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智者：离开道就无法生存，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的

古代的智者有微妙的智慧和理解的深度，他们高深莫测，所以无法被理解。因为他们无法被理解，所以只能对他们勉强加以描述：小心翼翼地，好象在横渡冬天的河流，犹豫不决地，好象一个人在害怕四周的危险，严肃庄重，好象一个人在作客，自我抹煞，好象冰开始融解，真实的，好象一块未经加工的木材，思想开放，好象一个山谷，自由地混合，好象浑浊的水。

谁能在浑浊的世界里找到安详？静静地躺着，它就清澈了。谁能长久地保持镇静？藉着运动，它又回归生命。怀抱这种“道”的人会防止变得太满。因为他会防止变得太满，所以他超越损耗和更新。

在东方，有智慧的人总是老人、古人。对自己和现在有一种谦卑。我们怎么可能比自己的父亲更有智慧呢？我们怎么可能比自己的祖父、曾祖父更有智慧呢？不，我们可以知道得更多。我们可以比佛陀知道得更多，我们可以比老子知道得更多，或许我们已经比佛陀和老子知道得更多了，但是，我们却无法变得更有智慧。

事实上，在智慧里“更多”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要么有智慧、要么没有智慧。

郑玄是东汉后期首屈一指的儒学大师。

郑玄的家世原本是很显赫的，但是到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祖父和父亲两代都没有做过官，而是在乡间务农。就农民来讲，他的家境也是比较寒酸的。郑玄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并没有一条事先就已经为他铺好的前程似锦的道路，他要想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郑玄天资聪颖，而且自幼好学，经过勤奋的攻读，在16岁的时候，就已精通儒家经典，同时对谶纬方术之学也颇为通晓，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因此，少年的郑玄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誉为神童。

迫于生计，郑玄18岁的时候出任地方小吏乡啬夫，掌管诉讼和税收等事务。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郑玄十分勤恳认真，并且对待那些孤苦可怜的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尽己所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因此，郑玄甚得乡里好评，不久晋级而成为乡佐，就是乡里管理赋税的小官。在乡里谋事的同时，郑玄丝毫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业，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刻苦地学习。

一天，北海相杜密到高密巡视时见到了郑玄，对他的才学非常赏识，于是就调任郑玄到郡里任职，以使他有机会得到深造。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就辞去了官职，进入太学学习。太学是汉朝的最高学府，而郑玄师从之人又是当时知名的经学博士第五元先。此后约10年间，郑玄悉心治学，并且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州（相当于今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一带），遍访名儒，转益多师，使得学问达到了极为渊博的程度。但是郑玄自己却毫不满足，又不远千里，西入关中，拜扶风的马融为师。

马融是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经学大师，虽然徒从甚众，但是仅有少数高徒能够亲承马融本人的教授，而大多数人则只能够通过这些高徒间接地受教于马融。郑玄投学到他的门下后，三年不为马融所知，并且一直没能亲自见到马融。但是，郑玄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懈怠，在治学方面一点儿也不马虎。

有一次，马融与众高徒在演算一道浑天问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疑难。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徒弟想到了郑玄。因为郑玄虽然未能直接受教于马融，但是在那个学术圈子中，郑玄有一定的名声。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这个徒弟去请教郑玄。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这道问题到了郑玄那里，不过就是一道很普通的天文学问题罢了，并无甚难之处，很快就给出了答案。由此，马融才见识到郑玄过人的才华，开始对郑玄十分看重。

郑玄在马融门下受学七年，因父母年迈而回到家乡。此时的郑玄，于百家之学已无所不通，成为一代鸿儒，但是他的家境依然很清贫。于是，他一面种田，一面授徒讲学。东汉时期，在官员选拔方面采取的是荐举制，像郑玄这样学问好而名声高的经学大师，在当时是很容易被荐举或征召入朝为官的。但不幸的是，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党锢之祸”。东汉桓帝和灵帝时期，宦官专权，朝政日非。当时的一个世家大族李膺对此非常不满，他联合太学生们抨击朝政。这惹恼了执掌朝权的宦官们，李膺等一百多人被下狱处死，又有数百人被囚禁和流放，这些获罪者被称作“党人”。这些“党人”的门生故吏、亲戚朋友们，也都遭受禁锢，即有官者免官，无官者不得授官。这场政治风波在历史上被称为“党锢之祸”。

由于党锢之祸的发生，郑玄遭受连累而被禁锢十四年不得任职为官。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郑玄恰恰得以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工作。在这十数年中，郑玄遍注群经。郑玄的经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不拘泥，择善而从，使得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融为一炉，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郑学受到士人的普遍推崇，逐渐成为儒学主流，这创造了经学的统一时代，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出于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统一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解除了对党人的禁锢。郑玄这才有了为官的机会。但是，此时郑玄对于黑暗的东汉官场已甚为反感，羞与那些邪恶祸世的外戚、宦官为伍。他先后十数次辞拒了各种征召，决心不再出仕，而专意于经术，著书立说，授徒讲学。郑玄的弟子遍及天下，投于门下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为一时之盛。

郑玄在其晚年遭受兵乱，曾避居于徐州。孔融任北海相时邀请郑玄回乡。在回高密的路上，郑玄曾遭遇黄巾军，但他们对郑玄十分尊重，见到郑玄皆行参拜之礼，并且因慕郑玄之名，对高密也未加侵扰。

官渡之战中，袁绍为壮大声势，争取民心和声望，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已经年迈而又染病在身的郑玄被逼无奈，只得抱病而行，路上病势加重，病逝于元城（今河北大名境内）。直到病重和临危之时，郑玄还在注释《易经》。

郑玄的学生们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学术的言论编辑为《郑志》。

郑玄以其毕生的精力注释和传授儒家经典，是一位集大成的经学大师。

从唐代起，郑玄所注的《诗》、《三礼》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宋代又将其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

直到今天，郑玄的经注仍然是这些古代经典的权威注本。

对智慧来说，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在知识里，更多和更少是存在的。知识是相对的，智慧是绝对的。我们无法更有智慧，实际上，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谦卑。

老子对他自己和他的时代很谦卑，所以他总是谈论古代的智者。如果我们去找古代的智者，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又在谈论更古代的智者。

姚广孝，明朝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佛学家、文学家，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辅佐燕王朱棣仅以区区一方之兵而敌对全国之兵马，且最终创造奇迹，使得朱棣登基称帝，如此能为，如此事迹历史上绝无仅有。

有人会说明朝刘伯温，也不错，他辅佐朱元璋夺得天下，但姚广孝辅佐朱棣登位远比刘伯温辅佐朱元璋称帝难度系数大的太多了，条件更加的苛刻。朱元璋争夺天下，天下大乱，兵马势力众多，互相征伐吞没，而朱棣争夺天下时，大明初定，政治经济稳定，军队人马充裕，且同归皇帝所有，朱棣仅区区一方藩王，要想推翻一个正统且拥有实权的、天下归心的皇帝简直是痴人说梦，但姚广孝做到了，屡出奇谋、策略，辅佐朱棣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战胜的战役夺得天下，登基为王。

朱棣继位后，封姚广孝为僧录司左善世，又加太子少师。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代帝王皆得其教导辅佐。姚广孝被后人称为“黑衣宰相”，其死后，皇帝亲自撰写神道碑铭，并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庙，是明代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

智者，或能言善辩，或巧舌如簧；或善辩真假，懂人情世故；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等，总之乃有智谋、智慧过人之人也。

泱泱华夏，历史久远，所出智者如恒河沙数，灿若星辰，名垂青史，为后人所赞叹，颂扬。诸如张良就是一位智者，他智谋超群、高瞻远瞩、才华横溢、出类拔萃，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扭转乾坤之能，鬼神不测之计，包藏天地之志，他也常被后人誉为智商最高的智者。

对于张良，我们并不陌生，更为其智商之高而叹为观止。张良乃汉朝的开国元勋，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与当时的韩信、萧何合称为“汉初三杰”。张良有经天纬地之才，扭转乾坤之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法，文韬武略，算无遗策，计谋过人。刘邦在其辅佐之下，终以弱胜强、转守为攻，改变战局，一举击败强悍的西楚霸王建立大汉天下，连刘邦自己都感叹如此评价张良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张良之智还体现在其洞察时局，能急流勇退、功成身退，立于危墙之下而明哲保身。张良，字子房，智谋为后人所赞，其“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事迹更被后人所敬仰，为后人尊称为“谋圣”。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东方的经典，我们总是说：不管我们说什么都不是新的，那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听来的。比如在印度人的经典里就有两个名字：shruti和smriti。

shruti的意思是：我们听说过它，我们从知道的人那里听说过它。

smriti的意思是：我们从知道的人那里把它储存起来。没有任何个人宣称他们是知道的，因为“我知道”的宣称就是无知的宣称，那个“我”就是浓缩的无知。他们往后推、往后推再往后推。

在《奥义书》里，如果我们往后推，他们就会说：我是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我的老师是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他是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他们继续再继续，直到最开始：梵天，也就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从宇宙存在的本身、从婆罗门那里学来的。

他是从婆罗门那里学来的；婆罗门是看不见的神性，梵天是看得见的神性。看得见的神性从看不见的神性那里学到它，恒河从梵天开始。然后老师接着老师接着老师，一个长长的行列 而“我只是听说过它。”

这是一个美丽的现象。它只是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只有相互依存。整个过去都卷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在老子的逻辑里，大道是微妙通变的，无形象可言，无踪迹可录，深广宽大无法测量，无法预知，是个既看不见又听不到，也触摸不到的非常玄妙的东西。这个东西似乎是可有可无的，然而一旦缺少了它，不仅人类将消失，世界上的一切都将消失，所以我们时刻都离不开它，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一旦离开就无法存活。但是鱼生活在水中，并不了解主宰它的是水，还以为自己是水的主宰，当鱼离开了水的时候才明白水的富贵，才知道原来水才是它生命的根源。

我们也许会认为鱼很傻，其实我们有时候何尝不像鱼一样。我们沐浴在阳光中，潇洒在春风里，漫步在沙滩上，依偎在树丛间，开荒造田，育木成林，自由自在地呼吸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大自然恩赐我们的，都是大道为我们创造的。

然而，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以为自己是天地的主宰，是我们创造了万物。我们并不知道感谢上天，也不知道这一切的宝贵。直到有一天我们失去它时，才知道自己是愚蠢的，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现在才知道水的珍贵，才知道保持环境的重要性一样。

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们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整个过去都被我们携带着，我们的意识在一条锁链里，联系着整个过去。从一开始直到现在，每一件发生过的事情都曾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整个过去的携带者。以这种方式，在时间里，一种关系，一种关系的感觉，就会出现。

老子所说的“古之善为道者”却不是如此。他们“自然抱朴，谨慎恭敬，警觉戒惕，虚怀若谷，洒脱明智，微妙玄通，观测其深，始终不欲盈，故而能敝而新成”。老子本人恐怕就是这样的善为道者吧。所以庄子曾经称赞老子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

离开道就是无法生存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道呢？虽说道是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的，但是它却可以体察得以。

所谓体察，顾名思义，就是用身体来察验、换句话说就是修证，就是试探。比如冬天河水结冰了，人们往往会从冰面上过河，或是在冰面上玩耍。但是整个河面上的冰冻结得薄厚并不均匀，一旦不小心就会踩破薄冰落入水中。所以人们在冰上行走时就会特别小心谨慎。这也正是了解道的人士所要效仿的。他决不会将自己置身于险境，或是为自己制造麻烦，也不会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贸然行事。我们在体察的过程中，会发现道是循环不断，周而复始的，在这本不间断的行进中，道不张扬，默默无声。了解道的这一特性，做事时就会谋定而动，决不会在事前和事后让人知晓。

这种知晓我们可以有两种类型的相互依存。一种类型是特殊的，这就像我们和这棵树有关系，这棵树和今天的太阳有关系，今天的太阳和更大的星星有关系，在空间里，每一样东西都是有关系的。这是一种类型的相互依存。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相互依存，它在时间里运动：整个过去都卷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作为过去的一个结果出现，而整个未来又将从我们产生。我们是整个过去的果实，我们又将变成整个未来的种子。那么时间和空间两者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在两个向度上都是相互关联的。

从生命的本质意义上来考察，人类是人生路途上的匆匆过客，是大自然的普通客人，和其他生物一样，没有生和死的选择权，这是大道的必然规律。得道之人和大道同步，他们乖乖地做客人，严肃认真地对待日常生活琐事，和世间的庸人有本质的不同，庸人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势必以尊贵的态度对待自己而以嚣张的态度对待自然，庸俗之人以损害自然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后以毁灭自己而告终。

我们观察过河水吗？如果我们观察过，就会发现越是大河流起来越没有声音，越是小河流起来就越是哗啦哗啦一个劲儿地响个不停。

老百姓们常说一句话，用来形容那些浅薄而又自以为是的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因为这些人总是像一只羽毛并不美丽但却十分爱“的瑟”的孔雀一样，总是想在人前炫耀自己那点儿浅薄的、有限的才华，这不和那条小河是一样的吗？ 真正的得道之人却往往是深藏不露，轻易不让人们发现他们的大才的，如殷周时期的姜子牙、春秋时期的老子和孔子，以及三国时期的水镜先生等人，也正是因为他们不轻易四处炫耀，耐得住寂寞，所以才修养出了高尚的道德和经天纬地的才干。

孔子有一次路过太庙，看见了一个十分精巧的器皿，就问守庙的人那是什么东西。守庙人告诉孔子，那件器皿叫做“欹器”，是古代君主用来提醒自己不要自满的器皿。孔子听了很感慨地说：“世界上哪有溢满而不倾倒的东西呢？”

孔子能从一个小小的器皿中感悟出人生的道理，可见万物的表现形式虽然千差万别，但只要我们能把握其内核，就能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