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益唐说知识分子精神

2022 年11 月 7 日，数学家张益唐长达 111 页的论文《离散平均估计和朗道-西格尔零点》（Discrete mean estimates and the Landau-Siegel zero）在预印本平台 arXiv 上线。这篇尚未接受同行评审的论文证明了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一个弱形式的变形，可能将对解析数论带来重要影响。我不懂数学，但从专业媒体的信息看，张益唐先生的成就显然已经处于数学界的超一流了。

由张益唐先生的成就和经历，想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中国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这样精神的知识分子更是少之又少。这个问题值得中国人深思。但我想说的是，是时候给知识分子精神树碑立传了。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越来越模糊的阶层，且似乎还不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如果排座次，一定不是很靠前，我们都知道曾经有过“老九”的说法。所以，知识分子精神如果低调一点的话，也可以称之为“老九”精神。

知识能够带来的人格魅力，显然已经具有普遍化的趋势，所以增长知识和文化是一般人的基本追求。但是，并不是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就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品质。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主要表现在那些精于探求甚至痴迷于研究终极真理的部分“老九”的身上。张益唐算是新一代的代表。

张益唐曾做了 10 年的工人， 23岁时考入北京大学，29岁硕士毕业后，但他1991 年在美国博士论文答辩后，却没能在学术界找到一份数学家的工作。1992年开始他在另一个朋友的赛百味三明治店工作。大约有七年时间，他都在各种朋友那儿打零工。

1999 年，一位数学家朋友帮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找到了一份数学讲师的工作，那一年张益唐44 岁，才真正站到了数学的讲台上。10多年后，已经 58 岁的他在《数学年刊》上发表了对于有界素数间隔的证明。论文审稿人证实，张益唐证明了“素数分布领域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理”。从此逐步走上数学研究的塔尖。

他的经历堪称曲折而富有戏剧性，戏剧性的背后是他不屈的探索精神，哪怕是在餐厅里洗盘子的时候。他的成就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成绩，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写照。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具有丰富精神财富的国家，这源于5000年文化的积累，也源于我们不断地总结。近几年，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研究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地区和领域形成的革命精神，总共有91种。最近看到有文章在提“知青精神”，说明我们对精神的总结还可能会有新的收获。这其中，还是少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我要说的知识分子精神---“老九”精神。

中国人很早把有知识和有文化的人称做士，所以士也算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雅称。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中，士的地位并不低，的的确确是贵族之一阶层。早就有文字学家认为，士，跟王、皇一样，都是一个人端坐的样子，只不过王和皇头上特别大而已。所以士的精神曾经是一种贵族精神。中国有士可杀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等说法，几乎所有带“士”的成语，都力图在说明这种贵族阶层精神的品质。

遗憾的是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地位逐渐下降。皇权的极度扩张，士也被极度边缘化。“老九”用来指称知识分子，最早可能来源于蒙元时期。游牧民族蒙古人统一中原后，在治国思想上特别不希望以“礼仪道德”来紧固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也没有用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的传统，所以对于儒学之士很不待见。他们将人分成十个等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有知识的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之低。

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有所谓“臭老九”的称谓。其实，这个说法只是一种民间戏谑语言。不同的人使用，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含义。知识分子自己说，是一种自我解嘲，而有些人说，则可能真的含有贬义。这个称呼说明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不过，那个时候的“老九”不是顺排，而是倒排的，所以这个“九”的情况就更特殊了。

之所以讲到“老九”，是因为张益唐先生与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相比，其境遇算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即便是包括一些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知识分子，有的甚至都是一边挨批斗，一边努力探索真理。而与那些科技专业的知识分子相比，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就更加悲惨。《南渡北归》、《人有病 天知否》等纪实性著作都记载了很多事实。梁漱溟先生曾有一首打油诗，描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情况：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可就是这些所谓的“老九”们，他们在那个年代表现出了一种极具反差的精神，我把它称为“老九”精神。这种“老九”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一脉相承，但又超越了传统士人的品格。他们在社会氛围缺少尊重和客观眼光的情况下，忍辱负重，继续着心目中学术的研究，很多人甚至是在没有基本生活条件下不断取得进步，向着真理靠近。今天我们享受到的很多知识成果，都与他们的探索分不开。

这种精神不仅仅一般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而是在人类群体中处于被鄙视甚至被隔绝的状态下依然保持的思考品格，这较一般人逆境中的奋进求生存要困难许多，也要可贵许多。因为精神品格的坚持较之肉体的承受力可能更为脆弱，而往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具备这样的精神。它完全超出了张载对士人精神的那四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而知识分子正是这个创造过程的主要力量。尽管不能绝对地说知识的创造是一种纯个人的行为，但是可以看到，古往今来的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个人的作用是非常主要的，群体的作用往往是一种接续性的，群体知识的形成通常要基于个人的知识体系之上。

这里说的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开始，直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以及所享用的知识体系，均可以归结到某一个创造者个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无数这样的个人所表现出的品格，汇聚成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担当。在创造知识体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几乎都要经历无数坎坷和艰辛，经受各种责难乃至诋毁，甚至还要遭遇生命威胁。

在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应该说已经不错了，但是对知识分子个体来说，仍然要克服很多不利于知识创造的干扰。对知识分子来说，给予一定的应有待遇是应该的，而创造适合的环境更重要。知识分子个人和环境的良性互动，对于社会发展是最大的利益。这种环境包括对其思想的尊重，对其个性的包容，以及对其创造过程的宽容，甚至要允许其挑战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主流规则。我们从张益唐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最好的环境并不是生活环境，而是思想的开放。

现在社会上流行这样的偏见，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知识分子了，想要了解学习知识上网就解决了。还有人拿个别知识分子的堕落和无德，来证明知识分子的负作用。这实际上是对知识创造的一种贬低。一个社会有没有知识分子，在于一个社会是否重视对知识的创造。如果社会的氛围都是鄙视知识的创造，只满足于快速了解知识，那么知识分子就会越来越少，探求真理的精神就会消退。

而从知识分子个体来说，则需要能够保持是在社会不够认同的氛围中和不被足够尊重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真理的追求精神。这正是“老九”精神的基本要义。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进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所以，倡导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不惧任何困难追求真理的精神，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知识创造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知识分子永远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影响者。所以，“老九”精神十分宝贵。让社会了解和理解这种精神，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