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在我国经济腾飞的短短几十年里，许多收益上亿的大企业，都吃过“出了名”、被当作“肥肉”盯上的亏，其中就包括为我国打造了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大船海工。

大船海工在走上国际舞台后，被称霸全球船舶业的巨头、挪威Seadrill公司跑单将近130亿，一夜之间负债亏损20亿，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资金链断裂，被迫进行破产重组。

国之重器

大船海工，全称是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大连造船厂。1893年，清朝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允许沙俄在我国远东地区修建船舶基地，大连造船厂便在此时应运而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控制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军队，通过大连造船厂制作了两艘承载量高达七千五百吨的运输船。在那时，这样吨位的运输船，全世界都极为少见。

直到日本法西斯力量宣布投降、我国取得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大连造船厂已经拥有极具规模的造船设备和先进工艺。

新中国成立后，大连造船厂又经历了中苏合营，直到1955年1月1号，正式更名为大船海工，开启了独立经营的光辉岁月。

随后的几年间，大船海工为我国海军制造了多艘护卫舰、炮舰、战斗舰，俨然成为壮大我国海军军备实力的强大助手。

1958年，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由大船海工交付。自此之后，大船海工便成为国内造船业遥遥领先的旗舰力量。

九十年代后，大船海工紧紧跟随国际高端航海技术的发展趋势，一系列驱逐舰、万吨大驱等新式战舰，如同“下饺子”一般由大船海工制造完成。

2005年，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前身瓦良格号被拖进大船海工的干船坞（专门负责修理船只的停泊口岸）。

2012年，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由大船海工正式交付中国海军。

在深耕造船造舰的同时，大船海工又结合自身在海洋领域的百年经验，将目光锁定在深海钻井平台上。

深海钻井平台，是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中必不可少的重型高科技设备。一个钻井平台，会配有钻井、动力、通讯、导航、安全救生、人员生活设施等多种综合型设备，每台造价均在十亿以上。

我国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钻井平台自上世纪二十年代由美国科学家发明以来，就一直是采取核心技术专利制，除非高价购买，根本不会透漏任何“机密”。

直到1981年，上海船厂才摸索打造了我国第一座半潜式钻井平台。上海船厂和大船海工，一直被称为我国海洋业的“南北两大船”。

二者在合力攻关深海钻井平台的核心技术后，依托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很快就在环渤海、南海海域等各地开始了密集的深海勘探活动，由中国制造的钻井平台也开始走向世界。

巨额订单

千禧年以来，中国经济腾飞，改革开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大船海工也在这期间不断深耕，彻底掌握了核心技术，掌握了研发的主动权。

虽然利润非常可观，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大船海工成交的每一个巨额订单，都需要经过重重审核对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安全无虞。

随着中国企业新一轮股份制改革，大船海工由国属船舶重工集团再次斥巨资改造升级。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大船海工依托祖国母亲的“哺育”和自己的发奋图强，无疑成为了航海和海洋资源开发领域极具竞争力的香饽饽。

2013年，挪威Seadrill公司向大船海工抛出橄榄枝，要订做八台钻井平台，报价130亿人民币。

这样的巨额订单，非常少见，一来，但凡涉足海洋开发的企业，都知道钻井平台的特殊性，为了确保自身运转正常，都不会一次性下单八台。

二来，钻井平台交货期长，八台机器的制作时间起码会长达五至六年，谁都不能保证这期间会发生什么，可为何大船海工会接下这个订单，还要与Seadrill公司的丰厚实力有莫大的关系。

Seadrill公司，创始人为约翰·弗雷德里克森，此人自高中辍学后就进入一家船务经纪公司，27岁开始单干。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约翰的油轮冒着生命危险运输石油，攫取了巨额利润，这也是他开始在全球船舶业站稳脚跟的“第一桶金”。

在欧洲石油资源匮乏和航海业发达的双重助力下，约翰·弗雷德里克森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油轮业主，全球福布斯富豪榜第75位，个人资产高达104亿美元。

而他旗下不仅有140余艘船舶，还有超过100座中等规模以上的钻井平台。

这个一次性八台钻井平台的订单，Seadrill公司并非直接与大船海工沟通，而是向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体量的集团都发出了招标信。

尽管经过了一定的风险评估，但如果能拿下这个订单，大船海工不仅能拿到130亿元货款，还可以借由这条线在国际上站稳立场。

因此在说服了集团内部的保守派和稳健派，大船海工以绝对的诚意开始于Seadrill公司协商对接，争取能拿下这块“大肥肉”。可究竟谁才是“大肥肉”，在后来的几年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霸王条款

很明显，在这场竞标活动中，Seadrill公司公司是甲方，大船海工是乙方，而为了得到甲方的青睐，大船海工可谓一而再再二三的突破了底线，包括私人定制、包括将预付款从百分之三十下调至百分之十。

在私人定制这方面，Seadrill公司要求配备最大作业水深达四百英尺的钻井设备，并且搭载最新的、符合欧美标准的传感器。

这不仅加大了大船海工的制造难度，增加了工艺成本，更意味着这八台机器，除了卖给Seadrill公司，很难再寻别的出路。

而将预付款下调至百分之十，这个“霸王条款”中的罪魁祸首，也是后来让大船海工直接破产的源头。

以钻井平台的建造复杂性，人力、物力、科技、原材料······等等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因此按照向来的国际惯例，前期预付款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才能保证双方都不吃亏，安心完成交易。

而这次的八台设备，即使抛开数量不谈，仅仅要满足Seadrill公司的高要求，大船海工将预付款定在百分之四十以上都不为过。

可在国内市场稳定增长、一路顺风的成长路途中，大船海工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挫折，所以也从没有用最坏的情况来预设这次交易。

原本以为退让到这个地步，合同就能顺利地签下来，可没想到就在签合同当天，Seadrill公司又加上了最后一个补偿条款：一旦后期双方出现纠纷，所有的调解、诉讼都要交由挪威的法院进行。

早在签合同的前一天，业界各大媒体都关注到了大船海工与Seadrill公司合作的消息，所以即使出席签约会的大船海工负责人在这最后一刻不想签字，也已经骑虎难下。

此时大船海工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够顺利交付八台设备，有些无关痛痒的小纠纷，倒是忍忍就过去了。

可由于Seadrill公司的预付款只有百分之十，也就是13亿人民币，随着八台设备的超长工期，资金有不能到位，大船海工手中其他项目都开始资金吃紧了。

到2018年年底，大船海工集团的整个账面都已经是负数，负债高达19.21亿。

然而也是这一年，全球经济大衰退，原油市场也迎来了重大打击，Seadrill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缩小营业范围，其中就包括撤销了五年前与大船海工签订的八台钻井平台中的六台。

说翻脸就翻脸的Seadrill公司，让大船海工吃了个大亏。可由于当初的合同中写明了打官司的地点定在挪威，这可是Seadrill的大本营。

因此在大船海工组织一群国际商法精英、搜集了一系列证据来控告Seadrill公司后，还是被挪威法院一句轻飘飘的“未按规定日期交货”为由，就这样撤去了六台设备。

原本130亿大订单，如今只剩下两台设备，也就是35亿不到。即使尽快交货，拿到剩下的货款，也就将将弥补上大船海工将近20亿的负债。

事已至此，再多的后悔也没用，大船海工只能是加紧速度，交付这最后两台钻井平台，可没想到，Seadrill公司再度提出了无理的要求。

割肉破产

2019年3月，Seadrill公司再次故技重施，要求撤销第7座钻井平台。而此时正在加班加点的大船海工，这才彻底回过神来：再为Seadrill公司的订单消耗一丝一毫的人力物力，对大船海工自身来说都是损失！

为了及时止损，大船海工便顺着Seadrill公司的要求，提议直接将第八台设备的订单也一并撤销。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Seadrill公司竟然反咬一口，以大船海工不能按照规定交货为由，要求退还曾经支付的13亿预付款。

到2019年年底，大船海工前前后后飞往挪威处理与Seadrill公司纠纷的法务人员，就耗费了数十万。可直到纠纷无果，大船海工的资金链也彻底断裂，不得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

曾经与上海船厂并列的“南北两大船”之一，却一遭不慎，在走向国际的道路上栽了大跟头。可大船海工自身的规格地位摆在那里，申请破产重组并不是普通人以为的集团倒闭，而是换一种方式来“自救”。

针对出口企业的巨额订单，我国有专门的国营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而中信保在接收到大船海工的破产重组消息后，也立刻为其签署了17.5亿元的赔付方案。

除此之外，大船海工还将集团原本的普通债权转换成灵活的股权，以维持重组后必要的现金流。

为了让大船海工尽快走出困境，国家层面也做出了积极的政策支援，包括成立国家级的海工装备平台，主要的功能便是接受钻井平台闲置的资产，将其“变废为宝”。

这项举措不仅是帮助大船海工一个企业，更是造福中国船舶和海洋业的所有公司。

正可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了国家的帮助，大船海工的破产重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曾经一度拖欠的普通劳工工资也全额发放，并且对部分员工的权益损失进行了相应的赔偿。

得人心者才能走得长远，重组后的大船海工经过全员投票表决，依旧由原班人马进行运营。

到2021年6月，大船海工“自救式”的破产重组计划案终于落下帷幕，曾经在其困难时购买了大船海工债权的投资者们，也获得了超过10倍的清偿收益。

尽管大船海工在与Seadrill公司的订单中吃了大亏，但对我国整个船舶和深海制造业来说，可谓祸福相依、因祸得福。

结语

2019年，进入破产重组流程后的大船海工，依旧在最困难的时期内完成手中早有的订单：两条8.5万方的乙烷运输船；全国首个8500方家住船下水项目；两座自升石油钻井平台。

因此，即使大船海工在与国际企业的交往中，被一时的收益冲昏头脑，没有坚守住红线，但对我国来说，它依旧是国之重器、是能够为我国深海制造业发挥极大作用的百年船舶厂。

而Seadrill公司之所以出尔反尔，也并非单单针对我国企业，而是与2018年以来不断走下坡路的全球经济有关。

大船海工资不抵债、负债20亿宣布破产的例子，在我国国有重型企业中并不常见，它的重组方案对我国所有量级巨大的企业来说，具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

当然，大船海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踩过的坑，更是鲜活的范例，让我国经济在与全球经济交汇交融的过程中，更加清醒、更加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