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9日，我第一次造访北京通州。在零下八度低温的西海子公园，我漫步其间，眼前是各地可见的儿童游乐设施和老人健身器械；耳畔回旋的是头戴御寒护耳老人拉响的二胡声和京剧唱腔；从这些充满顽强生命力老人吐着白气嘴里送出的高亢激越抑或婉转悠扬的京剧之声，给寒流滚滚、周遭压抑的氛围带来了些许令人昂扬向上的律动。就在这时，我不经意地发现公园东北角一处小小坡地，上竖一座高大的砖砌墓碑。遂快步上前一看，居然是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墓碑——上书“李卓吾先生墓”六个大字（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墓碑六字为李贽老友焦竑遵李贽生前遗嘱所书。嘱曰：

“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1570年秋李贽在南京与南京人焦竑相识相知，算几十年的老友了。焦竑是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还是状元郎。由焦竑受托为李贽题写墓碑，可谓名副其实。

在李贽墓碑的背面，为詹轸光于1612年所书《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安徽人詹轸光是李贽生前另一好友，曾任安徽毫州教谕，后擢广西平乐知府。一生为官清廉，革除积弊有政声。

李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他是我们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人，他的墓地居然在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园里——位于著名的燃灯佛塔和佑胜寺西侧，这，无论如何让我没有想到！而且，李贽的墓地处在热闹的公园之中，不远处就有聚集的老人在这里引吭高歌，弦乐不断，地下的李贽大概是不会寂寞的。这一点，令我十分感动。因为，李贽生前是寂寞的，他的思想，他的学说，他的代表作《焚书》及《续焚书》虽然在当代40种“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中仍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在当年，是被封杀的。这一点不影响李贽对朝廷提倡的所谓虚伪“道学”进行无情抨击，将“道学先生”的丑恶嘴脸揭露无遗：

“（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李贽自然不为统治阶级所见容——否则李贽也不会在晚年以病羸之躯冤枉入狱并在牢里自杀身亡。为此，我感谢通州人马经纶，感谢通州的老百姓，是他们用博大的胸怀和一颗仁慈的心收留了李贽的肉身，也收留了李贽的灵魂。

1527年农历10月26日，李贽出生在闽南泉州府南门外一个回教徒的商人家庭。今有面积窄小精致的“李贽故居”修葺一新，位于市区不断扩大车水马龙的泉州闹市之中——距离著名的泉州开元寺以南不远处。

李贽，原名李载贽（亦名林载贽）。祖上最早姓林，河南省固始县回族人家，元末迁至福建行省泉州府，开始经商。因李贽的三世祖叔被官府所杀，林家为避祸而改姓李。林家世袭传承为：

一世林闾，号睦斋。二世林驽，字景顺。三世李允诚。四世李乾学。五世李端阳。六世李宗洁，号竹轩。七世李廷 （后一字无从查考），字钟秀，号白斋。八世李载贽，字宏甫，号卓吾。

1547年，李载贽20岁，与闽南姑娘黄氏结婚。后生有四子三女，不幸，除长女外余皆夭亡。

1551年，李载贽24岁，中福建乡试举人。次年，身为举人，李载贽不应会试，不考进士。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国子监博士、刑部郎中、户部员外郎等。

l566年12月，39岁的李载贽为避明穆宗朱载垕（厚的古字）的名讳，改名李贽。

1577年，50岁的李贽以南京刑部尚书郎衔升任云南姚安知府，五品官职——好歹算“高干”了，而且官声很好。可是李贽三年后弃之如敝履，寄寓湖北黄安、麻城讲学。在麻城讲学时，李贽“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

1588年，61岁的李贽剃去头发，以示和鄙俗断绝，但不住庙当和尚。晚年，李贽往来南京北京等地，读书会友。

1601年，牛年，74岁的李贽被挚友马经纶接到通州居住。住下不到一年，李贽因反对儒家经典而遭迫害。

1602年春，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阁僚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明神宗朱翊钧，诬告曰：

“李贽壮岁为官，晚岁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

晚年长期不上朝的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令五城兵马司严拿治罪，由通州逮捕李贽入镇抚司狱，并下令全国焚毁李贽的著作。在狱中，不怕死的李贽早早写下绝命诗《系中八绝》。其一《老病始苏》曰：

“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

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其八《不是好汉》曰：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但在听说朝廷要将自己押解回福建泉州原籍时，李贽十分不满，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如何经受得起长途颠簸：“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

1602年农历3月16日，李贽在狱中要狱卒给他剃头。趁狱卒不备，李贽用剃刀割喉自刎，气不绝者两日才断气。

76岁（虚岁）的李贽死时，挚友马经伦遵李贽遗嘱，葬李贽于通州北门外马氏庄迎福寺侧。

1953年10月，李贽墓迁至通州城北通惠河北岸大悲林村南。

1983年10月，李贽墓再迁至今天的通州西海子公园内。

以上两次迁墓，有李贽墓前的两方《初迁碑记》和《重迁碑记》石碑证实。

李贽显然是一个真人、奇人、怪人，但他是一个思想家无疑。举一个例子说明。李贽在读《水浒传》读到鲁智深三拳打死恶霸“镇关西”时，心情无比激动地在书上眉批道：

“仁人、圣人、勇人、神人、罗汉、菩萨、佛。”

一下子把人世间几乎所有最崇高的评价都赠予了“花和尚”鲁智深。而且，把鲁智深夸作“勇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其爱憎分明可见一斑。难怪李贽死后，一度被老家泉州老百姓奉为神明，称作“温陵先师”

我知道李贽这个名字是在1974年上半年，我在福州一中上高中二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处于“文革”后期的全国上下突然像“打摆子”一样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据说矛头直指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周恩来总理。因为临近毕业，课程不多，我就记住了李贽——李卓吾先生的名字，其时他被作为明代“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满世界宣传得家喻户晓。虽然我当时并不了解李贽的生平事迹和学术观点，但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话，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李贽在《藏书》中的原话是这样的：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

这就跟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李贽在“文革”期间属于惊世骇俗的“狂言”也就成了领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真理”，我也才对“法家”李贽先生早早有了稀里糊涂的印象。

奇怪的是，尽管李贽毕生苦读儒书，深研佛学，并早在1588年夏天就剃光头发以示和鄙俗断绝，但在临终遗嘱中李贽却不厌其烦地要求按照伊斯兰的教规安葬他。这明显是李贽不忘自己回民出身的缘故：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

当然，说李贽是思想家，应该少有人表示异议。因为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他觉得人类社会之所以动乱不断，都是统治阶级对黎民百姓、社会生活强制干涉的结果。他主张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就是“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

有趣的是，虽然李贽首先是一个儒家，却不以孔子的观点为观点。李贽对《论语》《孟子》公开表示极大的蔑视，认为这些著作：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观点，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而李贽是具有民本思想的人。他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

“天之立君，本以为民。”

这里，李贽勇敢表现出对明朝专制皇权的不满，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以及民本思想的先驱。以至明代汪本钶在《续刻李氏书序》中这样称赞李贽：

“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愦者明，梦者觉，睡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联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顺而心折焉。”

正因为民心所向——我指的是李贽特立独行的思想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而不再是孤家寡人，李贽的观点必然要被统治者与“假道学”视为异端邪说，不断打击。对此，李贽心知肚明，明白自己的见解不为官家与世俗见容，因此预先将自己的著作取名为《焚书》《续焚书》，意思就是我的书写出来是要准备被焚毁的。很不幸，李贽的《焚书》《续焚书》及《藏书》等果然于明清两代多次遭到焚烧。大幸的是，《焚书》《续焚书》及《藏书》虽屡遭焚烧，却是屡焚屡刻，不绝如缕——在民间广为流传。李贽地下有知，当会笑出声来。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华时与李贽多有交往，惺惺相惜。这位洋人传教士后来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高度肯定李贽的人品：

“一些不知姓名的官员向皇帝上章控告李卓吾，谴责他写的书。因此皇帝下诏把他的书全部焚毁，并把他投入囹圄。李卓吾不能忍受公开地遭到贬抑，以致他的名字成为他的敌人的笑谈。作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他要向他的弟子证明，如他平常告诉他们那样，他完全不因畏死而动容，并且这样一死来使他的敌人失望，他们想要看到他受辱而死。”

1984年5月24日，李贽墓被公布为第三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需要补充的是，作为李贽生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挚友，马经伦乃1589年（万历十七年）进士，一开始任山东肥城知县，后升任监察御史，以敢于为民请命被同道詹轸光赞为：

“侍御立朝，直声动天下，天下望而震焉！”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仗义正直、真诚忠厚的马经纶，也许李贽将死无葬身之地？这完全可能——这也是我将标题定为“他乡遇故知”的意思。所以，我想再次感谢通州人马经纶，感谢厚道的通州老百姓，使老家远在福建泉州的李贽的墓地得以在通州保存至今。

作者简介：

施晓宇：1956年生于福州，籍贯江苏。恢复高考先后考入福建师大历史系和北京大学 中文系。1990年北大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现任福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 系教授(一级作家);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阅读学会副会长。

编辑：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