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齐小艳​ - 古代索格底亚那城市希腊化文化的传入与延续

齐小艳

长治学院历史与旅游管理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在站，主要从事古代欧亚文化交流和粟特文明研究。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首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摘 要：索格底亚那与希腊世界的交流早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已经发生了，但这种接触是局部的、表面的。伴随着希腊一马其顿人的军事征服，希腊化世界建立。古代索格底亚那不仅是中亚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希腊化世界组成之一。城市考古发现证实了希腊化文化影响在索格底亚那确实存在且得以延续。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希腊化文化因素经历了传入、融合和弱化的过程，并逐渐内化为索格底亚那文化的一分子。

关键词：希腊化；古代索格底亚那；文化交流

从公元前329—前327年，亚历山大用了三年时间最终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汉文史料称为“粟特”）。亚历山大东征开启了希腊化时代，索格底亚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希腊化世界中，实现了与希腊化文化首次正面接触。公元前305年，塞琉古一世征服了索格底亚那，将其纳入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公元前3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从塞琉古王朝的一个行省变为独立的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先后建立了狄奥多托斯王朝、欧泰德姆斯王朝和欧克拉提德王朝。

当巴克特里亚宣布独立于塞琉古王朝统治之时，塞琉古王朝也结束了对索格底亚那的控制。这一时期，索格底亚那处于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的不同王朝统治之下，从政治上加强了亚历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文化在索格底亚那的影响。公元前2世纪中叶，大月氏人的入侵结束了希腊人在索格底亚那的统治，但希腊化文化因素并没有随着政治统治的结束而消失，希腊化文化因素成为索格底亚那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关于索格底亚那希腊化问题的研究经历了长期的、不断丰富的过程。早期研究将索格底亚那作为巴克特里亚的附属，被卷入了希腊化世界。近年来，希腊化时期的索格底亚那以某一王朝或者某一国王统治时期为切入点被逐渐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但是对希腊化时期及后希腊化时期希腊化特征表现以及影响存有很大争议。近年来，在考古学、文献学、铭文学、钱币学和民族学等相关领域资料丰富，成果凸显，这为我们考察索格底亚那的希腊化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索格底亚那城市所体现的希腊化文化因素与影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证。俄国学者普加琴科娃提出了“索格底亚那三分法”的观点，即南索格底亚那、北索格底亚那、中索格底亚那。具体来说，南部指渴石一脑塔卡及其周边地区，中部指阿弗拉西亚卜一马拉坎达及其周边地区，主要包括库克捷佩（Kok tepe）、塔里巴尔祖（Tali-Barzu）、库伊捷佩（Koj tepe）和库尔干索尔（Kurgan Zol），北部主要是亚历山大里亚·厄什哈特（Alexander Eschate〉。在本文中，笔者为了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希腊化文化的传入和延续，将根据传统城市、希腊化时期新建城市和后希腊化时期新建城市的分类顺序展开。

一、前希腊化时期索格底亚那与希腊世界的接触

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索格底亚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时期。大约公元前550年，阿黑门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崛起于伊朗高原，从其建国到公元前330年被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在古代伊朗历史和中亚历史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希腊人大规模东进之前，波斯人是东西方经贸和文化往来的主导者。波斯历经居鲁士、冈比西斯的经营和扩张，到大流士即位之前发展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力强大的地跨亚非两大洲的帝国。

索格底亚那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东地中海世界同属于一个帝国统治范围，这种政治范围的一致性有助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往来。此外，在希波战争爆发期间（公元前499一前449年），索格底亚那人曾追随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远征希腊，后者甚至将米利都的布朗奇达伊人（Branchidae）迁往索格底亚那，希腊文化随着移民浪潮传入此地。

布朗奇达伊人（Bmnchiciae）的历史不仅有助于了解阿黑门尼德王朝在中亚实行的移民政策，而且也是希腊文化传入该地的一个切入点。布朗奇达伊人是布朗奇斯（Bmnchus）家族的后裔，该家族掌管着米利都狄杜玛（Didyma）的阿波罗神庙。布朗奇达伊是一个地名，是狄杜玛的另一种说法。据希罗多德记载，“布朗奇达伊位于米利都的领域之内，在帕诺尔摩斯港的上方。那里有一个自古老的时期修建起来的神托所，而伊奧尼亚人和爱奥尼亚人都是经常到那里去请示神托的”。

公元前6世纪，这里因阿波罗铜像和聚集的财富而著名。后来在波斯入侵之际，大部分男子被波斯人杀死了，他们的妇女和小孩也被变成了奴隶，而狄杜玛的神殿和它的圣堂与神托所也被劫掠和烧毁了。当薛西斯一世及其军队到达米卡列（Mycale）和米利都之间的地方时，米利都人选择了支持薛西斯一世。在薛西斯一世进攻希腊失败之后，布朗奇达伊人担心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背叛希腊而遭到迫害，因此，他们自愿跟随薛西斯一世离开家乡，迁移到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建立了布朗奇达伊城。

学界关于布朗奇达伊城的具体位置尚无定论，但大体位于阿姆河和撒马尔罕之间的地区。住在阿姆河流域的布朗奇达伊人最终被亚历山大屠戮殆尽。居住地的城墙被推倒，丛林被烧毁，只剩下荒芜的废墟和贫瘠的土地。根据库尔提乌斯的记载，布朗奇达伊人并没有放弃他们自身的传统习俗，但由于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他们讲着双语。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认为：“布朗奇达伊人的后裔也住在此，讲着双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希腊因素减弱的现象，但依然坚守着他们的传统和起源。”也有学者提出，跟随薛西斯一世迁往索格底亚那的布朗奇伊人将伊奥尼亚科学知识传入了索格底亚那。

德米特里·潘琴科（Dmitri Panchenko）认为：“布朗奇达伊人被安置在阿姆河和撒马尔罕之间，这里便出现了一个米利都人的城市。从公元前479—前329年，这里住着一批来自社会上层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知道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赫卡泰欧斯（Hecataeu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希帕索斯（Hippa-sus）、帕尔米尼底斯（Parmenide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等，并将他们所了解的科学知识、哲学和宗教思想传播出去。”布朗奇达伊人还可能引入索格底亚那一种很有影响的货币体系，有利于希腊样式的钱币在当地的制造。雅典的猫头鹰式钱币就曾在波斯帝国的远东行省流行。

二、希腊化时期新建城市的希腊化特征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后，采取多种措施巩固希腊人的统治。其中，措施之一就是建立城市，安置希腊人。古典作家对亚历山大在中亚所建立的城市数量说法不一，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至少建立了8座或12座以其名字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厄什哈特是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在锡尔河南岸建立的一个城市。学者们关于这一遗址的具体位置已经争论了近两个半世纪，基于文献记载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如霍占德一列宁纳巴德（Khojent-Leninabad）及其周边地区、斯坦的贝科博德（Bekabad）、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市（osh）、乌兹根（Uzgen）和阿克苏（Aksu）等说法。1954—1982年，北塔吉克斯坦考古队在锡尔河右岸列宁纳巴德发现了一座大的城市遗址，经研究，霍占德被认定为亚历山大·厄什哈特。

亚历山大在修建城市之后要求一些希腊人定居于此：“任何愿意在这里定居的希腊籍雇佣兵，附近各部族中曾志愿参加修建新住区的人以及马其顿部队里一切不适于服现役的人，都可在城内定居。”他还举办过献祭、骑马和竞技比赛，此地也曾流传过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根据考古发现，这里出现了巴尔干半岛陶器制作中使用普遍的红色铁质黏土（red ferruginous clays），当地人还纷纷模仿希腊样式制作盘子、托盘、高脚杯。在此还发现了类似于撒马尔罕地区带有希腊字母的砖块。

库尔干索尔位于黑萨尔山脉西南角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苏尔汗河州，莱奥尼德·M.斯维奇科夫（Leonid M.Sverchkov）认为这是亚历山大公元前328年返回索格底亚那后建立的六要塞之一，也是公元前4世纪末一前2世纪新建的希腊化居住区。在他看来，这一城市与阿富汗北部的阿伊·哈努姆、南塔吉克斯坦的塔克提·桑金和塔克提·库巴德都属于典型的希腊化城市。

学界对这一城市修建时间和历史分期有争议，依据防御工事特征、钱币学资料和陶器类型，斯维奇科夫将这一地区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公元前328—前3世纪初；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一前3世纪中期；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到末期或公元前2世纪初；公元前2世纪上半期。然而，勒纳提出“这一遗址出现的时间并不能完全确定，但大致属于后亚历山大时期。亚历山大之后、亚历山大继承者时期、塞琉古王朝早期德莫达马斯东征时期或者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朝时期都有可能”。从整体来看，库尔干索尔都属于索格底亚那希腊化时期。城墙和塔楼的修建采用了希腊式标准的砖块，出土了诸如希腊式的鱼盘、盛酒器等。

三、索格底亚那传统城市的希腊化特征

希腊人征服索格底亚那之后，他们从波斯人手中接管了古老的边境体系，随之建立起来，由希腊士兵驻守。由于希腊一马其顿人曾驻扎并有一部分定居于此，导致了这一地区文化上受到了希腊化因素的影响。

公元前8—前7世纪，索格底亚那南部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城市和村庄遗址。公元前6世纪，新的防御墙建立。据阿拉米文献记载，古波斯帝国曾在索格底亚那南部地区修建了防御工事。古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三世（ArtaxencesⅢ，?—前338年）统治的第11年，巴克特里亚行省总督阿卡瓦马兹达（Akhvamazda）在发给巴格瓦塔（Bagavant）的信中，提到波斯帝国在此地修建城墙和壕沟（'gr'wprkn）。这份书信日期大约是公元前348年6月21日—前347年6月10日，执笔者是纳拉弗拉塔拉（Narafratara），现保存较好。在其不远处是公元前9一前8世纪建造的桑伊尔捷佩（San-gir-tepe），这里被看作《阿维斯塔经》中记载的“加瓦”所在地。公元前7—前6世纪，加瓦一苏格达又被称作“脑塔卡”（Nautaca），这是亚历山大在索格底亚那的入侵之地之一。

据考古发现，公元前4世纪，防御墙的基地宽增至20米。城市内部包括居民区、商业区和宗教活动区等。在周边还发现了20多个用于居住、生产和祭祀的房间。修建时使用的泥砖从长方形变为正方形，泥砖大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希腊化早期，泥砖尺寸较大，约为40-45x40-45x12-14厘米，后逐渐变小至32-34x32-34x9-10厘米。在希腊化时期的考古层还发现了一块宝石上刻着手持权杖的宙斯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受希腊式钱币的影响，公元前3世纪左右，索格底亚那南部地区以渴石（汉文史料称之为“史国”）为中心，仿制亚历山大式样的钱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希腊保护神形象，有宙斯和赫拉克勒斯像，这也是这一地区受希腊化影响的见证。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经由脑塔卡及其附近一带到达马拉坎达（Marakanda），即撒马尔罕（汉文史料中的“康国”）一带。大约在公元前7—前6世纪初，这里已经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城市。到亚历山大时期，城市的军事要塞从5.5公里增至13公里。遗址内北部区域包括居住区在内的上城区，宫殿集中在东部，西部是宗教活动场所。此地发现了希腊人驻军的城堡，马厩和粮仓。居住区发现了很多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高脚杯、花瓶、盘子和双耳罐。其中一个高脚杯上刻有希腊文NIKIAS，一个串珠饰上刻有希腊文KTHE。

还出土了雅典娜或阿瑞图莎（Arethusia）雕塑、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铜器、三叶箭头、装饰品、印章、鱼盘、边缘朝内的碗（the bowls with the intumed rim）、一些抛光的红釉器皿、较大的饰有森林之神西勒诺斯（Silenus）头像的希腊式盛酒器（Krateres）和希腊大酒壶（oinochoe）。希腊化影响还表现在一些建筑材料和风格上。长方形的建筑砖块被正方形砖块所取代，希腊字母曾作为标识被生产者使用。希腊建筑艺术也对阿弗拉西亚卜的建筑风格产生了影响，新的防御原则被用到建筑中。尽管防御墙的修建依然保留了纵向走廊（longitudinal corridor），但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适合长距离作战的希腊式结构。

库克捷佩和塔里巴尔祖也是索格底亚那中部的两座重要城市。库克捷佩位于撒马尔罕以北30里处。20世纪80年代，施什基那（G.V.Shishkina）开始在库克捷佩进行考古工作，之后，拉宾（Claude Rapin）和伊萨米底诺夫（M.Isamiddiiwv）发现了宗教建筑、居民区等城市遗迹。这一遗址规模大、存在时间长，经历了从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希腊化时期的城址到前贵霜游牧民族墓地的演变过程。库克捷佩nb和IV阶段属于希腊化时期，在这两个阶段的建筑中使用了大量的希腊式方形砖块。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具有希腊化特征的盛酒器、鱼盘、一个厚边缘状的红釉盘（red-slipped）和抛光的红色高脚杯。

塔里巴尔祖城堡位于撒马尔罕南3里处的达尔贡右岸。1936—1940年，格里戈里耶夫（G.V.Grigoryev）等人对塔里巴尔祖城堡进行了联合发掘，大部分发现物现存于撒马尔罕列吉斯坦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塔里巴尔祖遗址占地12.5公顷，时间约为公元前1000—公元8世纪上半期，大体可分为6个阶段。塔里巴尔祖m属于希腊化时期的考古层，在此发现了大量新型陶器，包括高脚杯、单耳罐、双耳罐、有红圈装饰的罐子、新类型的杯子、花瓶和一个典型的希腊大酒壶。

人的肖像位于陶罐手柄之下，并带有典型的诸如花瓣（petals）和叶形装饰（acanthus）的希腊化艺术母题。尤需注意的是，虽然第V阶段考古层反映了公元5—7世纪的历史，但在此还发现了一些带有希腊化特征的早期物品。其中一个陶器上刻有希腊悲剧的场景，另外两个陶器的碎片（potsherds）上刻有戴着头盔的战士，一个人物是四分之三侧面图，一个是标准的侧面图，并佩戴鹰头状的头盔，而这些意象均源自希腊化文化母题。

四、后希腊化时期索格底亚那新建城市的希腊化特征

大月氏人征服的索格底亚那本身就是原来的希腊人王国一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大月氏人是希腊化区域的征服者，自然就与希腊人的遗产有了接触和联系，对希腊化文化的接受、模仿、改造都在所难免，后又不断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入侵，在接受、模仿中希腊化文化因素得以延续。新建于公元5世纪的片治肯特古城保存较为完整，虽然距离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人统治结束之际已经过去6个多世纪之久，但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壁画内容都是希腊化文化在索格底亚那遗存的有力证明，证明了希腊化文化因素在索格底亚那的延续，希腊化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一些细节和图像形式的使用上。

《伊索寓言》的故事出现在壁画上就是索格底亚那受到希腊化文化影响的一个例证。41/6室反映了《伊索寓言》中的第53个寓言故事《父亲与儿子》，描绘了一个父亲正在告诫他的儿子们，兄弟们就像一捆棍子，如果在一起的话，他们是不容易被拆开，但如果各自独立的话，则很容易被敌人击败。1/21室反映的是寓言故事《下金蛋的鹅》和《狮子和兔》。在壁画中还有其他带有古典主题的例子，但有的图像不清，有的可能在服饰上完全索格底亚那化，所以很难辨析。

大厅北墙的壁画上有一幅《宴饮人物图》，描绘的是“两两对坐的四个人，穿着及膝的丝绸袍子，坐在锦绣毯子上，手持金色的来通杯，角杯有的是鸟头形，有的是岩羊形。其中一位赤手捧着一束鲜花，另一位头戴皮毛帽子、帽子上有彩色镶边，注视着持花者。还有一位正扭头回望，高举的手中酒液正从角杯中倾注而下，恰好落入口中”。壁画哭丧场景中出现了希腊神德墨特尔，德墨特尔还以

形式出现在索格底亚那历法中，用来表示11月份。

除上述希腊化特征之外，墙壁上的人物刻画和绘画特征也是希腊化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壁画上的人物头部呈现出典型的四分之三比例，人像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交叠较少。壁画艺术中使用了“破界法”，即“墙壁上下分割成长条形的绘画带，以强化水平视觉效果所产生的水平移动空间。这种‘破界法’有时较隐蔽，限于人物头顶和脚底的微妙细节，将人物的头部、足部分别叠压在画面顶端与低端的边框上，形成超越边框的感觉”。壁画内容是以从左到右或是从右到左的顺序安排。如果内容分别位于上下两排的话，下面一排从左到右，而上面一排则从右到左，反之亦然。这种顺序不仅使得壁画内容看上去生动，也便于绘画师操作。这种方法类似于早期希腊文的拼写规则，被称为“牛耕式转行书写法”（Boustrophedon，希腊文

）。整体轮廓而言，画师一般倾向于使用凸曲线（Convex curves），并结合赭石色（Ochre），以此表达强烈的现实性。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和没有阴影（Without Shadows）的绘画特征在索格底亚那壁画中非常普遍。这种希腊一索格底亚那相结合的图像特征以及艺术手法出现在希腊化时代统治结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本身就反映了希腊化影响的深远。

结 语

亚历山大的征服将索格底亚那卷入了希腊化世界，这不仅有助于索格底亚那与亚历山大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往来，而且客观上推动了索格底亚那与希腊化文化的首次正面接触。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塞琉古王朝沿袭了亚历山大的传统，在交通要道中心或者重要区域也进行了建城活动，这些城市既是帝国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也为希腊化文化渗透到索格底亚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索格底亚那后又受到希腊一巴克特里亚王朝的控制和影响，希腊化文化继续在此发挥着作用，最终成为此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腊一马其顿人及其后继者在索格底亚那的建城运动推动了新的希腊式城市和居住区的建立，虽然有的是重新修建的城市，有的则是建立在已存在的设防遗址周围，另一些城镇则建造在前城镇本身的遗址之上。城市一般建立在经济、政治中心或交通要道上，多数城市由希腊一马其顿人的哨所或者东方城市转变而来，周围都建立有防御性的城墙、塔楼、神庙以及居民区等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希腊人确实将希腊式建筑风格、希腊艺术和文化等传到了这里。早期的军事移民和军事殖民地为希腊化文化在索格底亚那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城市则为希腊人统治索格底亚那人提供了政治和文化上的保障。

根据城市分布情况和遗迹考古发现，不难发现，绿洲地区的希腊化文化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只是在局部地区显示出了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阿姆河以北到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的希腊化程度要比泽拉夫善河流以北到锡尔河以南地区的希腊化程度更深。具体来说，相比渴石和亚历山大·厄什哈特的希腊化现象，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地区显然受到的希腊化影响更大。索格底亚那位于丝绸之路中段的核心，它既是东西方交通要道所在地，也是希腊化世界与中国文明接触的前沿地区。

作为城市中心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和渴石，尤其是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不管是在希腊化时期，还是在丝绸之路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其与希腊本地以及希腊化文化主要中心的联系被隔断之后，这里仍是希腊化文化影响延续和传播之地。他们在接受希腊化文化的同时，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流动的桥梁，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

【注】文章原载于《全球史评论》 2020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