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佛光-高昌回鹘王国皇家寺院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柏孜克里克,维吾尔语意为“山腰”;突厥语则有“装饰绘画”之意。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就是建于山腰的艺术宝库，这真是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最准确的形容。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火焰山峡谷深处,位于吐鲁番市东北45公里,南距高昌故城 22 公里。谷中清流潺潺,蜿蜒曲折;两岸绿阴蔽日、峭壁林立。千佛洞共三层83个洞窟,就依河谷西岸火焰山赤红威严的山体而建。背依山峰,下临清溪,气宇轩昂,古朴壮观。

在干旱炎热的吐鲁番盆地,这样一个灵秀深幽之地,的确是修行坐禅的理想场所。

柏孜克里石窟是高昌石窟中现存洞窟最多、壁画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它曾经是高昌回鹘王国的王家寺院。它是新疆古代留存下来的著名佛教遗迹之一。

从地理位置上看，吐鲁番盆地位于古代西域的东门户，且境内山脉谷口多，遂成为中西交通往来的十字路口和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这一地区称为多元文化交汇之处，发展出了精彩的历史和文明。尤其是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佛教文化——从众多的石窟和寺院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曾经的灿烂与辉煌！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始凿于南北朝后期。经历唐、五代朱、元,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唐代文献《西州图经》中称其为“宁戎窟寺”。这里一直是高昌地区的佛教中心。回鹘高昌是石窟群最繁华的时期。公元13世纪末，高昌王室东迁甘肃永昌，加之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后，蒙古铁骑驰骋征战,加速了伊斯兰教东渐的进程,从而导致盛极一时的佛教石窟逐渐衰落乃至废弃。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随之衰落，在异教冲突中遭到毁坏，壁画人物的眼睛全部被挖掉。

13世纪末,在1904年至1913年间，柏孜克里克90%的壁画被英国、德国、俄罗斯和日本4个探险队切割下来，分批运出国去，现收藏于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俄国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印度国立博物馆、韩国国立博物馆。本世纪初，屡遭俄、德、英、日等列强的盗劫破坏，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更是雪上加霜，面目全非。虽遭严重破坏，但劫余的佛座华丽精致，残余的壁画内容丰富,颜色鲜艳夺目。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仍不失为一座规模宏大的文化艺术宝库。如今,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现存的 83个洞窟中,仅有40多个存有壁画,总面积 1200 平方米,绝大多数是回鹘高昌时期的遗存。

柏孜克里石窟是高昌石窟中现存洞窟最多、壁画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它曾经是高昌回鹘王国的王家寺院。它是新疆古代留存下来的著名佛教遗迹之一。

从地理位置上看，吐鲁番盆地位于古代西域的东门户，且境内山脉谷口多，遂成为中西交通往来的十字路口和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的开辟，更使这一地区称为多元文化交汇之处，发展出了精彩的历史和文明。尤其是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佛教文化——从众多的石窟和寺院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曾经的灿烂与辉煌！

从窟形、壁画内容和绘画风格上,大致可分为鞠氏高昌、唐西州和回鹊高昌三个时期：

1.鞠氏高昌时期(公元499一640年)

2.唐西州时期：公元（640-792年）

3.回鹘高昌王国时期：公元（840-1283）

柏孜克里克石窟目前保存较好的石窟壁画主要为回鹘高昌王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水平相当高，色彩丰富，装饰华丽，技法成熟而完美。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石窟甬道两侧壁高达两米的佛本行经变画。

17、18两窟,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开凿最早的洞窟,于公元6-7世纪南北朝后期建成。17 窟中的《地狱变》壁画,酷似摩尼教冥府图,是回鹘人早期信仰摩尼教的形象记录,为全国所罕见。16窟凿于中唐,由突厥贵族兴建。石窟现存最完整的一幅伎乐图,为研究源于西域、汇入中原、影响深远的高昌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图中的小忽雷,也就是龙首琵琶,出现在中国佛教乐器中,尚属首次。20 号窟的壁画内容,是歌颂回鹘国王和王后的文才武略、辉煌政绩。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绘制精美,并标有回鹘文题记,是千佛洞壁画代表作之一。只可惜壁画原作陈列在德国柏林博物馆,窟内只有根据原作翻拍的彩色照片。第51号窟凿建于回鹘高昌时,壁画绘有《法华经》中的经变故事,画旁附有回鹘文、波罗密文和汉文对照的题记,体现出回鹘高昌壁画的鲜明特点。千佛洞下,木头沟河畔的 82、83号窟,建于公元10~11 世纪,是高昌回鹘王国强大时期,专为佛教高僧修建的小型纪念隐窟。这里曾出土陶制舍利匣和来自东海之滨杭州的金箔包装纸,表明了高昌回鹘王国与宋王朝间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回鹘佛教艺术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宝库,对于研究维吾尔族的古代文化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回鹘高昌时期的壁画,构图严谨,线条流畅自然,画风富丽庄严,人物造型丰满,明显受到中原艺术的影响,是莫高窟唐代画风的延续。《儒童受决经变》等本生因缘故事画,是回鹘佛教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题材,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到。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劫难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建筑和壁画，不仅是回观高昌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实证材料，更是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艺术品。但就这一片历受磨难，满目疮痍的废墟，仍未逃过劫难，在20世纪初遭到纷至沓来的外国探险家的肢解和宰割。

德国人于1902年首次远征吐鲁番，是由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派出的格伦威德尔教授为领队。他在新疆的考察成果引起学术界轰动，甚至引起德皇的注意。接着，由德皇和军火大王克虏伯的名义提供捐助，着手组织一次新的远征。由勒柯克临时担任探防队负责人，与助手巴图斯先行出发。

勒柯克到达吐鲁番后，兴致勃勃地发掘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吐峪沟等遗址，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

德国探险队从被埋在沙土中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中偶然发现了巨大的誓愿图。巴图斯用其娴熟的技巧将壁画小心谨慎地切割下来，雇了一些民工来帮助包装，满满装了40只木箱运回柏林。

德国人勒柯克走后，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吐鲁番，他查看了勒柯克的工作现场后“感到十分惊愕”，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这种粗野的方法根本不是‘考古’，而是“挖宝”。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从吐鲁番拿走的文物并不少。他认为“要把这些精细的佛教美术品中的标本保留下来，只有很仔细地用有系统的方法搬走。我是利用我的训练有素、很有经验的帮手来做这件费时的困难工作的。”他在吐鲁番拆下的壁画足足装满100百多箱。斯坦因切割这些壁画，同样使用了类似勒柯克狐尾锯的一种锯子。只不过他让助手在使用锯子的时候更加细致、更加小心翼翼罢了。

1905年初夏，满载着柏孜克里克誓愿图的骆驼商队向着遥远的5000公里之外的柏林进发。勒·柯克回国后，将壁画作为“丝路秘宝”展出，在柏林大受欢迎。但是，勒·柯克死后悲剧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首都柏林遭受了盟军的空袭，巨大的誓愿图没有来得及转移，全部毁于战火之中。千年前的精美壁画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消失了，勒·柯克在1913年出版了大型画册《高昌》，在战争中失去的壁画一部分成为印刷品保存了下来。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来到柏孜克里克时，看到大量壁画遭到破坏，又据当地人说，前来发掘的欧洲人割取了最好的壁画，而故意将剩下的加以损坏。日本人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这话是真的话，以文明国家学者自命的欧洲人要独霸世界珍宝的意图，可以说比盗贼还卑鄙。”

随即他们在一个洞窟中，发现绘满色彩的壁画，有诸佛和各种姿势的菩萨，有的合十、有的散花、有的奏乐。天人的舞姿、魔鬼的凶相，色彩、用笔都有很高的造诣。还有泥翅佛像，对欧洲人盗取壁画的方式气愤之余的日本人也取出了特制的“狐尾锯”切割了足以欣赏的壁画7块，获得泥塑佛像7身。

只可惜,岁月的风风雨雨已把当年恢弘壮观、高低错落的佛寺侵蚀成一处处残窟断垣。惟有火焰山赤红的山脉依旧,木头沟清冽的河水长流,似乎不间断地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昔日的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