及的年龄范围要远大于发达地区和城镇居民。一方面是经济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是文化程度和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和适应能力的不足，都会让一部分人成为信息化和数字化应用中的老大难，成为信息时代的“数字难民”。

2001年，著名教育游戏专家Marc Prensky在《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一文中，将那些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称作“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而将那些在网络时代之前成长起来的学习者称作“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受Marc Prensky的启发，2006年，Wesley Fryer在《数字难民和桥梁》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一词，比喻那些因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原因而远离数字技术的人。

数字原住民生活在一个被电脑、手机等数字科技包围的时代，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交流和人际互动，习惯于屏幕阅读。数字移民因为出生较早，成长时没有数字技术工具的陪伴，习惯文本阅读，在面对数字科技、数字文化时，必须经历并不顺畅且较为艰难的学习过程。数字移民如果抵制社会变化，抗拒数字文化，或者不能适应新的数字化环境，也会成为数字难民。

在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亿以上没接触过网络，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中，其实多数仍然属于数字难民。他们对智能手机中的软件只会简单的操作，没有理解软件的功能和作用，只是使用这一数字工具浏览和获取信息，缺乏信息甄别能力，很容易被其中的广告误导和诱骗，甚至因此遭遇网络电信诈骗。

在老年人之外，多数人会自认为已经熟悉网络，适应信息化社会，不会遇到电子支付的尴尬。然而数字化应用是有层级的，处于低层次应用中的人群仍可能出现问题，如隐私泄露等。

受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数字难民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偏远地区，但因此受到影响的却往往是城镇地区。文化普及程度、经济发展条件、阶层固化因素，都会造成数字壁垒，在城乡之间和人群之间，形成数字鸿沟。

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信息社会，只有消除和扶助数字难民，给他们以关注与关爱，授之以鱼并授之以渔，数字鸿沟才能得以跨越。

本文作者：

邱元阳

河南省安阳县职业中专

文章刊登于《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2022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