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全国“千亿县”增至43个，为城市群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4月13日，工信部下属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1年千亿县GDP排行榜”。过去一年，伴随内蒙古准格尔旗、福建石狮市、山东荣成市、江苏兴化市和安徽肥西县5地加入，全国“千亿县”数量增加至43个。

作为县域经济的领头羊，2021年“千亿县”GDP总量达到7.02万亿元，以不到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0.8%，贡献了全国GDP总量的6.2%。同时，“千亿县”的GDP增速也远高于同期国内平均值，达到12.6%，是后者（8.1%）的1.6倍。

当中国逐渐从县域经济四面开花的时代，逐渐过渡到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导的新阶段，众多三四五线中小城市纷纷遭遇发展的天花板，该如何解读这份“千亿县”榜单？与另一个重要的县域经济指标——“百强县”名单对比，千亿县又呈现哪些不一样的特点？

这些问题，或许只有放在城市化2.0的视角下，才能真正解读清楚。

沿海地区以大拖小

众所周知，东强西弱是中国区域经济的总体特征，具体到县域经济层面同样如此。梳理43个“千亿县”的空间分布，其中有35个位于东部，中部、西部则分别只有5个和3个。

图据城市进化论

而新晋上榜的5个“千亿县”中，除了准格尔旗和肥西县外，也均出自沿海地区。

就总量来看，东部地区“千亿县”的占比超过了八成。这个比例远高于同期“百强县”里东部的占比。根据2021“百强县”榜单，东部沿海地区占据65席，中部地区上榜22席，西部地区10席、东北地区3席，东部占比65%。可见，越往头部，东部的优势越明显。

而且即便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部，“千亿县”与“百强县”的分布也略有不同。“百强县”总量排名前三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山东，而“千亿县”三甲则为江苏、浙江、福建所摘得，数量分别为17个、9个和5个。拥有13个百强县的山东却只有3个“千亿县”，排名屈居第四。

山东相对符合外界对于“东部沿海”想象的地区，是胶东的青烟威城市群。巧合的是，山东3个“千亿县”——胶州、龙口、荣成，无一例外全部位于此。而这也是东部地区“千亿县”空间分布的一个共同特点，即依附于城市群。梳理东部35个“千亿县”的具体位置，主要集中在长三角、闽南、青烟威和京津冀等4地。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人口、资源等早已习惯了自由流动，实现最优配置。再像过去那样，靠每个县自己的力量单打独斗，已经没有多少成长空间。必须转而依托城市群的赋能，以大拖小，县域经济才有机会突破发展的天花板。

这点在长三角表现得最为明显。

事实上，长三角不仅“千亿县”数量最多，高达27个，占全国“千亿县”总量的逾六成，而且实力也最强。GDP超过2000亿的8个头部强县中，除了晋江市、长沙县外，其余6个均位于长三角。

其中，昆山、江阴两县2021年的GDP更是突破了4000亿，接近或超过贵阳、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银川、海口、西宁、拉萨等8个省会城市。而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就在于两者地处长三角核心腹地，紧邻上海这棵参天大树，获得了充足的成长养分。

类似昆山、江阴这样的例子在长三角还有很多。靠着上海、杭州、南京等核心城市的带动，以及城市群内部在产业、资源上的协调互补，不仅位于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早早实现“千亿县”全覆盖，而且“千亿县”的版图还在不断向外拓展。与上海隔江相望的南通，所辖4县也已均为“千亿县”。而随着2021年兴化GDP突破千亿，又一个江北城市泰州实现了“千亿县”全覆盖。

此外，东台（盐城）、高邮（扬州）、沛县（徐州）、仪征（扬州）等县市的GDP也已达到900亿量级，属于“准千亿县”。相信用不了多久，“苏大强”将继全部地市跻身百强市后，成为所有地市都拥有“千亿县”的省份。

内陆地区以小助大

与长三角的“千亿县”连片不同，整个中西部总共仅有8个千亿县（市、旗）。虽然总量不多，但类型却比东部要来得丰富。

内陆地区的第一类“千亿县”是核心城市的附属县。比如湖南的三个“千亿县”——长沙县、浏阳市和宁乡市，均由省会长沙市代管；江西唯一的“千亿县”南昌县，顾名思义便知道是南昌市的母县；而2021年刚跻身千亿的肥西县，这两年撤县设区并入合肥市本级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

和大多数沿海“千亿县”一样，这些省会“千亿县”也多为工业强县（市）。像由肥西县与合肥经开区共建的新港工业园，工业产值已突破千亿。

事实上，随着一二线核心城市逐步转向发展服务业，三产比重越来越高，以千亿县为代表的县域经济正在成为中国制造新的主战场。而且相比东部，中国绝大多数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源都分布在内陆地区，由此，这里又诞生了另一类资源型“千亿县”，包括神木、仁怀、准格尔。

其中，神木、准格尔盛产煤炭。去年因为煤炭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并由此带动包括化工行业在内的制造业的全链条提升，神木、准格尔以30%左右的同比增速领跑“千亿县”发展。神木更是从2020年的17名一跃跻身前10（第9名），成为成功的千亿县“上位者”。

而仁怀则依赖于另一项资源——酒。作为茅台之乡，仁怀去年实现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9%，除茅台外的规上白酒企业总产值更是增长了63.6%。

但应该看到，内陆地区的资源县与工业县往往相距较远，无法形成合力，从而导致中西部县域经济的发展明显弱于沿海地区。而且与东部强县多依托于城市群不同，内陆地区往往是一个“千亿县”带动一片地区的崛起。

比如遵义市就是靠着仁怀的白酒产业，跻身A股上市公司市值TOP10城市。而神木的发展也改变了陕北的落后面貌，并与准格尔旗所在的鄂尔多斯以及山西朔州共同形成了“煤炭金三角”，刷新了外界对于西北的认知。

但也应看到，这种小马拉大车的带动力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随着城市化2.0时代的到来，人口进一步由小城镇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缺乏城市群赋能或核心城市带动的县城，正在面临人口流失、城市萎缩的难题。

这点也得到了《2021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报告的证实。虽然县域户籍人口仍占全国户籍人口总数六成之多，但数量逐年减少。

随着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内陆地区的县域经济已经走到了新的路口。

珠三角、成渝千亿县在哪

梳理完沿海与内陆“千亿县”的不同特征，有人可能已经发现了，身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居然一个“千亿县”也没有。事实上，广东不仅“千亿县”挂零，就连“百强县”也仅一席（惠州博罗），且排名相当靠后（89位），这跟江苏那种市均“千亿县”有很大不同。

但回顾历史，广东的县域经济也曾十分发达。比如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的“广东四小虎”——东莞、南海、顺德、中山，风头一度盖过苏南诸雄。后来为了适应珠三角发展的需要，东莞、中山两县相继升格为地级市。

即便如此，直到上世纪90年代，广东依然是百强县榜单的常客。顺德和南海更是长期位列县域排名第一、第二，就连昆山、江阴见了都得喊一声“大哥、二哥”。

2000年前后，短短几年时间，包括花县、番禺、新会、南海、顺德、三水等一众强县相继变区，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珠三角城市由此进入到无县时代，这才导致了广东“千亿县”挂零。

虽然没有“千亿县”，但广东的县域经济表现并不差，像顺德2021年GDP达到4064.38亿元，一点不弱于昆山、江阴。如果排一张包含区在内的县级行政区GDP榜单，那么广东上榜的数量一定不会少。

同样，成渝城市群也一个“千亿县”都没有。珠三角强县全部设区有其特殊性，即所有城市都挨得很近，从深圳到广州、从广州到珠海均不超过100公里。这点就连长三角也做不到。

上海到南京的距离约等于成都到重庆，但上海到南京之间分布着苏锡常镇等一串节点城市，而成渝中间则是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县。所以发展像成渝这样的内陆城市群，还是要壮大群内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有明确产业定位、各具特色的强县。

毕竟像简阳那样能够划入成都并撤县设区的是极个别，更多的县市扮演着成渝之间过渡带的作用。当它们与成渝的产业协作发展壮大起来，形成城市梯队，成渝城市群才能从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真正变为由成渝牵头、其他城市参与的成熟城市群。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涂格

编辑 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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