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政商关系如何？中大教授黄冬娅问数湾区阐述新趋势

问数湾区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优化营商环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数字时代，政商关系有哪些新变化？平台企业崛起，新经济占GDP比重不断上升，政商关系面临哪些新态势？在8月7日“问数湾区”系列对话第二季第4期活动上，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冬娅系统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监管与统合三重目标，以及国家、新经济两个变量，分享如何塑造数字时代的政商关系。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冬娅做客问数湾区，开讲数字时代的政商关系。

平台企业发展带来政商关系变化

“问数湾区”是由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数文明科技、南方都市报联合推出的系列活动，旨在通过讲座、圆桌讨论、论坛等形式推动湾区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们进行交流，追踪湾区数字治理发展的新动态，探寻湾区数字治理创新与提升的路径和方向。

在讲座中，黄冬娅提到一组数据：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4.8%，而全世界最高的15家互联网企业中中国有5家。平台企业的成长，平台经济的发展，带来政治经济结构及政商关系变化。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具有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几大特征，包括独特的商业模式导致的自然垄断倾向、基础公共设施、与用户结盟以及技术优势等等。这些特征使得平台企业被认为拥有更大的市场权力，并且，市场权力会使得它们开始拥有某种“超级权力”挑战传统政府监管模式；打破传统权力边界，衍生出大量新型政治空间；带来的非财务风险，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治理风险。近年来，对平台经济的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建立和强化。

黄冬娅认为，传统政商关系主要体现在两大特征：政企关系个人化与地方化。具体而言，政企关系经常表现为一种官商关系，企业家与官员的非正式关系网络是政企关系的重要形态，企业家的个人身份特征也是影响政企关系的重要因素。政企关系大量在地方层面展开，地方经济增长联盟是政企关系的重要基础，企业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地方层面。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传统经济的民营企业没有专门政府事务部门，而新经济的平台企业均设有政府事务部门，例如政府事务部、公共事务部、政策发展部等。

在她看来，中国的政企关系过去长期囿于个人化地方化，民营经济部门力量还未成长强大，且国家内部、地方存在大量政企互动的空间，而平台经济的兴起让国家与资本的力量正式遭遇，并将政企关系放在了全国性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理解平台经济政企关系的发展，对于观测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预判或观察数字时代政商关系

黄冬娅基于国家、新经济两大变量，分享如何预判或观察数字时代的政商关系。在她看来，国家目标的转变与发展，国家制度环境的再造，国家内部结构的演进，都会影响到政商关系。国家目标是不断变化的，在新经济当中有三重目标：发展、监管、统合。如果国家特别强调经济理性，政商关系让平台企业更容易与国家经济增长同步；如果国家更强调社会理性和政治理性，强调对于平台企业的社会监管以及政治统合，政商关系紧密程度又不同。因此，要看政商关系不能只是看平台经济本身的特性，要看国家目标是什么，制度环境是什么，内部结构是什么。强化国家的经济理性、契合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目标、争取国家内部的空间等都会影响到平台经济的政商关系展开。

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和企业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黄冬娅从国家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与互联网产业市场与投资以及国家与本土互联网企业扶持等三个层面，分析国家在新经济产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资本注入、技术的学习和市场的激励等等。例如，我国政府一直在电信业的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成立新的国有企业、引入外资、对电信市场实施非对称性监管，塑造了激烈竞争的电信市场，实现了世界电信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扩大，上网费用大幅下降。

黄冬娅还提到，当前国家对于新经济的制度环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监管权力为重、监管刚性强、监管层级上移。这些变化影响平台企业经营领域政商关系的调整。过去十年，可以看到国家在平台经营领域，通过不断制度化扩散，把权力重新延伸进去，通过监管层级的不断上移，从而影响平台经营领域政商关系的调整。总体而言，数字时代的中国政商关系，与其他国家有明显差异，与传统民营经济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值得进一步去阐述。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采写：南都记者 袁炯贤（图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