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小朝：我和爸爸

作者：扬小朝

从小，我就意识到自己是姐妹兄弟中最被忽略的一个。听妈妈说，我出生时爸爸得知是个女儿，不愿去医院看我们母女，我抢在他期盼的儿子前投胎了。妈妈抗议他“重男轻女”生气了。爸爸为讨妈妈开心，让警卫处王吉普叔叔带着照相机来看我们，母爱的力量使我因祸得福，成为家中唯一拥有出生十天的婴儿照片的孩子。好心人送来“求子”的纯银木鱼，我又有幸攀附富贵佩上了银器。二、三岁时，爸爸因我用小脚敲钢琴难听，追着要打我，妈妈对他声嘶力竭。爸爸从来没舍得打过任何孩子。显然，那时他已被停职在家“养病”，不排除本身的心烦气躁。

对爸爸我没一点印象。两个姐姐只记得，爸爸喜欢抢大姐晓云，妈妈喜欢抢二姐晓舜。各自揽个“心肝宝贝”。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从母亲焦虑的眼神，和大人们的窃窃私语中隐约得知父亲的神秘。

上学后，有一次与小学同学发生争执，一位叫周连江的邻居加同学，站起来对全班同学宣布：“她爸爸扬帆是反革命，我爸爸知道的”。我虚弱地说：“不是，我爸爸在北京开会”（家里大人都这么说）。感恩当年那些纯朴的孩子，没有因此欺负我。

面临加入少先队时，所有的打击从此决堤，幼小的心灵蒙上抹不去的阴影。怯懦，自卑，黑暗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好在母亲积极阳光的情绪不断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学知识学做人，不暴不弃地努力向上。家里再穷妈妈总要挤出点钱，订购《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十万个为什么》等书刊杂志给我们看。尽管她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我们的培养。

妈妈郑重地告诉我：“你爸爸犯了罪在审查。你们由我教育抚养，我是革命干部。”之后我还当过中队学习委员呢。三年级时来了位叫季步洲的班主任老师，曾多次在放学的队伍中轻声问我：“爸爸有消息吗？”听人说季老师很有学问，但参加过三青团。我一直忘不了他，至今想起还感激他的怜悯之心。

上中学时厄运降临。满以为入重点中学没问题，却遭受了重重打击。青春期的我压抑自卑，常躲着人偷偷流泪。我不甘沉沦，混迹于班级中一半以上的干部子弟中，不停打入团报告，不断向好心帮带的团员们翻着妈妈告知的版本。申请入团时，被一位叫殷德雄的团委书记老师叫去单独谈话。从他的嘴里，说出了父亲更多的罪行。他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不想挽救的神情，把我“可以教育好”的愿望击得粉碎。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竟蒙着妈妈的光环，混进第一批上海市红卫兵。心虚的我不敢参加“抄家”“斗牛”“开大会”等任何活动，连“大串联”也不敢去。一天被“头头”叫去学校“看牛棚”。看的是教我们历史的“山顶洞人”（外号），据说她罪大恶极。她女儿趁我一人时哭求我：“让我进去看一眼妈妈······”骨子里遗传的善良，仗义的天份被激活，使我“变形”。我掩护着让她进门，警觉地环视起四周，体验着“红小鬼”站岗放哨的那份勇敢。从此托词再也没去过。

一天半夜，我被隐约可辨的爬铁门声惊醒，妈妈单位来抄家了，我们几个孩子捍卫着自己的抽屉，却终究未能幸免。不久，妈妈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1968年，总算等到毕业分配了，按政策一家同时毕业的两个孩子，一个分配到工矿，一个分配到农村。我立刻第一个报名去内蒙，并请班主任黄少梅去和同届弟弟的班主任通报一下。不放心，又亲自到隔壁弟弟班级，亲口告诉他的班主任张永发：“我已报名到内蒙插队落户。我弟弟是独子，必须留在上海。”当晚我去同学家了，回来姨妈告诉我，班主任黄少梅来过，要家里劝我别去内蒙太远，还是去安徽离家近些。我们全家感激不尽，却不知这是不让弟弟分配工矿的计策。班主任们还算仁慈的，用阴谋摆布我们，胜过义正辞严地发配我们。

来到农村，我释放的心情远盖过艰苦的环境。我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每天抢着干活。第一年，我以每个工分三分钱的积攒，硬是在分完口粮之外，分得了十九元七角钱。全公社表扬。我给在家待业的二姐二元。她珍藏了很久没舍得花。第一批招工也因我表现好而被推荐，但因妈妈在隔离审查，政审没通过，成了全公社唯一被退下的知青。公社“五七”干部找我谈话，让我做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犹如宣布了“无期徒刑”。我绝望地想象着自己在这里终老的样子，心如死灰。

后来妈妈平反，卢湾区组织部发来公函，我才得以招工。县里根据知青们当场写的“农村生活体会”，选了几位“文才”好的到教育局，我就这么以初二也未读完的水平，被迫混入教师队伍“误人子弟”起“祖国的花朵”来。

学校所在的大队书记和党员校长，教师们“慧眼”，决定要培养介绍我入党，我的心死灰复燃，郑重地写了申请报告。据说公社党委已多次开会终于通过。我也从“白表”填到了“红表”，甚至有鼻子有眼地传说要张榜公布了，却总是只听雷声不见下雨。一天公社组织部孔部长亲自上门，对我重复过“雷声”后，突然严肃地说：“你妈在上海卫生部门工作，让她给我老婆买点最好的，治哮喘的进口药”。 我说：“没有药名我妈没法买”。一种不祥之兆袭入心头。事后有人告诉我，有个资本家出身的上海知青，只是拎过几刀猪肉上门见部长，就换到了党票。我愕然。回上海后分配到衡山宾馆，党支书张善潮一心要培养我这个已摇身一变成的老革命后代，不懈派专人截着我去听党课，殊不知，这时的我，看了小说《牛虻》，思想早已脱胎换骨。一心追随的信仰倒塌。永别了，“亲爱的党”。

1977年，我中学的同窗好友传来了爸爸的消息，妈妈听了觉得靠谱，决定通过正当途径找到爸爸。让我们每月从各自所在地，分别写信给中央公安部，组织部，专案办，询问爸爸的下落。早在1941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为抗大题词“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党是英明伟大的。一定会在漫长的审查后，作出公正的判决。我们要知道爸爸究竟犯的什么罪？他为什么北大毕业后，放弃在上海文化界衣食无忧的生活，去新四军出生入死。打下江山后又抛妻弃儿地反革命？不合逻辑的举动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反革命动机究竟是什么？

1978年，上海市公安局来了位处长，告知爸爸确实在湖北沙洋农场。并且说：你们爸爸不光是反革命，还多了个内奸帽子，你们考虑清楚，要不要去看他。母亲毫不犹豫一定要去。她得到了当时的区委领导向叔宝的支持，帮助（妈妈每每想起，由衷地感激他）。

弟弟忠平二十七岁那年，爸爸离家后的第二十五年，和妈妈一起去湖北沙洋农场，看望带着反革命，内奸帽子的没有印象的父亲。那个在小说电影里才有的场景真实地展现在面前，爸爸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当母亲迎上去自我介绍后，他马上呵斥：“你们要自重，不要冒充别人的家属。我知道你们是江青派来的······”

服侍他的李老头告诉他们，爸爸来时改了名，并被宣布是个孤寡老人，就带着一个破皮箱，却谁也不让碰。那是妈妈在他离家后让公安局带去的，趁他不在时妈妈悄悄打开，里面只有一套妈妈亲手织的毛衣裤，珍藏了二十五年已被虫蛀得可怕。

农场的领导和职工，纷纷告知爸爸的情况，说他一直在骂江青哭总理，身体越来越虚弱，还常因看不见掉在河里。“他常在树下做报告很精彩，讲得很在理。还喜欢哼唱京剧《四郎探母》，唱的总是那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他常请我们帮忙剪指甲，还连连称谢。我们看他一定是被冤枉的好人。刚来时上面说他是孤老，现在你们家属来了，赶快救救他吧”。

妈妈想尽办法接近他都没用，爸爸见了他们就跑，当时他的左眼已完全失明，怕他摔跤妈妈和弟弟只好无奈地远离他。得知他们要回去了，爸爸破例请他们吃顿饭，自己匆忙果腹后，郑重地说：“今天这顿饭是组织上让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

妈妈急于要救他，决定立刻回去。先到武汉找陈丕显，让他每况愈下的病体尽早得到救治。陈丕显从北京开会回来见到妈妈留的信，很快把爸爸接到武汉最好的第一人民医院，并派秘书赶到上海找我们，告知爸爸的诊断情况：全身器官衰竭。要妈妈马上向中央要求：将爸爸接回上海治疗。

1978年爸爸得到中央批准回上海治病。25年后第一次回上海，下了飞机就被送往精神病院。我也由上海组织部发了公函到安徽，请公假一年，来上海照顾爸爸。随着涉世渐深的成长，我心中的智慧在开启，急于要照顾这个毫无印象的爸爸，开始对爸爸有了新的认识，脑海里已全是忏悔和自责。家人对他的不理解才是真正的双刃刀。希望爸爸会向我们倾诉一切······

妈妈让我和姐妹们冒充护士。我想象着第一眼见爸爸的种种可能，有点不知所措。走进病房看到的爸爸竟是那么不生分，血缘的神秘使我忐忑的心一下子平静，几十年来划清界限的阶级立场和时空距离立刻化为乌有。姐妹们每天轮流去医院照顾爸爸，我很期待轮到我的那一天。爸爸彬彬有礼，除了经常和“被控制的电子”交谈（病态）外，待人接物一切正常。我精心地伺候着爸爸，不停换来他连连的道谢。妈妈让我们灌输些爸爸知道的家事，以帮助他回忆，尽快接受家人。终于有一天，爸爸动情地说：“我认你们做干女儿吧”。

精神病院的任隍达主任，在仔细与父亲交谈后感慨地告诉我们，没想到扬帆的人格保持得这么好，令人吃惊。几轮会诊后父亲被诊断为：意识清楚思维紊乱的类精神分裂症。父亲被关在大病房中间，一个有伤害性举动的病人才关的小病房里，（当时条件差，没有单人病房）周围成天是病人的大呼小叫声。不但得不到内科治疗，连安静的环境也没有。爸爸因全身器官衰竭，妈妈再三要求：扬帆的精神状态不会致命，糟糕的体质却危在旦夕。组织部终于同意把他转到华山医院，进行内科检查治疗。

当时的华山医院院长林平和党委书记高明，是父母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友。感谢他们多次抢救了爸爸，使他起死回生。得以渡过二十一年家庭生活。我们永远感激他们。

总算可以住进他一直惦着的华东医院了。一天晚上轮到我陪爸爸。当时的华东医院还没改建，是两个病房中夹着一个卫生间。从凌晨起通往卫生间的门就被锁上了，一定是隔壁病人用完后忘了打开。我去隔壁病房开门，迎面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同志，我说：“你忘开我们房门的锁，爸爸没法上厕所啦”。老同志连说对不起，赶过来和爸爸打招呼。他问我爸爸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扬帆。他听了一惊，紧走着来到爸爸面前：“扬帆同志，我是粟裕”。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粟裕伯伯说：“你只管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问。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1980年，中央公安部的阿尔斯朗和李炳钧同志，来上海宣布爸爸的平反结论时，深情地告诉我们：“我们连续不断看了六叠，从地面到写字台那么高的宗卷，你们父亲的口径始终如一。我们复查的案子比较多，有好多人资格比你们爸爸老，地位比你们爸爸高，在文革期间说过不少违心的话。所以你们包括我们，都要很好地向你们爸爸学习。妈妈知道爸爸不会接受带着“尾巴”的平反结论，公安部的两位同志当场打长途到公安部请示，以口头叙述的形式向爸爸宣读了去掉“尾巴”的结论。爸爸的眼睛是看不见的。爸爸说：“中央给我平反理所当然！”

爸爸常向我们要信纸信封，他用几乎失明的微弱视力，歪斜重叠地给邓颖超写信：邓大姐，我没什么大病，务求早日为党工作······沙洋农场干部也曾说过，爸爸刚来时常给周总理写信，但一封也不准寄出。

那年冬天，爸爸的幻听幻觉还时常干扰着。一天夜里我陪着他，睡梦中被他叫醒：“快起来，我看你们手老是冰凉，让直升飞机送来了棉大衣，快去拿······”我的心中五味瓶打翻，一夜无眠。

锦江饭店餐饮经理赵雅芳和丈夫唐洛古，都是当年公安局政保处的老同志，为满足老同志们想见爸爸的心情，组织了一次聚会。那天出门时爸爸问我怎么不一起去？我开玩笑说：“你带点好吃的给我就行”。晚上我睡意朦胧中被爸爸叫醒，他从口袋里掏出用纸巾包裹的“酥炸凤尾虾”，连说“快吃！快吃！就一个”。妈妈说：“这是同桌的一位老同志省给你爸爸吃的”，我顿时泪如泉涌，几十年来第一次享受到父爱。

灰暗的岁月里，依旧有真情在。曹叔叔是跟爸爸时间最久的警卫员。爸爸走后他没间断过打听，即使文革中也敢冒险。警卫员胡叔叔被发配到云南，1974年回家探亲，辗转打听到我家地址，激动地掏出一瓶茅台酒对妈妈说：“我偶然在火车上听说首长还活着呢，这瓶酒就等着首长回来喝。”爸爸回来后的一天，妈妈打开了茅台酒，警卫员们争相举杯祝福，继而一阵沉默，有些悲哀已是永远也抹不去了。警卫员张叔叔，几十年后看到爸爸变成这样，忍不住掉泪。他说当年陪爸爸去苏联开刀，自己做了套西装，买了皮鞋，打扮得很精神，可没想到回国后爸爸就让他上交了。

妈妈常说，爸爸当局长时把家乡的父母都接来同住。当时家里有两辆汽车，可他一次也没有载家人去看场电影，或上次公园。

一些受他牵连的老同志家属，几经打听找到他，要他写证明。凡是知道的他一个也不拒绝。老部下李涤非相隔二十六年，第一次见到爸爸，爸爸凭声音就认出来了。听说李叔叔也坐了二十五年牢，爸爸激动了：“这是为什么？我在里面把所有的责任都担了，为什么还要抓你们······”多年后的一次公安局老同志的聚会上，爸爸发言：“我要是承认莫须有的罪名，那将牵连多多少少个家庭啊······”爸爸哪里知道，这些年早已牵连了多多少少个家庭啊。

我三十岁生日那天，我和爸爸打趣说：“你送我什么礼物啊？”爸爸说给你送首诗吧：

如梦勋名如梦年，

这般冤案史无前。

暴君一怒妻儿禁，

狱卒千巡苦痛添。

战友病重相继逝，

老夫劫后不成眠。

瞽叟生涯难自理，

忠心幸有小朝贤。

我的心无比沉重。

1983年，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省长李丰平邀请爸爸妈妈到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几个月后见到的爸爸大变样。人胖了，走路快了。后来的几年是他最好的日子。我还搀着他从康平路的家，走到湖南路汤镛伯伯家，和武康路他早年的秘书陈晓奋叔叔家，令他们刮目相看。

为了照顾爸爸，妈妈让我结婚在家。弟弟生了个女儿，我问爸爸有想法吗？爸爸说不，你生儿子好，外甥是皇帝，还给“皇帝”起了名“大斧”，我学浅识薄问：“这算什么名字啊？”爸爸说：“盘古开天的大斧”。之前妹妹小苏生了个儿子，爸爸给起的名：姓张名腾。四个月后我生了女儿，没给爸爸带来大斧，我为此难过了很久。

一天爸爸唱起新四军军歌，我说你能记得所有歌词吗？爸爸一边唱，一边在我手心里一字一句地写着，我百感交集，无声地留下了伤感的泪。

爸爸虽然饱受摧残，极度衰弱，但有妈妈和我们的精心照料，还是在家度过了二十一个年头。看着我们陆续结婚，生儿育女，也算享受到了晚年的天伦之乐。我们眼里的爸爸勤俭朴素，仁厚通达。永远坚定着追求的信念。

晚年的爸爸突然一口常熟家乡话，常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说自己乳臭未干时就自编顺口溜奚落老师：“先生先，屁股尖，要吃豆腐自己拣”。引得全家开怀大笑。他本是个幽默睿智的乐天派，硬是给折磨得面目全非。曾经的魔影时常吞噬着他老迈的心灵，他常吟唐诗，杜甫的《登高》和柳宗元的《江雪》，难掩悲凉的情怀。

1996年以后，爸爸的体质每况愈下，1954年得的脑垂体瘤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开始长期住院。妈妈不顾自己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每天起早摸黑地到医院陪爸爸。双休日我去医院时，对护工小伍说：“万一哪天爸爸夜里有情况，你可千万别打电话给我妈。”我留下了自己的电话。一天夜里两点多，一声电话铃响我就接住了，小伍带着哭腔说：“三姐快来啊，白天你妈在时扬老还好好的，傍晚突然发起烧，医生打了针也没用。”我独自起床直奔华东医院。一进门看见爸爸在发抖，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我强忍悲伤对爸爸说:“爸爸我来了，放心哦。”立刻又找到值班医生，请求他救救爸爸。医生很不屑地说：“我们当然采取了措施，药效哪有那么快啊。”我说：“爸爸的病妈妈最了解，一定要输液才能压下去。他这么难受你不能再去看一下吗？”刚躺下的值班医生拖沓着鞋，无可奈何地跟着我进病房，履行起常规检查，当听诊心脏时突然脸色大变，紧接着奔跑出去，很快组织了一支抢救队，把我和小伍赶出了病房。清晨，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宣布：“你代表家属签字吧，扬老病危，差一点就走了，我们已把他抢救过来，还没脱离危险。”我的气不打一处出，爸爸的遗传因子显现，容不得虚伪，情绪忍不住尽情爆发。这次以后，爸爸又挺过了半年。

我于1997年9月16日那天拜师皈依了佛门，午饭后我带着师傅给的香蕉到医院去看爸爸，小伍说扬老刚睡下，爸爸听到说话声转身叫了我，我把喜讯告诉他。他听说师傅送了香蕉，一下坐起身说：“来，让我吃掉。”我别提有多高兴啦。爸爸走后，我想到他从小在家乡的兴福寺做过和尚，按佛教的礼仪，想在那里给他立个长生牌位，妈妈和姐妹兄弟一致赞成。第二年冬至前，我们全家准备去墓地给他扫墓，当晚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梦见爸爸独自在荒山上坐着藤椅，很委屈的样子。我急忙跑过去说：“爸爸，我带你到常熟去。”醒来一想觉得奇怪，怎么会说到常熟去呢，莫不是好久没去看他的牌位，爸爸在提示我吧。到妈妈家集合时我告诉了妈妈，妈妈惊讶地说：“我也梦到去医院看你爸爸，走了几个病房也找不到他呢。”妈妈支持我第二天就去常熟看看。真是不可思议，爸爸的牌位怎么也找不到了。几周后佛教协会秘书长来电说：“真对不起！我动员了全体和尚来找，总算有人交代，因为看爸爸的牌位做得好，给亲戚拿去做样子，用完忘在了木匠间。”爸爸虽然走了，按佛教的说法：不生不灭，我们只是在不同的维次空间，灵魂始终交流着。

爸爸已谢世十四年了，妈妈也于2010年虚岁九十去世。他们的高尚品德，人格魅力传承给了后代，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我们“一笑泯恩仇”，相信粟裕大将对父亲说的那句：“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父亲的墓碑上刻着他的诗：

高堂此日悬明镜，功过何妨絮絮论

爸爸的两本七十多年前开始写的日记和诗集，几经辗转有幸保存了下来。他工作时用过的公文包，妈妈也一直保留着。如今这些珍贵的遗物，都由妈妈生前交给了爸爸家乡的常熟档案馆保存。

如今我已年届花甲，时常游离在童年美妙歌声的幻境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却难免回忆起噩梦般的人生。

看着爸爸墓碑后刻着的他的诗：

我在人前感到渺小

因为我心中的伟大没人知道

我在人前感到伟大

因为我的渺小我不知道

我在人前感到平凡

确实是平凡的

对自己我是深深知道······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爸爸的身影。在这爸爸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很怀念他。活到九十九岁，帮助我们一起渡过艰难岁月的姨妈常说：第一次见到你们爸爸时，看到他不爱钱财，就认定他绝对是个好人，这样的人世上少有。

爸爸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扬小朝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