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中国只能学日本

最近几个月，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全部处于通货膨胀高烧不退的情况。

就拿刚刚过去的7月份数据来说：

美国8.5%，德国8.5%，法国6.1%，都是过去几十年的极高值；

至于英国，更是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值10.1%。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

在通胀高烧不退的情况下，再观察一下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剔除通货膨胀之后的真实GDP增长情况，要么接近于0，或者干脆就是在0以下——这意味着，它们的经济，要么是接近衰退，要么可以说已经进入衰退。

简单总结就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已经徘徊在滞胀边缘。

滞胀这事儿嘛，一点儿也不新鲜，早在50年前，无论美国还是日本，德国还是英国，西方主要经济体，都曾经进入过滞胀阶段。

以美国为例，其CPI通货膨胀率在1973年开始快速上升到5%以上，而真实的GDP增速却不断下滑并在1974年初进入负增长阶段，随后失业率开始上升……

通货膨胀超过5%+经济负增长+失业率抬升，一起构成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图景。

以美国为例，其经济从1974年初第一次陷入滞胀，到1975年年中方得以解脱；但是，从1979年底起，西方经济再度陷入滞胀，直到1982年年中才彻底从滞胀经济中走出。

对比1973年开始的那一轮滞胀与当前全球经济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就是——地缘冲突引发能源供应危机，原油价格暴涨。

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中东火药桶被点燃，中东欧佩克国家对美国和西欧实施石油“禁运”，由此导致原油价格暴涨；

2022年，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原油供应和运输出现大问题，原油价格暴涨。

第二个共同点，是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需求与生产，出现了极度的不匹配，助推通胀。

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实施一系列的社会福利计划，诸如“伟大社会计划”、“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推进医保等一系列社会福利的实施，美国普通人“手里有钱”买买买，社会需求变得极度旺盛，与此同时，当时西方国家的生产活动却并没有跟上，由此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价格出现普涨；

2020年疫情爆发后，欧美国家大规模发放财政补贴，试图通过需求端的刺激推动经济重回正轨。然而，高福利政策下，导致的是社会需求持续火热。但迄今为止欧美国家劳动力就业意愿并不强，劳动力短缺现象严重，而新冠疫情的长期流行，让其国内的生产端出现缺口，供需不匹配造成了其通胀持续上行。

第三个共同点，是海外商品生产受阻，加剧西方国家通胀。

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当时众多发展中国家看到日本、德国都通过工业发展跃居发达国家的行列，纷纷希望复制成功。具体来说，就是推行工业立国，实施“”进口替代”。而为了保护脆弱的工业基础，又纷纷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典型如当时的阿根廷、委内瑞拉、伊朗等国，这大大降低了资源输出国的大宗商品生产效率、流通效率，大宗商品和工业品易涨难跌。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商品供应链不断受到阻断，再叠加疫情导致的劳动力供应缺口，在发达国家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从大宗商品到大多数工业品，价格都出现持续性上涨。

第四个共同点，是西方国家出现了薪资—通胀螺旋交替上升。

1970年代，福利社会正值工会势力强大，劳工议价能力高是70年代“大通胀”期间出现“薪酬-通胀”螺旋的核心原因，劳动者短缺，要求更高薪水，更高收入推升通胀水平；

疫情爆发以来，因为欧美各国实施“发钱政策”，劳动力缺口长期无法弥合，人工紧张，劳工薪酬持续上升，向通胀产生正反馈，进而形成了新一轮的“薪酬-通胀”螺旋。

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滞胀来临之前经历过债务爆增和货币超发。

“大萧条”的惨痛回忆，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盛行，自1960年代起，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创造有效需求的理念根深蒂固，特别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政府债务在不断增加，而尼克松放弃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又为债务暴增和货币超发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大肆借债，央行大肆QE印钞，一直到本轮疫情爆发之前，西方国家同样长时间处于债务暴增和货币超发的螺旋结构中，而疫情的到来更是给了西方国家政府货币超发和债务暴增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前所未有的债务负担，无限QE印钞，这些措施也注定西方国家政府必然会通过制造通胀来降低债务负担。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

讨论完了1973-1975年西方滞胀与当前经济的相同点，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国家到底是怎么应对那一场滞胀，然后又分别产生了什么后果。

在1973-1975年的第一轮滞胀中，西方央行和政府的应对，可以说都非常糟糕，它们总是想着，既要通胀下去，又要经济回升，还不想让失业率上升，由此导致在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实施上优柔寡断，使得发达国家在经济略有复苏之后，就再度进入了1978-1982年更严重的滞胀之中。

以美联储为例，在1973年9月，美国的通胀率明明还在快速的抬升过程中，但因为出现了失业率的抬升，美联储就立即想着降低利率，这毫不意外地带来了通胀率的继续暴涨，美联储也不得不再次提高利率。到了1974年7月，美联储看到通胀率下降的迹象，马上开始降息，而实际上美国的CPI通胀率，从1973年初到1982年底，从未低于4%。

美联储瞻前顾后，不愿收紧货币政策，随时想着“挽救经济”，正是70年代的美国的大通胀无比顽固的原因之一。

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做法相比，同样遭遇1973-1974年的大通胀之后，日本则探索出了另外一条道路。

首先就是，日本通过减少支出，控制住M2货币的增速，管好货币的总闸门；

其次就是，日本政府容忍失业率一定幅度的抬升，容忍经济整体增速的下滑；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日本在70年代积极布局产业升级，将出口的结构由纤维纺织品，逐渐通过产业升级转换为机械电子制成品，这一转变大大降低了能源的消耗，进而将油价暴涨所导致的通胀，控制在一个相对温和的范围内。

“未雨绸缪”的做法，使得日本在70年代的滞胀中，成为发达国家中通胀控制和经济增速都表现相对较好的国家。

从1977年年中开始，过去两年略有退潮的通货膨胀，再度卷土重来，但这次日本已经可以从容应对。虽然其经济增长率整体水平相比1973年之前，确实下了一个台阶，但却再没有遭遇到类似于美国那样畸高的通胀，也并不需要像美国那样将利率提升到骇人的20%。由于不存在“滞胀”压力，日本反而成为发达国家中率先开启降息周期的国家。

当1979年第二轮大滞胀到来的时候，美国最终依靠沃尔克的强力加息彻底压制需求，进而实现了对通货膨胀的压制。

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的是，在这么多年疯狂印钞、疯狂借债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经济体陷入一般的滞胀，反而说明这个经济体尚算有一定的韧性，因为有太多的国家，在发达国家经历滞胀的时候，经济早就崩溃好几次了，也就没啥滞胀不滞胀了。

我上文提到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巴西、伊朗以及众多的非洲资源国，都是在1970年代的那一轮滞胀中经济崩溃了不止一次，如果一个国家趟不过去“滞胀”这个门槛，那就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具体说到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在国家统计局的努力之下，CPI通货膨胀率目前只有2.7%，与日本的2.6%接近，至少目前还看不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预计，到年底仍然保持3%的CPI通胀率，相比美国高达8.5%和9%的通胀率，用内个谁的话来说：“生活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

只有经济增速是个大问题。

最新的第二季度同比年化2.5%的GDP增速，创下了自1977年迄今除2020年疫情期间外的最低值。

面对极有可能的滞胀前景，既然我们不可能学习美联储使劲儿加息来遏制通胀，也不想陷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当滞胀真正到来的时候，日本1974-1975年做法和应对，可能是我们必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