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实实的生活

紫含

在看不见的海的尽头，有一种鸟每天从那里返回，停息在城市 。 研究它们的栖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花费的时间和体力不亚于建造一座宫殿 。 可供想象的空间太大，呈现的线条以迷宫的方式存在，以至于有些人彻夜难眠，不得不以获得失落感来弥补各种可能性的发生，当然，更包括消失 。

鸟粪的收集成了热门。 有意思的是，夜晚行路的很多人都踩到了这种鸟的鸟粪，有人惊呼大骇，不知所措，甚而痛哭流涕； 有人毫无知觉，继续前行。 在隐隐约约的远方，繁星一点一点亮起，在东方和西方，只剩下对视的天空和大地。

鸟和鸟之间的细微差别，为人们津津乐道，至于鸟粪，则像沸水浸泡后剩余的茶梗，有的人随手倒掉，有的人仔细而满足地放进嘴巴嚼掉，据说这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在海岛，人经常生一种奇特的病，病的时候，大多数的症状都是无法开口说话，只会像鸟一样发出短促而尖利的叫声。

事实说明了收集到这种鸟粪的珍贵。 据说这种从海的尽头返回的鸟，带着海那头的秘密，大多数人认为这秘密关乎他们的起源。 语言是如何出现的，现在还是个谜。 在这个城市，鸟在人上空飞行，带着海尽头的气味，而在天空之下，鸟之下，你只是一个偶尔会发出鸟叫的人。 他们这样认为。 会分辨鸟的细微差别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会，而分辨带着海尽头秘密的鸟粪的味道，那就是个人的禀赋了。

有一天我进入了这个城市。 我发现这个城市的许多人脚底都踩着厚厚的鸟粪在行走。 三月的海风温润潮湿，带着甜丝丝的味道，空气里开着我叫不出来的花朵，花瓣洁白，花蕊嫩黄，散发着诱惑人的香味，聚集在城市教堂哥特式尖顶指向天空的最深处。

脚底鸟粪越厚的人，行走的姿势越像鸟。 这些人喜欢穿白色宽大的衣衫，行走的速度能使风快速穿越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像是风在将他们往后拉。 他们的四肢尽其所能地向上，黑色的头发在天空下像鸟投下的一个影子，而他们自己的身后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让我大为惊讶的是，他们一日三餐的食物几乎就是海水，他们不用伸手，直接用嘴就能喝到用以果腹的海水。 这样的方法使人顿生敬畏，除了他们之外，我并没有见过能以海水度日的人。

但是这个城市的一小部分人和我一样，脚底从来没有踩到过来自遥远的海的尽头的鸟粪。 倒是有几日，我无所事事地在教堂周围转悠，期待能和那些居住在尖顶的居民们打个照面时，一颗黑白混杂的、带点腥味的、湿乎乎的东西啪一声落在我手臂上。

我立刻惊叫了一声。

随后我发现，四周投过来的目光里，齐刷刷充满了幸灾乐祸。 我立刻明白了，我犯了个天大的错误啊，我就像他们随时都在鄙夷地说着的那样，我只是一个偶尔会发出鸟叫的人。海的尽头在哪里？ 鸟儿们的问题，不用回答。 摔在我手臂上的，只是那些人脱落的白衬衣。

在那些从海的尽头归来的鸟身上，经历磨难的翅膀已经蜕去，被穿行的风磨平的踝，抓不住细小的枝干，宫殿和教堂就像梦里最蓝的海平线。 平静淡泊的山林刻画着黑夜的剪影，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极度的安静下，开始来自于海尽头的另一段生活。 这是可能的。

会晤

我有时并不确定我看到了什么，仅仅是一株樱桃树罢了，我想。 焦灼感困扰我很久了，像久未下雪的天空，我总是无端为它担忧，阴霾太重，说不定压垮的是它自己，但我有时也不免吃惊于它的执着，它若无其事，虽然它看起来总是像怀孕的女子。

樱桃树在夏天长出第一枚果实。 当然我并没有看到，窗外的这株樱桃树栽了有十多年，一直不温不火，不开花，也不结果，每天做的事仅仅是随着风摇几下细小的枝干。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有一些东西，它的存在就使人无法确信，说清就更是难题了。 比如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看见这株樱桃树化成了人形，走到我床前，和我轻声说话。 有一瞬间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画皮》，那是第一部教会我害怕的电影，害怕这种感觉，是住在一个人心里的魔鬼。 但昨天夜里我并不害怕，我斜倚枕头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我一时以为是个梦境，但没有可能，自从天空不再下雪之后，我所有的梦境便暂时失去了令我沉迷其中的魔力。

我的叔父自称能看到天空以外的情景。 他说鸟从天空飞过，其实是无奈的事，它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天空以外有什么，和人一样，它们看见的仅是大地上的一切。 老鹰的眼睛能看清草丛中一跃而起的灰兔，但要是它们进入天空的云层，就和瞎眼的人没什么两样，它们只是凭借了翅膀，勉强保持着飞翔中的霸道和速度。 没有人知道老鹰心中的恐惧。

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莫过于云层之外。 叔父这样叹息的时候，我时常感到憧憬。 作为长我一辈的人，我的每根毛发的出生他都清楚，所以他毫无兴趣。 那么推算起来，每个人都只不过在复制别人而已，只要是人能做的事，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 叔父的眼光早已超出了一般浑噩的人，他不会等到回光返照的那一刻，他只需安静地等待云层上面的会晤。

所以樱桃树变成人形这件事八成是真的。 樱桃树栽种的时候，泥土被挖得很深，叔父一边用铁锹往它根上压土，一边说，樱桃树最调皮，埋得不深就到处乱跑，你别看它乖乖站在那里，它的魂在你身边呢，总要十几年吧，它才会真正扎下根。 他啪啪地打着土，冷不丁将铁锹击到身边的樟树身上，向我努努嘴：这种老实头最可靠了，一栽下就生根，永远不会对不起你。 他朝我眨眼，满是皱纹的笑容里，有他那辈人憨厚的狡黠。

叔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八字排了的就是樱桃树，十三年生根。 于是母亲便整整担心了十三年。 十三年里，我到处走动，也到处被限制，只有叔父一直微笑而沉默地允许我偶尔的失踪。 很小的时候，他甚至把我装在箩筐里，上面盖上稻穗，大模大样地带我四处看风景。 他时常叹息着说，可惜叔父是个老实头啊。 叔父有时也来我梦境里，只有他知道我失踪的时候在哪里。 雪落下来，我们一起在雪里飞到云层上面，从云层望下来，密密麻麻的，都是树，樱桃树躲在缝隙里，调皮地不亦乐乎地奔跑，我有时也看见叔父偷偷将樟树叶子晃下来，顶着粗壮的枝丫和雪花嬉戏，他的根已经深深埋在土里，但他的枝丫都极力张向天空。 当然，这些秘密，我从不曾告诉母亲，叔父看到我回来，往往也是对我悄悄地眨下眼。

所谓的秘密都和树有关。 有时我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看见许多樱桃树从我身边唰地溜过去，细小的身子在阳光下只有模糊的一点影子，有时也看见一些人边走边掉落他们的叶子，很多人的根和别人的根连在一起，相互纠缠，身不由己，很多人连自己的根也分不清了。 鸟儿们将树当成它们可以落脚的地方，有些鸟穷其一生住在树上，那些树枝叶繁茂，足以挡住阳光和雨雪的肆意，天空的飞翔并不是它们的目标，所有的鸟终究要死在树根下面的泥土里，像每片叶子一样。 云层外有什么秘密呢？ 唯一知道秘密的雪已久未下了，像叔父一样了解内情的人，是不会和我一样焦灼的。

而现在，樱桃树终于长出第一枚果实。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许多和我叔父一样的人，一定一起参加了这场神秘的会晤。

秘密

几乎是从她可以手执东西往嘴里塞起，训练便开始了：人人都有兴趣捏一捏她的腮帮，笑嘻嘻说上一句：好吃么？ 好吃分我一份可不可以啊？ 她忘了是不是每次都会将东西分点出去，但毫无疑问，她一定受过多次嘉奖——分出去的东西，很快就轻易地回来了。 作为一个对感知认识仅限于味觉的孩子，分出他们已经牢牢掌握的认知是需要勇气的。 （那东西实在不对胃口则另当别论。 ）仅凭这点，她所获得的嘉奖实在不算什么。

长大后，这套训练有素的习惯非常有用：她有良好的人缘，几乎每个接近她的人，都赢得了各自想要的东西。 男朋友赢得了她的爱情，女朋友赢得了她的友情，家人赢得了她的亲情，平淡相处的人赢得了她的宽容和善意。 当然，这些情谊都很普通，每个和她差不多的人也都给得起。

有点意外的是那么一件事：她秘密地交往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开始就让她伤脑筋，她完全不知道要给他什么。 爱情太俗气，友情又太浅，其他的情意对这个人来说也太随意了。 更令她不安的是，这个人对她的什么都不很感兴趣。 她有时吃着含在嘴里的糖，心下便恨恨的，也有些怅然：哪怕他只要她的一块糖也好，如此，她便有了索要他一张糖纸的底气。

没办法，她后来只好将她从小到大的秘密说给他听。 果然，他对她好多了。 他对这件事极有耐心，不管她说的秘密有多荒唐，即便她告诉他她曾经杀死过一个人，这个人也饶有兴味地听着，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 她感觉到这个的时候多少有点得意，这个人也不是没有弱点么！

秘密差不多全部说出之后，她才开始觉得害怕。 这个人也许会出卖她。 不是么？ 他连她说想杀人的想法都点头理解了，还有什么值得她信任的呢？ 她毫不犹豫地和他绝交了。

有一天，小区来了个收破烂的男子。 那男子在楼下一声声地叫唤，她便想起来她的确有许多东西要卖，报纸啊，书籍啊，破旧的塑料凉鞋，铝制的钢精锅，破雨伞的伞骨，孩子玩厌的塑料玩具，堆了一大堆，那男子一一归类，称好斤两，嘱她在纸上记下，捆好扔到三轮车上，最后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递给她。

她上楼将钱摆在茶几上，坐着看了几秒，忽然冲到窗口去望。 那男子正在楼下，忙碌地称其他人的破烂，同她一样，那些人也在纸上记下斤两，然后从他手里接过钱。 她看见他将钱递过去，然后狡黠地一笑。 当他察觉她在窗口，便抬头意味深长地望了她一眼。

听说，是有一些人经常走街串巷收买东西的。 不过他们只收买一样东西：人一生所经历的无法说出却留下痕迹的秘密。 这是一个古老的职业。 他们这么做除了兴趣之外，最大的好处是身份安全，永不失业。 他们混杂在收集破烂的小贩里面，用职业的敏感和精确分离着糟粕和精华，兴致勃勃，永远有想不到的乐趣和奇迹。 他们对买来的秘密格外珍视，有时至死也为某一天得到的乐趣而含笑九泉。 这真是门大大的学问 。 来看我们训练的结果：能要回来的东西大多本身就是自己的，不稀罕； 能轻易取得，就能轻易放弃； 买一斤豆腐搭送一棵葱，和花一毛钱买一棵葱具有不同的价值。 如果秘密是个买卖，事情就好办多了：傻瓜才把好东西送人，最不济也该等价交换嘛！

扯远了，来说那些人。 据说当这些人的职业被人认出来之后，往往就会和你相视一笑。

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

我一直在想，这个叫石岩背的村庄里的人究竟守护着什么？ 他们是如何看见那种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与它相遇、默默对视的呢？ 默默地对视，是我的猜想，基于祖父木讷粗笨的一生从未说出过什么有价值的话，从他嘴里吐出“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这样的描述，的确是惊骇动人的。

我将院子建在石背上，石背下面有个湖。 当初选这个地址的时候，石岩背村人有过明显的反抗，他们一个接一个去到村长家里，几乎全村人都去了，我坐在高高的石背上看得很清楚，他们去了也只是迅速地用手往我的方向一指，而村长则头也没抬一下，他们又迅速地走掉了。 然后另一个人进来。 我们村是等级森严的大家庭，村长不说话，没有人敢随便地说三道四，但在每件事情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包括那条“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 自从我知道这件事，并且试图从他们嘴里问出点什么的时候开始，轻蔑和嫌恶就出现在他们的脸上。 我建院子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来看过，包括我父母。

有一晚祖父来看过我，他死去多年，在梦里的表情很陌生，他大张着嘴看着我，肚子一鼓一鼓的，我明白他是要我钻进去把藏在他肚子里的话掏出来，我很兴奋，想了很多办法，但梦一醒，我就明白，祖父和村人一样，只是要警告我，让我别对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有什么企图。

“它真长着长长的翅膀？ 它身体有多大呢？ ”

“它长着翅膀却不飞？ 在湖面上扑棱，只为了唱歌？ ”

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在湖面上唱歌是我的猜想。 我的祖父这辈子只对一种事情感兴趣——唱歌。 他让叶子唱歌、小草唱歌、风唱歌，他还让他的房子唱歌，他在屋顶留了个洞，每天晚上月光洒进来，房子里都响起一种流淌的声音。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点，他才看见过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也因为这，他才告诉了我，他和石岩背村人是有些不同的，他按捺不住。 不过他也只提过这么一回，无论我怎么问，他也不说，一直到他死去，他也只是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他甚至看也不看在他床前埋着头的儿子和干号着的儿媳。 他死后，我果断地建了自己的院子。

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应该是混同于其他鱼一起出现的，要不然显现不出它的特殊，不会让祖父和石岩背村人一直缄默。 石岩背村是个坐北朝南、背山面水的小村落，站在村前眺望远处，一条宽阔的大江环绕而过。 石岩背村的男人打鱼，女人耕织，从远古时期就这样了。 据说沿着这条江及山麓的方圆三十里地，最早的时候叫“姑蔑”，现在叫“龙游”，都有远古的意思。

金色的鱼有时也出现在水面，那是河水暴涨的时候，鱼群从上游争先恐后漂下来，阳光打在急流的河面上，鱼群的鳞片闪现出奇怪的灼目的金色，刺得石岩背村人人流眼泪。 但这绝不是那种神奇的鱼！ 不用看石岩背村人的神情就知道，这样普通的景象不值得惊讶，石岩背村人有更深奥的呆滞的沉默。 呆滞的沉默是防备外人进入他们内心的最佳武器。

每天晚上，我要做的事都是一样的，趴在地上，仔细听。 我想古人变聪明，都是听出来的，包括那条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的讯息，一定有一些简单而又复杂的变奏。 发出声音的有青蛙、虫子、狗、鸟类，渐渐的还有露水、风、月光，再渐渐的还有草、叶子、花朵，还有，人的呼吸。 我趴在地上，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想，是因为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的出现，才让这么多的东西混杂在一块，有了种种说不清楚的关系，有了生产，有了争斗，也有了沉默。 我站起来，激动得不能自已，但忽然有一些影子在我面前动起来，很快地曲曲折折地远去，是村里人！ 我悻悻地回到屋子里，村里人一直在观察我的动静。 里面或许还有我的父母。

对古人的想象使我开始观察村里人。 村长家在村中心，院子里面有棵大树，树下站着佝偻着背的村长。 他抬手往我这边望，手搭在额头上，这个姿势很像远古人。 我兴奋起来，莫不成村长才是真正见过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的人？ 在远古时期，动物的种类不像现在这样单调，翅膀萎缩，脚底变薄，小腿矮瘦，最大的区别还有肺部变窄，眼睛越来越看不远。 村长从他院子里的树下直直地望向我，直直地，好似有几千年那么直，那么久，那么慢地穿过我的心脏，望进了石背后面的湖。 我忍不住后退，再后退，一直退到湖边上。

我早就听说这是个没底的湖！ 湖面死水一样，动也不动一下，我夜里趴在院子里，耳朵紧紧压在石背上，竟然也听不到湖面有一丝丝的动静。 那里好像远古一样万籁俱寂。

远古一样万籁俱寂！ 我忽地一动，难道，难道这里才是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出现的地方？ 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一定混杂在普通的鱼群中间，戏耍，游曳，欢叫，低头在湖面穿梭，只有某一个特殊的时候来临，它才忽然现出金色的有着肌肉支撑开来的大大翅膀，在湖面上扑棱着唱歌，那是一种从天而降的歌声，在歌声里，一些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现出身来，只能使我默默对视。

金色的长着翅膀的鱼！ 我明白了石岩背村人毫无希望的坚持。 我开始机械地做些事情，但我厌恶打鱼，我像祖父一样，爱上了唱歌，我不再趴在地上，每天我坐在院子里呆呆地看着我脚下的石岩背村，我发现，石岩背村人也并不是在每件事上的意见都一致的，自从我开始唱歌，湖面的影子就多起来了，半夜也不肯离去，终于有一天，我听见嘈杂的兴奋声，水声哗哗地愤怒地冲出湖面，朝江里奔去，毫无希望地奔去。

十七天后，湖消失了。

十七天后，湖消失了。

我老了，我住回了石岩背村。

每天，我都看见一帮一帮的陌生人朝石岩背村涌来，他们来一个叫做“龙游石窟”的景点旅游。 女人，孩子，男人，兴冲冲的。 这个小小山腹内藏着的大小不一、布局精妙的洞窟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些洞窟多么大而神奇啊！ 能装得下整个龙游城的人啊！ 能让整个龙游城的人都在里面躲猫猫呢！

不! 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们争论不休。

他们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 。

石岩背村每天都热热闹闹，村里男人不打鱼，女人不耕织，卖纪念品的店、饭店一天天多起来，石岩背村人的表情也多起来，不再呆滞，甚至像一尾游动的鱼一样灵智。 他们早就忘记曾经守护过什么了吧？ 那几个因为好奇而要将湖水抽掉看看的人，据说都被写进书里了，还配了照片，一个个笑得很好。 历史本来是被写出来的啊。

村长家也没人去了，村长和我每天站在树下，将手掌遮住前额向前望去。 偶然，有人向我打探洞窟里分布着的与洞顶浑然一体的巨大的“鱼尾形”石柱，我才会从混沌的遐想中清醒过来，睁开眼看看这个人。

只有我知道远古和现在的秘密。 但我老了。

流逝

1

“下午的风吹到脸上是粗糙的，带着田野里热辣辣的旱气。 南方的田野是精致的，瘦弱的，又是随意的，三五块田地间，或隆起个小山包，或背靠几棵大树，点缀几间房舍。 放荡的风由于畅通无阻，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无聊地追来逐去，田地、房屋、大树、山坡、池塘被它们弄得情绪饱胀，蓊蓊郁郁。 田垅里的秧苗还只有尺把长，齐刷刷的绿，太阳照得水面闪着光亮，冒着小泡，散发着泥土温润的气味。 这是下一季的稻田，种植的是杂交晚稻，糯谷，或者粳谷，成熟期在十一月的中旬。 ”

这是我在小说《九月微凉》里描写的一个场景，记录的是我刚参加工作，分配到一个郊区粮站的事情。 我从未料到，多年后我总是一再描述它，记录它，述说它，像个喋喋不休的老妇。

在那里，清晰可见的身体

气味，仅仅是气味

它合拢和分割白天

夜，饱满湿润

整个秋天的下午我站在风里

……

这是诗歌里的粮站。 对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说，诗歌和粮站，一个显得多余，一个显得矫情。

没有人像我一样，喜欢长久地嚼一粒米。 我流连在超市的大米区。 我的眼光缓慢地划过装在木制容器里的大米们，它们每一颗的形状都不一样。 我将手插入大米深处，它们随着我的手指散开，继而聚拢，我的皮肤有轻微的挤压感。 我急速地分辨着它们的饱满度、粗糙度、细腻度和光泽度，观察着它们身体里几乎不被察觉的花纹，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相似，没有人像我一样拈起一颗放在嘴里咀嚼。 我的味蕾感受着它们的甜润，舌尖分辨着它们的粉碎程度，牙齿体验着它们的硬度，我闻到了它们待在夏天或者秋天泥田里的味道，闻到了闷热的夏季夜风吹过裸露在粮站空地上的麻包，混杂着麻袋和稻谷的干燥气味，它们散发着植物种子特有的腥味，蒸腾，热乎乎，饱满。 三谷，四谷，标一三谷，标二四谷，粳谷，七谷……我准确地报出这些代号，它们另有更标准的学名，但我早习惯了这样通俗的称呼，它们是这些身体圆润的大米们的母亲——稻谷的名字。 这些大米，被标上东北大米、香米、甜香米的名字，插上不同的价格标签，它们被一双双手抓起又放下，装进塑料袋，进入另外的容器——我看着它们，我知道没有人和我一样在意它们在变成大米前的本来面目，在意它们在形状、颜色、气味上的千差万别，知道它们有着气候、地区、播种上的严格划分，我想，更没有人在意，它们怎样曾经和某个人、某种经历密切相关，它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构建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一如50年代的五星红旗，60年代的绿军装，70年代的红本本，80年代的喇叭裤，90年代的避孕套……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有关粮站这个名称的权利内涵。 它和米票、油票、布票、自行车票一样，已经消失在市场经济的浪潮里。

离开它十多年后，我路过它。 粮站整个地荒芜了。 那栋我刚参加工作，报到第一天看到的崭新的三层楼房，已经颓败得不成样子，我住过的那间宿舍，只有一个黑洞洞的木框，一眼望去，像掉落了牙齿的瘦老人。 四方的、圆形的仓库前笔直的水杉还在，仓库顶上倾斜的瓦片缝隙里，野草疯长，被风吹得倒伏在顶上，仓库空地上的杂乱的草木攀爬到我们亲手栽种的橘子树上，粮站后园养猪场已经坍塌了，几棵大树遮天蔽日，阴凉，青苔遍地。

茂密，肥壮，却凄凉。 它是彻底完了。 没有人再需要它。 1997年粮食部门集体改制后，这里的人都散了，仓库能租的租，不能租的，就空着，随时间老下去。

1987年，秋天，从那间足有二十平方米大的卧室宿舍窗户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远处村庄低矮的房屋，隐藏在绿树丛中，几道电线，将天际划开。

1993年，春天，我离开粮站的那一夜，风吹个不停。 豆腐房的老歪叔，边做豆腐边咳嗽。 粮站大门的灯照例亮到他做完豆腐，吱呀一声开门去关上。

春天的湿气从门缝一直钻到床前。 钻进我此后无数个关于粮站的梦里。

2008年，我们的车子从它身边经过，很久，我才在汽车的发动声中，微弱地听到那些夹杂着汗味的大声的吆喝：

“四谷！ 两担两袋，162公斤！ ”

“下一个！ 放好！ 箩筐叠起来放！ ”

“标一三谷！ 10袋！ 308公斤！ ”

“七谷！ 扣一个等级！ ”

“这么多的青粒！ 你怎么种的田啊！ 标二！ ”

2

他像一块冒着热气的盐，站在我面前。 他身后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顺着公路，延伸出去，黑压压的，到黄昏也不见少去。

他们推着独轮车，戴着破旧草帽，拖鞋上粘着泥巴，衣服被汗水浸湿，发出浓烈的酸臭。 他们弓着背，小心地来到磅秤前，你轻易就能从那些冒着田垄旱气的身体里看到卑微。

他们是来交农业税的。 他们是粮站附近村庄里的农民，最远的有十几里地，每天天刚蒙蒙亮，粮站关闭的大门外，就有早到的农民在排队。

农业税，俗称皇粮国税，很长一段时间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农民们承包了土地种植粮食，就必须无偿交纳一定量的稻谷，剩余的，才是他们生活的口粮和余粮。 余粮，就是钱，就是一家人整年的吃穿用度，就是孩子们的学费。

1987年，1988年，1989年，中国大地粮食丰收，每个粮站都忙得像打仗。 粮站，吞纳着田野里收割上来的新鲜稻谷，几千吨几万吨几十万吨地吞纳着，一片片土地绿了，黄了，眨眼又空了； 粮站，是农民们辛苦种植稻谷的价值实现者——无论好坏，他们的稻谷只能卖给粮站 。

他们的队伍沉默而寂静，散发着汗酸。 他们排队交粮，排队取钱，仿佛一切都是程序。

整个粮站充斥着浓烈的气味。 气味在发散，蒸腾，勃勃向上。

我坐在桌子前，接过已被打湿的收购票。 它们充满纸张和汗水交融的气味。 那个喘着粗气的人，衣服已经湿透，裤腰带上结着淡白的干硬盐花。

我闻到汗渍经过衣物发酵之后的酸味。 他刚倒完了他的稻谷，胳膊上、脸上、裸露的肋骨上粘着稻谷的芒刺，金色的、细小的、绒毛般的芒刺，贴在他的体毛上，一股田野里热辣辣的旱气被他带到我的面前。 我看到阳光暴烈地洒在田垄上，泥土已经裂开，一道道干涸的裂痕。 他的身体爆裂，青筋鼓出皮肤，皮肤闪闪发亮。

不断有独轮车推进粮站大门，烈日已将独轮车上的蛇皮编织袋晒得发烫，几乎就要燃烧起来。 推车的人透湿着，每走一步，就留下一个水印，马上，这水印又被蒸干。 汗的气味紧紧围绕在粮站上空，臭，酸，腥，人的体味，身体内部的体味，他们走来走去，气味飘来荡去，仿佛一群刚从女人身上下来的赤裸着身体的嫖客。 这是男性的气味，雄性的气味，是田野里的旱气，是太阳赋予一个身体的欢腾。 尽情。 肆意。 敞开。

多年后，当我意识到我的生活里再也不会出现如此多的汗水聚集在一起，散发出身体的强烈的气味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了夏天的虚弱。 城市的夏天是阴性的。 没有汗水。 没有腥味。 像是被阉过的猫。

我数次在公交车上看到，民工打扮的人一上车，四周人们的身体和表情就纷纷地躲避，他们几天没换的汗湿衣服散发着难闻的酸臭，那气味如此古怪，使得密闭的空调车像一个灾难。 这些打工者，靠力气吃饭的身体，离开吸汗的土地，来到城市，依然流着酸臭的汗，在城市的水泥地上无从遁形，甚至愈加明显。

我为我也是那群躲避的人感到羞愧。 我不喜欢在干净凉爽的空间里闻到这样的汗臭，它和我记忆中的粮站的气味截然不同，前者如此卑微，后者如此骄傲。 空阔的粮站被稻谷堆满了，编织袋被打开了，田野里的旱气慢悠悠地钻出来了，稻谷们带着烈日的霸气，热辣辣地占据了整个粮站。 这种热辣几乎是潮湿的。 我闻到植物种子们特有的腥味。 这是一种饱满的气味，像阳光毫无遮挡地打在河面上。 它们哗啦一声被倒进仓库，像一片阳光跌落下来。 它们被堆得像小山一样，紧紧的，密密的，一颗挤着一颗，一颗压着一颗。 它们是那么饱胀、热烈、欣欣然，每一颗都沉甸甸的，它们拥挤着进了粮站，像一群快乐的鱼，它们变成很多张钞票，让捏着那些湿纸张的身体微微地颤抖了，汗水流淌，从黑铜般的身体里汩汩而出，流向大地，汗的气息弥漫在粮站，稻谷的气息蒸腾在粮站，那么厚实、有力，整天整夜不能去除。 黑夜里，我听到整个粮站充满动物和植物交媾的声音，听到母性悠长的叹息，男性力量的坚硬拍击。 我看见会弹吉他的粮站验货员老五钻进了隔壁有着长长腰身的女子房间。 那女子在磅秤前开票。

我深深沉溺。 这是劳作的欢腾气息，是丰收的庆贺气息。 它带着母性大地的湿润肥沃和父性身体的强悍播撒，它来自于泥土、雨水和阳光，来自于自然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它让一个未经世事的无知者享受到丰收的快乐，让柔弱的女子体味到男性力量的强大、深沉和内敛，感受到生命的盎然生机。

播种，生长，收成，享受，这是每个生命的必然。

3

每年粮季一开始，空寂的粮站就热闹起来，粮站招聘了许多附近村庄里的人来做临时工，他们会打算盘，每年来粮站帮忙开票、司磅。 和临时工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些来粮站实习的财会中专的年轻人。 我和一起分配来粮站的老五只一年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老职工，带着两个临时工，加上两个实习生，每天坐拖拉机到村庄里去收粮。

我的母亲一直为我是粮食部门的人而骄傲，满足。 她尊敬一切掌握着消费权利的人。

“这可是真正的铁饭碗，全民的，国营的。 ”

“哪个时代也缺不了粮食，粮食是命啊。 ”

母亲，她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她的身体感官，来源于她的经历。 她的父亲是农民，父亲的父亲也是农民 。

粮站工作人员，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这个身份的。 他们用敬重的眼神对待我的存在，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从没对他们做过什么，却不时享受着他们的蔬菜、瓜果、亲热的招呼、不易察觉的讨好。 他们从我手中接过他们自己流汗流泪收获的钞票，总是露出感激的表情。

多年后，当我在城市看到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在邮局填写汇款单，他们从火车站汽车站蜂拥而出，他们在夜市的街头挑选廉价衣服和物品，我的眼前便现出泛着毛边的独轮车帆布带紧紧勒着的肩膀，那些被汗水湿透的咔叽布衣衫，那些粗糙的手指抚摸钞票时的颤抖，那些瘦削黝黑的面孔流露着的喜悦。 那喜悦使他们满足，暂时忘记劳作的艰辛。 他们卑微惯了，知道捏在手中的财富的力量。 他们的后代成批地出去，成千上万地寄回家这种力量。 我在这个城市碰到他们时，总想象着他们的身后跟着一排排期待和担忧的目光。 那目光，轻易就使我羞愧。

碰上丰收年，每家每户除了按人口上交农业税，几乎都有充足的余粮来卖，粮站就忙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 每天天还没亮透，肥头大耳的站长就扯着喉咙敲大家的门，半夜还在扎账没睡醒的人一个个磨蹭着爬上拖拉机。 我们坐在摇摇晃晃、突突突突乱响的拖拉机上，屁股下垫着麻袋，戴着麦秸草帽，双手紧紧抓着铁制栏杆。 公路上尘土飞扬，像戏剧里的烟幕弹炸开来，飘得哪里都是。

临时工里有个老姑娘，叫彩云，名字好听，人长得娇小玲珑，是附近村庄的有名人物，据说十八岁去鞋厂打工，没几个月就跟那个厂的会计有了私情，一跟跟到了三十多岁，但没法结婚过日子，那会计有老婆。

彩云是他们村里唯一一个读过高中的女孩，文化人，很聪明，跟着会计学会了打算盘之后，粮站每年雇临时工都少不了她。 她也遭人羡慕。 那个会计的老婆一年到头病恹恹的，说不定哪天就会死去。 村人们传言，彩云在等那一天。

“你一定要嫁给他吗？ ”有一次我问彩云。

她笑了，说：“当然，不然我就辜负大家了。 ”

有一次深夜，拖拉机坏了，在修，我们躺在学校教室的桌子上休息，彩云说：“不知为什么，我从来不能平躺着睡觉，一躺平我就透不过气来。 ”

我试着平躺，很快就睡熟了。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姿势。 这是个要强的人，她开了花，就想要结一个果。 她的话我一直记着，晚上睡觉平躺着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想起她告诉我，最初是为了争一口气，等也要等到那个会计，后来就成了习惯。 等吧。 她淡淡地说。

粮站里有个装卸工，家里穷，母亲早年跟人跑了，等他身体长出了可以卖力气的肌肉，他每天往肩上扛90公斤重的麻包，攒下钱讨了个贵州媳妇回来。 说是讨吧，其实就是买。 家里有了女人，有了孩子，却没料自己的爹扒了儿媳妇的灰。 失踪了几天后，他又回到粮站，扛麻包，流汗，跟缝包女工开黄色玩笑。

有人悄悄告诉我老五的事。 老五弹得一手好吉他，每天晚上再晚也要弹上一曲。

夜晚每天都在寂寞中来临。 夜晚也每天都在热闹中消失。

时间在流逝。 幸福感。 悲伤。 卑微。 屈辱。 简单而复杂的生活。 一切也在消失，粮站的房子还在，仓库还在，养猪圈还在，宿舍还在，植物们死去又生长，但粮站的魂消失了，笼罩在粮站上空动荡的气息消失了。 夜色沉静，偶尔传来几声动物们寂寞的叫唤。 那些散发着身体原始欢腾的窗口，空了。

离开粮站很久之后，有时去到一个村庄，农家乐，或者其他事情，在村里走着，我依然能看见扎着两根辫子的老姑娘彩云坐在从小学校搬来的课桌边，左手在磅秤上来回拨动秤准，换秤砣，右手飞快地开票，她要写下那粮户的姓名，户号，几袋，或几箩筐稻谷，重量。 那两个实习生有一个专门坐在她背后，将一份份收购票扯下来，垫上复写纸，而彩云还是不断地问有没有收购票，一次次回头催促，那女孩脸涨得通红，汗一颗颗从额头滚下来，滴在收购票上。

负责登记收购本的实习生是个男孩，长得很英俊。 女孩们都喜欢他，常凑在一块说他。 女孩们说，男孩家境富裕，有一个长得像猫一样的女朋友。 一点不漂亮 。 她们一致这么认为。 她们其中有个人说，她母亲从小就告诉她身材好才是真正的漂亮，脸蛋可以作假，修饰，身材假不了。 还有个人说猫女孩为男孩子打过胎，不晓得打了几个了，读了三年职高，都有三个了吧。 她们认为一毕业男孩子准就甩了她。 “就她家那小市民？ 有身份的人家躲都来不及呢。 ”她们全都满不在乎地笑着，讨论着毕业后去哪里工作，有两个女孩羡慕另外一个女孩的父亲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单位，在银行，而她们被学校分给了工厂，不想去，想去深圳。 那是1989年，全国的年轻女孩都想去深圳，城镇的，乡村的。

我们全都被飞扬的稻谷笼罩着，衣服上，皮肤上，鼻孔里，嘴巴里，头发上，全都是稻谷扬起又飞下来的细屑。 当装卸工哗啦一声将稻谷装进麻袋，我觉得自己也像那一颗颗稻谷一样，被无休止地装进去又倒出来。 天色被稻谷占据了，黄昏什么时候来临的，谁也不知道。 也没人关心。

4

彩云的妹妹去了深圳，跟村庄里一个漂亮姑娘去的。 那姑娘去了没几个月，就带回来很多钱，还有时髦衣服，谈吐，见闻。 彩云给了她妹妹两巴掌。 但深圳不是两巴掌就能打走的。

我想调出粮站，去城里的粮站上班。 我喜欢城市的繁华、喧闹和整洁，灯光明亮，不像这里，干巴而肮脏。 这个尘土飞扬的郊区，春天夜里狂风叫嚣，第二天整个人像是被灰尘洗了一遍。 除了粮季，粮站的其他日子几乎无所事事，我买了双卡录音机，房间里整天响着杨庆煌、费翔的歌声，声音震耳，却寂寞无比。 比我晚分配来的年轻人一个个走了，他们走得很轻松，像是他们人生曲子的过门。

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不起来每天的日子是怎样被过掉的。 重复地听歌，听老五弹吉他，跟他们去打麻雀，偷地里的玉米，大夏天去田垄里看人钓青蛙。 唯一让我伤感的，是收不到男朋友的信。

我还不知道诗歌，或者我知道，但诗歌是读书时的事，散文是读书时的事，三毛的梦远在撒哈拉，而我在粮站，像个无知的荒度时间的少女。 我时常拼命让自己回忆，回忆粮站的日子里自己做了些什么，那段日子却总是以空白告终。 我记住的，是粮站里的人，是粮站里的事，他们中有来过两个秋季的老篾匠和小篾匠，有做泥工的长相英俊的年轻人，沉默地拌了一天水泥，有土地征用的上唇豁裂的兔唇男孩，有时常带女孩子来粮站，最终因虚开收购票虚领钱被开除的年轻同事……

那段日子，我在那些人里面。

老五和长腰女子的事，以那女子的丈夫迅速将她调离粮站收场。 那女子高个子，小眼睛，皮肤细腻，白皙，一对小龅牙。 老五跟她站在一起，从后影看，就像一对青春少女。 老五留着长发。

老五整天和供销社的职工炮眼混在一起，喝酒、骂人、弹吉他、唱歌。 有时也拉上我。 炮眼是城里人，来郊区的时间，比我长得多，但他一直找不到老婆。 因为他想找个城市户口的有工作的姑娘，但他穷，虽然他是供销社正式职工，但他有个偏瘫的老娘。 他丑，两只眼睛鼓鼓地凸在脸上。

食堂做饭的老张叔一个人住在粮站后院的一排小房子里，离养猪圈只几步之隔。 他用剩饭菜、豆渣、地脚米、地脚面粉养猪，五只，其中一只是母猪。 他单身一人，从未结婚，没有子女，到粮站养猪做饭后，有了一个相好的寡妇，但没住一起。 他对猪有感情，养猪像养孩子一样，只要我们去食堂端饭菜，他就跟我们讲他的猪。 讲着讲着，我们终于对母猪就要下崽的事有了兴趣，决定熬夜去看母猪生小猪。

凌晨都过了，老张叔一个个敲我们的玻璃窗，让我们赶快去。 我到的时候，老五和几个年轻人早兴致勃勃地围在水泥槽边，边说笑边看，母猪已经下了一只小猪，粉红色的一团肉，几乎看不到脚，正着急地寻找母猪的乳头。 我责怪老张叔不早叫我，老五说，我怕你不敢看。 我说有什么不敢看的呀，我现在跟农民差不多。 的确，这么些年下来，我学会了剥青蛙皮、麻雀皮，学会了去稻田里夹黄鳝，更学会了朝着农民们大声吆喝，他们是越来越滑头啦！

母猪侧躺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哼哼唧唧，肥胖的肚子随着呼吸起起伏伏，身下是肮脏的污水和猪粪。 整个猪圈臭不可闻，在闷热的夏夜几乎使人窒息。 忽然母猪不哼了，肚子一鼓，“噗”的一声，一团东西从它肛门里掉出来，那东西滚在污水里，动啊动的，忽然站了起来，似乎是闻到了什么气味，它闭着眼，直接奔向母猪的大肚子，在那里拱来拱去地寻找乳头，它屁股上有块黑斑。 原来猪一生下来就知道拱着找吃的啊！ 我的话引起了大伙的笑，也引起了大家的倦意，没什么新奇的么！ 就是屁股洞里拉出来的。 老五打了个哈欠，虽然老张叔很肯定地说这母猪肯定得产十二只以上，我们都不想再看了，一窝蜂散了，留下老张叔一个人抽着烟坐着，猪圈的灯一直亮到了天明。

我此后再没见过任何动物的生养 。 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医生没过几小时就领我去检查床，不顾我的肚子正痉挛地疼痛着，让我张开双腿，将手指塞进去。 有一瞬间，我忽然想到了那只侧躺着生产的猪，灯光摇晃地打到它身上，它其实是孤独而凄凉的。 和抽着烟看它生产的老张叔一样，他们谁也帮不了谁。 更多的时间，一个急着出来的生命带给我的疼痛淹没了我所有的感觉。

生命的阵痛，并不被生下来的生命接受。

彩云在嫁给会计后，生下一个男孩。 那会计的老婆终于死去了，据说死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彩云照顾她。 彩云生孩子时差不多三十五岁了，难产，孩子撕裂了她的产道。 出院那天载她的拖拉机在粮站门口停了会，会计去买菜，她躺在拖斗里，盖着绸缎面的被子，额头扎着花布条，脸色蜡黄。 她再没做过粮站的临时工。 她曾是多么棒的粮站司磅啊！ 很少有粮站将一个临时工摆放在司磅这个位置上，而且是一个女人。 司磅是粮站里除掉验货最重要的岗位，比出纳还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粮站稻谷库存的短缺或者盈余。

也是那一年的12月，深冬，怀孕九个多月的粮站出纳半夜里肚子疼，等找到拖拉机，一路颠簸到城里的医院，孩子已窒息在她的裤裆里。

生命的流逝总是那样轻易。 因为年轻，因为害羞，因为面子，更令人痛惜的，还因为无所谓。 不过几年，人流的广告，滚动在各式各样的媒介，不再需要单位介绍信。 那个因为羞涩而不敢掀开被子脱下裤子的母亲，一年后生了个男孩。

母猪躺在那里，呼哧呼哧地喘气，昏黄的灯晃来荡去，映照着在它肚子底下欢畅地争抢乳头的孩子。

5

1993年，我离开那个粮站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经济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取消了，国有粮食企业的铁饭碗一下子就碎了。 粮站早就不再下乡收粮，农民们拉着自己的粮食，卖给价格出得很高的各地做粮食生意的商人。 稻田越来越狭小，荒芜，到处种植着橘子树，橘子一年的收入，抵得上农民们种三五年稻子。

供销社比粮站早一年解体。 解体得很彻底而干脆，职工们拿了按照工龄计算的安置费，回家自谋生路。 炮眼回城了。 他找了个山里姑娘结婚了。

我母亲果然说着了，任何时候粮食都是命。 粮食部门的改革没有促使职工下岗，却像雨后春笋，催生了无数个个体户。 粮站里被开除的年轻人做起了生意。 像是故意和粮站作对，他第一单生意，就是跟我们粮站做的，他让站长给他提供几十吨稻谷。 他做司磅开票的时候，伙着另一个人虚开了收购票，冒领了几千元的收购款。 事情是站长发现并告发的。 他被解除了劳动合同。

生意成没成我忘记了。 那些天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城。 那时我已在粮站待了七年，说实话，我早就不想回城了，我早已体会到郊区粮站的好，我二十六岁，正是人生好年华，没结婚，没孩子，我的思想和阅历都以超过同龄人的速度在成熟，我胸膛里藏进了许多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是比同龄人多了些什么，还是比他们少了些什么，我想我看到了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在不同的人身上上演的不同结果，并由此生出某种伴我一生的悲凉感。 我喜欢上了自然的一切，我安于粮站时光的简单，田野的开阔深邃，我常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只为了感受掠过树林、山冈、池塘和屋舍的风。 村庄总是一片平静，风过去了，鸟飞起来了，炊烟从竹林里冒出来，袅袅地上升，狗吠叫着，我知道，一定是扛着农具的主人归家了。

我喜爱这些田野里的事，我觉得只有到了田野，我的身体才充满母性的温润，我明白了农民们对土地的眷恋，如同明白一个人内心的深沉。 我也隐约可以明白，一个人离开土地时的慌张、害怕和期待。 我开始阅读、思考，想着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要怎样的生活。 我记下大量的日记，虽然后来被人偷看，一气之下让我付之一炬，我仍深深怀念那些文字。 我记下彩云，记下装卸工，记下老张叔，记下像旗帜般飘向粮站的灰尘，记下正午空寂的粮站空地上，一群群麻雀争先恐后地飞下来啄着米粒、稻谷，记下一个又一个夜晚的风，它们吹过田地、树林和房舍，它们在我心里扎了根。 那些人物、事物在我内心扎了根，使我觉得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惧怕和抵触命运带给我的全部。 我将我的根扎在某一个地方，就可以安排我的内心，我的精神世界，让它生长、繁殖、成熟，我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我的内心就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我没有问老五还弹不弹吉他。 从此以后我再没见过他。 他教过我最简单的吉他手法，还有一曲《爱的罗曼斯》。 我至今最为喜欢的乐器，是吉他。 他从没跟我谈过音乐，谈过肖邦、巴赫、莫扎特和舒伯特，没谈过《第九交响曲》或随便什么慢板、柔曲，我只是顺着他的曲子，去认识了音乐，认识了我不熟悉的音乐殿堂，他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顺着这扇门，我看见许多的门都在向我打开 。

时间飞快地流走，像河水一样滔滔往前，有时我觉得已经忘记了很多事情。 我搬了好几次家，越搬越大。 我结婚了。 我常常在春天去田野里踏青，田里青色的麦苗一望无际，稻谷还没有播种。 夏季，我躲在空调房里，屋外的阳光隔着玻璃，热辣辣的，我几乎能感受到它们落在皮肤上的温度。 我有时努力回想那些金黄色的稻谷扬起的气味，蒸腾的、欢欣的、热烈散发着的气味； 回想那些尖锐的扑鼻的干燥，刺激着我们年轻的神经，灼烧着我们不知疲惫的身体； 回想被太阳晒得发烫的草帽，草帽下一张张红彤彤的同样发烫的脸，是那么清晰，也那么模糊； 回想东倒西歪瘫倒在层层叠起的麻袋上，顾不上皮肤被里面的稻谷扎得发疼发痒，摇摇晃晃被拖拉机拉回粮站时，一路看见的夜空是那么的广穹，那么的美，美得令人心旷神怡，美得博大深邃。 当老五离开，炮眼离开，彩云离开，我离开，我觉得我的青春就在一次次的离开里消失殆尽，像河流的漩涡一样，越远越没有力量。

我见过一次供销社职工炮眼。 有一天我母亲没时间送孩子去上学，我和孩子一起走路去学校，在一条马上就要拆除的街口，我看见了炮眼和他的老婆。 他们在一顶红红的太阳伞下面卖水果，太阳伞有菏叶边，在风里一飘一荡的，照得炮眼的脸上一会儿阴，一会儿阳。 我激动地走上去，叫了声“炮眼”，离开粮站这么多年，我一次也没碰到他。 他有点吃惊，随后露出一些尴尬的笑来，脸上的肌肉都僵了。 他老婆坐在凳子上，笑着招呼我，问我要不要来挂香蕉。 我挑了一挂，她麻利地放进天平秤上，炮眼想要阻止，但又将伸出的手放下了。 我装作没看见，问起他母亲，炮眼说早死了。 炮眼问我孩子多大了，我说四岁了，炮眼说，他孩子都八岁了，调皮得很，不好好读书。 他老婆一边收钱一边说，他自己不是惯就是打，就那点出息。 炮眼的脸越发难看。 我慌忙拉着孩子走了。 炮眼的眼睛下面，挂着一个大大的眼袋，看上去松垮垮的。 他没问我现在在哪里。

我再没见过彩云。

细雨霏霏，点点滴滴地落在草地上，我总觉得现在的春天雨水真多，多得像那时粮站大门口的灰尘。 一辆汽车从我身边驶过，激起的水珠飞溅到我裤腿上，我停下来拍打，忽然感觉身后有人在注视我。 我回过头去。 什么也没有。 只有香樟树沉默地立在雨中。 有好几次，我感觉到和我擦肩而过的那个人赫然是老五，我急忙回头，看到的却是陌生的背影。 城市是那么大，我碰不到粮站的人，就连炮眼也只见过那一次。 我问自己，就算碰见了又能怎样呢？ 我能和他们说什么？ 有时我甚至怀疑我在粮站度过的那段时光不真实，有许多地方模糊不清。 包括老五和长身女子的恋情，彩云的坚持，都像一个玩笑，惨烈、无奈、身不由己的玩笑，它是那么可笑，那么荒唐，它饱含着对强大命运的无情嘲讽，更饱含着对弱小生命的无限敬畏，它多像人们为自己钉下的一枚钉子，有些人，需要更强大的来自于外界的力量，来维持他们骄傲的内心。

我碰见过那年来粮站实习的一个女孩，在银行门口她叫我，我想起她就是坐在李彩云身后垫复写纸的女孩。 她是这个银行的职员。 我问起那三个女孩子，她说有两个一毕业就去了深圳，再没联系，有一个嫁得很好，现在是全职太太。 就是身材很好的那个。 她笑着说。 我噢了一声，我很想问问猫女孩的情况，但不知该怎么开口。 我想起那男孩一边往粮户本上填数字，一边安静地将复写纸扯下来，将票和本子交给农民，他的脸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完美无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王子坐在一堆等待他检阅的臣民面前。 我其实看见过那个男孩，他太显眼了，在一大群人里，春天的夜晚，他围着一条格子围巾，脸庞俊朗，简直无懈可击，像明星一样，跟在他身边的人，都被他的光芒照得缩小下去。 我心头一酸，陡然间看见老五的影子从我身边冲过去，带着自行车轮刷刷的急速的转动。 我张皇地站在那里，没有老五，没有老五。 我不知道我对老五有着怎样的感情，作为相伴多年的同事，我觉得他比任何一个人都知晓我成长的秘密。 这种知晓，让我觉得安全。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种叫做爱情的东西，是无法被亵渎的，爱情不是游戏，但爱情也最容易有一个游戏般的结果。

公交车在我身边停下，身背吉他的男孩子急冲冲地下车，一路跳跃着往前奔，黑色的吉他袋拍打着他的身体。 我忽然听到空气里传来“哦”的一声，麻雀扑棱棱地集体飞出了梧桐树。 树叶刷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