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下一代语言的可能—1.4语言媒介的选用

什么样的物质或过程适合作为人类语言的媒介？

能作为人类语言的符号媒介要能被人类感知识别，这是借由媒介的物理性达到的。选择一种媒介首先是要利用我们的某一感知能力，或者说感知渠道：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书写符号选择的是视觉。其次，这可能涉及选取感知渠道里的某种感知形式，书写符号选取的是静态的几何线条构形，而不是对如颜色或运动的感知。然后还有风格的问题，中文与西文都是线条的几何构形，中文是方块字，西文是更线性的字母符号。识别首先是能感知并辨别语言符号在物理形态上的差异。简单地说就是要能区别出a、b、c是不同的三个字母；word一词比world一词少了一个字母，I have a apple与I have a lot of apples二句子比较，前一句子的“a”置换成了后一句子的“a lot of”等等。

对语言媒介有过的一个大胆想法是把大脑的磁场或脑电波作为语言的媒介。这样我们似乎能实现最小能耗、无须其他中介、无失真的交流。这个好想法要真正实现需要解决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并无器官来接收识别大脑磁场或脑电波。其他的问题包括：大脑磁场或脑电波是否清晰地呈现了我们的思想？大脑磁场或脑电波是否有足够的信号强度？大脑磁场或脑电波的传播不受控制，我们想传达与不想传达的想法都会被传播出去，这可能不是我们希望的。解决的一种方法是我们能设计制造出一种语言帽子，它能将大脑磁场或脑电波转换为我们能识别的媒介形式，如声音，同时这帽子还能调整信号强度，过滤我们不想传达的内容等等。今天确实有人正在研究开发这样的“帽子”。很多人相信外星文明的语言媒介最有可能也是磁场、电波一类的媒介。如果其他文明是生活于没有空气的环境中，那它们是不会有以声音为媒介的口语，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外星文明。

其次，人要能够生产或者说复现这种语言媒介的不同形态，媒介才是能为人所用的。我们有口语是因为人类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我们有文字是因为人类有一双灵巧的能握笔书写的手。人类说话时的发音牵涉到肺、气管、声带、喉、嘴、鼻子等许多生理部位，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发音器官。通过包括发音时构成阻碍和克服阻碍的方式，气流的强弱以及声带是否振动等多方面的配合，人类可以发出语言中各个音位的声音以及这些音位连读组合时的声音，这是我们口语背后的一个生理基础。我们的近亲猩猩，以及海豚这样的动物，在实验中已显示出很发达的智力，甚至表现出自我意识以及口语的萌芽，但我们很容易判断它们目前还不能发展出属于它们的口语。智力上会有疑问，更明显的障碍是它们的发音能力，它们的发音器官不能象人一样发出多样分节的声音，因此只能停留在简单吼叫的阶段。除了学舌的鹦鹉及其他一些鸟类，多数的动物在发音能力上并不能与人类相比。人类的每一种口语里也只是选用了人类所能发出声音的一部分作为本语言的发音，每一语种用到音位约三十几至四十几个。

狗和其他一些有着灵敏嗅觉的动物，通过对气味的辨识能感知其周围现在有什么天敌、猎物或其他的情况。它们通过遗留的气味也能知道所处的环境过去一段时间经历过什么，或者通过随风而来的气味预知什么正在来临。似乎它们所关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识别气味得到解答。如果有选择，气味应是狗的语言最天然的媒介，只是这不会成为现实，因为狗不能合成各种气味。相对更低等的一些动物，如蚂蚁却实现了这样的语言，如果这能称得上语言。蚂蚁通过分泌化学气味来进行信息的相互传达。对于视觉符号-文字，人类也不能直接生产。人还有另一项天赋——制造与使用工具。我们制造了笔、纸张、墨水等工具，配合我们灵巧的双手，就有了书写的动作——用于产生视觉符号。生理的能力可以看作既定的，一种语言的使用需要用到媒介工具，媒介工具的优劣就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发音器官的动作，或者手工书写的操作都是在神经系统控制下完成的，这些神经控制进一步关联着我们的智力。人类对语言符号媒介形态的识别与生产，还需要记忆的参与。认出word这个词的心理过程，除了辨识出这个词由“w”“o”“r”“d”四个字母从左到右排列组成，还需将所看到的“word”物理形象与以前在学习“word”这个词所留下的记忆印迹匹配，意识出当前所看到的这个符号是我们曾经学过的哪一词，或者意识出这是一个未曾学过的新词。在识别一个复杂的单词时，我们可以基于整体的特征，匹配上记忆中的印迹，就可完成识别的过程，不一定需要识别出单词具体由哪些字母组成。中文的快速校稿工作中，如果一个词由二个字组成，少了一个字容易发现；二个字都有，只是位置颠倒了或者其中一个字偏旁错了，这就不容易发现。因为不同的错误对整体特征识别的影响程度不一。不同媒介的选用意味需要应用不同记忆类型：声音印象、视觉印象、触觉印象，气味印象等。人类对不同类型的记忆是否有偏好或者能力上有强弱区分，目前无确定性的结论，而且这也不是单独工作的。

上述的识别只是机械地进行。一门你不懂的外语，看过它的一些词汇或句子，你也能重新写出它们来。这只需要利用我们的感知、识别、记忆能力以及手工书写操作能力就能完成，只是这样做没意义。有过很多关于动物学习人类语言的报道，其中的最多的例子是教鹦鹉学习人类口语。鹦鹉的表现让人惊讶，但很难想象鹦鹉是在与人类同样的智力水平上掌握语言，合理地推测它应该只是机械地记忆与模仿，所谓鹦鹉学舌。在使用自然语言时，当物理的形象与记忆的印迹匹配上的一瞬间，我们也会意识到word一词的含义或所指，或者碰到一新词时根据上下文产生一些猜测。语言里符号的媒介形式还关联着符号的所指。可以观察我们的语言学习过程，幼童开始学习语言时，父母会手指着苹果实物发出“苹果（apple）”的发音。长大一些后会用看图识字的纸卡片来学习“苹果（apple）”这个词，纸卡片的一面是“苹果（apple）”这个词，另一面是苹果这种水果的照片或图画，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记忆了“苹果（apple）”这个符号的音响或文字符号形象，同时将这个音响或文字符号形象的心理印迹与我们对“苹果（apple）”这种水果的感知经验关联了起来。

对于单个的符号，它的媒介形式与它的意义可以直接关联与记忆。然而语言的使用方法中还有组合符号的方法。对组合出的符号，我们需根据各个成分符号的意义以及符号组合的方式，来理解组合后的意义。同样地，当我们要表达一个稍复杂的思想时，我们需要选取合适的符号并将它们合理地组合。这时候的符号的使用需要掌握语言的机制，所涉及的智力并不简单。从古至今各种流派的语言学家对我们的自然语言进行了大量研究，除了总结出语法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今天所有这些观点并不足以解释我们的语言。学习第二语言时，如果所学语言不是与母语相同的语系，学习起来也很困难。

现在，主要针对其中的物理、心理过程，我们可对书写与阅读作一个简单的描述。书写时，首先是大脑形成要表达的内容，根据语法以及过去语言使用的经验将要表达的内容转换成符号表示，然后按照记忆的符号形象指挥着手进行书写。手握着笔让笔尖接触纸面，随着手移动，移动中的笔尖与纸面摩擦，摩擦中墨水均匀地从笔尖流出，在纸面留下与记忆形象相近的墨水线条形状，眼睛在此过程中支持着书写过程的控制回路，这个过程的结果得到写有文字的纸张。阅读的过程是眼睛顺序地扫描辨别纸面上符号，将纸面上的各符号与我们对符号记忆形象相匹配并识别出所用的组合方式，从符号的记忆形象再唤起符号所对应的观念，这些观念根据组合的方式生成可以理解的意义——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本书后面会说明，上面描述中将形成思想与形成表示分隔开的做法并不合适的。

除了生产、接收、理解等过程外，选择语言符号的媒介，还要考虑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使用。传播处于生产与接收两端之间。最初的场景是：口语通过声场进行传播，传播只能是现场的；文字的传播随着纸质的保存、复制与移动而进行。传播与通信很快成为一个技术与商业的主题，工具被不断发明：印刷术、复印机、录音机、电报、电话、广播、互联网等等。通过这些技术与工具实现对语言媒介产品的保存、复制、转换、传送，重现，实现更广时空跨度的传播，更快的传播速度，达到更多的受众。今天，如何利用已有的技术手段控制传播的进行是经济、社会、政治、战争中的一个主题。之前从媒介系统角度对语言的研究往往也是从传播效果来考虑的,这包括物理与心理上的效果。对本书来说，这一方向也不是关注的重点，只是传播的技术与工具与生产或接收两端的媒介工具可能是重叠的。

选用不同的物质或过程作为语言媒介，需要与我们的生理能力、智力相适应。自然地我们希望所选取的媒介用于语言时，其使用是容易的：容易接收识别、容易生产与复现、容易记忆、使用它们能形成的机制也容易理解等等。这种易用性也取决于我们对语言的设计与改进。如“媒介视角的语言观——口语与文字”一节里所描述到的文字简化过程。在上个世纪，中国汉字还进行了一次简化，把几百个繁体字用简化字替代。这特别受到文艺界的反对，认为这影响了文化的传承。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作为时时在用的最重要的工具，希望其简单易用是必然的。除了直接改进我们的语言外，语言易用性更主要地取决于媒介工具的改进。古代人类是在岩石、龟壳上写字，准确地说是刻字而不是书写，一天能刻几个字？从使用石头、刀具、树枝、羽毛、毛笔发展到使用现代的铅笔、钢笔、原子笔；从使用龟壳、泥土、竹简、树叶、发展到使用现代的纸张；从使用兑水的天然染料到生产出墨汁、墨水，变化的方向就是使书写更容易、更经济。看似只是方便性的问题，影响的是文字使用能否普及，并最终影响到我们思想的发展。

从易用性上比较口语与文字，无疑说话轻松过写字，听话轻松过阅读，记忆与理解上可推测仍然是口语更容易些，毕竟除“狼孩”的特例外，每个人都能后天习得口语，而在今天的世界各地仍存在掌握不了文字使用的文盲半文盲。这有教育的因素，也存在难度的问题，相关的统计显示，受过高中甚至以上教育的人，对于文章的阅读与写作，普遍的水平并不乐观。口语的使用明显比文字的使用容易些，口语之后再发展出文字的必要性是什么？在文字的发明发展中，人类至少有意识地在追求二方面的效果。文字具有记载的功能。选用适当的墨水，保存好纸张，写在上面的文字作品就可以长久地存在。这带来一种记忆替代的效果，相应的知识或事实，人就不一定需要全部用脑记住，需要时翻翻书本就可以再知晓。另一影响是传播上的。我们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现场交流，读者可以是与作者同一屋的人，可以是大洋对岸的人，可以是与作者同时代的人，也可以是以后世代的人。这些变化对个体的思想发展足够重要，对人类社会，则是有记载历史的开始。

文字的记载功能，以及文字传播上的功效，是由媒介系统的物理属性带来的。这些可利用的物理属性实则是人类有目的地追求所获得的，这从前述媒介工具的改进努力也可看出。除了这二个方面的效果外，我们对媒介的选择与媒介工具的改进还包括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更强的表现力，以使符号的使用能胜任表示事物的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或能刻画出人类思想的丰富、缜密等等。生活中我们把颜色用于交通信号灯，或者标识危急事件的紧急程度，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等，我们没有发展出一种基于颜色媒介的语言类型，这与我们辨识颜色的能力有关，也与我们能产生颜色的操作方式有关，更重要的是颜色的表现力较简单，只适用于表示有限的差别。人类除口语、文字外的其他形式的语言，如手语，旗语、灯语均未达到口语或文字的发育程度，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媒介，其自身潜在的表现力相对有限。后面的章节会讲到，当前视觉符号的表现力是超越口语的。对媒介表现力及其他能力的追求，我们就不可能单纯地强调语言的易用性。这就如我们制造出了挖掘机来代替古老的工具锄头，操作挖掘机要比使用锄头复杂得多，我们不会只简单考虑锄头的易用性优势，因为挖掘机的功率、效率更能满足规模施工的需要。我们语言使用也是同样的道理。

什么样的物质或过程适合用作我们语言的媒介，这一问题历史给出了答案，即用声音与视觉线条形象作为符号的媒介，这形成口语与文字。人类生理上的几乎所有强项：分节的发音能力、直立行走后解放出的灵巧双手、中等的视力与听力、能制造使用工具的禀赋以及抽象思维的能力都参与了今天语言的使用。这并非偶然，能调动我们优势天赋的媒介更容易为我们所生产、接收、记忆、理解等。如果语言只是应用我们的生理能力，那么历史的答案可能就是标准的、终极的。语言的应用还涉及工具与技术的因素，我们就很难把当前的状况看作定数。技术总是会带来新的可能。改变着我们对媒介的选择与利用。

从媒介系统的角度，口语是不朽的，不是因为它与生俱来，而是因为它随身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