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真的正在成为“北方国家”的奢侈品么？

2022年2月4日，第22届冬季奥运会将在中国北京和张家口等地举行。

相较于一度申办炙手可热的夏季奥运会，冬奥会的创办和申办历史似乎更为坎坷，不仅夏夏季奥运会所面临的诸多争议，包括主办国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赛事规模越来越臃肿、申办丑闻、政治因素干扰、兴奋剂风波、裁判争议等，冬奥会几乎一样不少，后者还自始至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最大的争议：冬奥会是否成了“北方国家”的奢侈品？

不同于夏奥会的诞生和发展之路

和缘起于古希腊古代奥运会的夏奥会不同，冬季项目原本和“奥林匹克”无关，因为希腊地处亚热带，古代奥运会从未设置过冬季项目，1996年第一届夏奥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时，没有一个冬季项目跻身其中。

但在国际奥委会（IOC）创始委员中，有一位瑞典代表巴尔克将军（General Viktor Gustaf Balck），作为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和第一届IOC主席、法国人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好友，巴尔克将军一直积极推动奥委会将冬季冰雪项目纳入奥运会，却因多数冬季项目和夏奥会难以兼容，直到1908年伦敦奥运，才勉强塞进了一项花样滑冰。

这届夏奥是有史以来最冗长的一届（4月27日至10月31日，举办了半年有余），冬季项目的加入也被视作导致赛事如此拖沓臃肿的原因之一，这让“冬夏合一”的主张从此变得更加不受欢迎。郁闷已极的巴尔克将军等北欧国家代表只好转而举办“北欧自己玩”的纯冬季运动会——北欧运动会（Nordic Games），这项赛事从1901年在瑞典举办第一届起，直到1926年共举办了八届（前三届隔两年，后改为隔四年举办一次，最后一届隔了5年）。这种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一度让“冬季项目国家”乐不思蜀，以至于1911年IOC的意大利代表乌索伯爵（Eugenio Brunetta d'Usseaux）提议，为19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夏奥会专设为期一周的“冬季运动周”（winter sports week），居然遭到组委会的严词拒绝，理由是“不能搅黄了北欧运动会”；不甘心的IOC转而决定在1916年柏林夏奥会上设置“冬季运动周”，并获得东道主和组委会的认可。然而就在这一年，一战爆发，柏林夏奥胎死腹中，“冬季运动周”也随之夭折。

一战结束，奥运恢复，2020年的安特卫普夏奥出现了花滑和冰球两个冬季项目，受到久违体育赛事观众的热烈欢迎；1921年，洛桑国际奥委会大会上提出了“冬夏运动平等”的呼吁，在这一呼吁推动下，4年后的巴黎夏奥终于成功实现了实际长达11天的“国际冬季运动周” （International Winter Sports Week），来自16个国家的25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主峰勃朗峰山脚下的上萨瓦省夏蒙尼举行的总计16个项目的比赛。

这次“冬季运动周”的成功举办鼓舞了IOC和各成员国，1925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在夏奥会举办的同年举办独立的冬季奥运会，“原则上尽量安排在同一个主办国主办”，1928年，第一届以“冬奥会”（Olympic Winter Games）名义举办的冬季运动会在瑞士圣莫里茨开幕。

然而冬奥会似乎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明明1925年才决议设立单独的冬奥会，但决议出台后真正举办的“第一届”却被认定为“第二届”——夏蒙尼那为期11天的“国际冬季运动周”反倒被认定为“第一届冬奥会”；明明IOC决议“原则上冬夏奥运会同年在同一个国家举办”，但因为29年第9届夏奥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荷兰又缺乏举办冬季项目、尤其滑雪项目的合适场地，冬奥只好从一开始就“破例”。

1939年爆发的二战不仅让奥林匹克运动再次中辍，也彻底终结了“冬夏奥运原则上在同一个国家主办”的传统，1936年成为迄今最后一届同年同一国家主办的奥运（柏林夏奥和加米施/帕腾基兴冬奥），1940年的日本札幌、1944年的意大利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都未能举办。

1948年，恢复后的首届冬奥在“真正的第一届”主办地——瑞士圣莫里茨举办，这是因为二战战火遍及欧洲，原本就比夏奥更稀罕的合格冬奥场地大多遭到严重破坏，只有身为永久中立国、始终游离于大战之外的瑞士“风景这边独好”，在时间紧迫、来不及大兴土木的背景下，圣莫里茨就此成为首个主办过两届冬奥的赛地。

1986年，IOC决定，废除延续长达60年之久的“冬夏奥运同年举办”传统，自1994年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起，改为冬夏奥运偶数年交替举行，这样第16届（法国阿尔贝维尔）和第17届（利勒哈默尔）冬奥便成为仅时隔两年便连续举办的冬奥会。

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参赛运动员首次突破2000，冬季项目职业化程度最高的冰球，作为“最高水平冬季职业联赛”的北美国家冰球联盟（NHL）首次全面放开运动员参赛，成为冬奥的转折点，此后冬奥被戏称“切换到豪华模式”，此前很少出现的“大城市主办冬奥”（2010年首次出现了人口超百万的主办城市加拿大温哥华，2022年更赫然出现了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非传统冬季运动强国连续主办”（2018年韩国平昌、2022年中国北京，连续两届冬奥会在东亚国家主办）等现象相继涌现，并出现了2014年俄罗斯索契这一史无前例的“烧钱大会”。

自1924年“名不正言不顺”的“第一届”至今，冬奥会已走过98年历史，也正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十字路口。

是非和争议

众所周知，夏奥会经常“缺钱”，历史上真正“赚钱办夏奥”的例子，貌似只有一个84年洛杉矶夏奥，即便算上其它附带效应，认为“得大于失”且较少争议的届数也并不算多——然而“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如果和冬奥相比，夏奥绝对算不上“穷”。

冬季项目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在平常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中修建大量造价高昂的赛事场地和居住、服务设施，并需建设连接中心城市和赛地的快速交通线路，而这些主办地在非比赛日除了短短的冬季假期外，几乎杳无人烟，这就让举办冬奥者收回成本的希望较夏奥更为渺茫，甚至“非经济效益”也会因为赛地“人去楼空”后很难再吸引眼球，而较夏奥大为减色。1960年的美国斯阔谷冬奥成为这方面的典型：一方面，这次冬奥以首次专门建造奥运村、首次使用电子计时器，以及专门邀请迪士尼团队制作精美开闭幕式名垂史册；另一方面，由于赛事举办地直到1955年还从未被开发（考虑在这里主办冬奥的初衷，正是“一切从头建设，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被迫从零开始的主办国不得不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开始建造，最终耗时四年、耗资8000万美元（在当年是天文数字），却仍然闹出“万宝全书缺只脚”的笑话（预算耗尽导致无力建造雪橇赛道，使这届冬奥成为唯一没有雪橇项目的冬奥）。

相较于夏奥会，冬奥会显得更为保守，如迟迟不肯放弃“比赛场地尽量集中”的原则，这导致原本应该很受欢迎、可以赢来大量观众和票房的冰球、花滑等比赛，在很长时间里也不得不跟着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等项目一起“钻山沟”，初衷是“能省则省”，实则非但不省（在“深山老林”里建设专门的、冬奥开完就不得不长期闲置的冰球、花滑场馆实属浪费），而且还少了一份本可轻松到手的票房收入；再如“不许职业运动员参赛”，夏奥和冬奥都曾长期坚持这一原则，但冬奥做得显然更夸张：1936年冬奥会，IOC居然拍板拒绝滑雪教师参赛，理由是“他们是靠滑雪为生的，算职业选手”，这导致瑞士、奥地利等国滑雪运动员愤而集体退赛（因为他们都是滑雪教师教出来的），1972年札幌冬奥会开幕前仅3天，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以高山滑雪运动员参加美国猛犸山收费滑雪营“从项目中获利”，扬言把所有参赛者驱逐出赛事，虽然这场风波最后大事化小，但草率的处理方式（仅仅将参加滑雪营收入最高的奥地利选手施朗茨Karl Schranz驱逐），又引发了许多人对“这样做是否公平”的质疑。同样，在冷战期间苏联、东欧“业余选手”是否真的“业余”，这些“名为业余实为专业”选手的参加，对其他真正业余选手是否公平，也曾是争议激烈的问题。

作为IOC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主席，布伦戴奇以顽固反对在冬奥中引入商业因素而著称，尽管如此，他却无法阻止意大利人将1956年科尔蒂納丹佩佐冬奥会办成一届典型的“商业赛事”：作为首届进行全球电视直播的奥运，它甚至比夏奥（自1960年罗马夏奥开始，且利用了4年前冬奥的许多现成设备）开始这样做还早得多,1964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冬奥会首次售出了电视转播权，但只赚了不到100万美元。

进入21世纪，“缺钱”成了冬奥近乎永恒的主题：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花了36亿美元，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则花了125亿美元。由于申办时这两个国家经济形势尚好，但主办时却不约而同陷入经济低谷，如此“大手大脚”自然招来许多批评，长野组委会因为推动将日本新干线高铁延伸至赛地饱受指责，而对都灵组委会的抱怨则在两年后欧洲金融危机袭来、意大利成为重灾区后达到顶点。

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成为迄今最“大手大脚”的一届：由于考虑不周、管理混乱，这届赛事居然耗费了空前绝后的510亿美元，且赛后绝大多数比赛场地、附属设施和专用交通线路都闲置甚至报废，期待中的边际效应和社会影响回报也大打折扣。

当然，支持者也不乏其人。许多奥运评论家指出，诸如长野、盐湖城、温哥华等主办过冬奥的赛地，通过“冬奥广告效应”让原本荒凉偏僻的主办城市获得国际曝光率和知名度，与外界原本不畅的交通联系也变得四通八达，从此获得更多经济、旅游和就业等方面的效益，这是任何其它活动所无法带给它们的。对于一些原本冬季项目、尤其群众性冬季项目开展不普及、不活跃的国家、地区和城市而言，主办冬奥一方面给群众性冬季项目的开展“预热”，另一方面也为爱好者和青少年选手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一流场地，这对于普及冬季项目（尤其冷门项目），是非常有益的。

IOC也在缓慢地改革：2022年北京冬奥首次松口，允许高山项目和其它项目赛场间距离超过200公里，这使得中国主办者得以将更具票房价值的冰球、花滑等项目放在北京市区，一方面可利用2008夏奥的现成场馆，一方面可利用北京超大城市的便利让“场馆项目”创造更多票房和非票房收益。2026年冬奥，高山项目赛事场地在荒凉的瑞典奥勒举办，但场馆项目却被放在远在620公里外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此外，由于冬奥项目大量在自然环境和待开发环境中举行，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反对者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涨，冬季项目开展最普及的北欧国家，同时也是全球环保激进团体最活跃的地区，这方面的争议和博弈近年来一直十分激烈。

有不稀罕的就有不择手段抢着办的

近年来，因为冬奥会主办开销越来越大，申办者也相应减少，多届冬奥在决定主办地时，都出现仅剩1个申办者，甚至一个不剩要被迫“拉替补”的尴尬。

其实这样“放冬奥会鸽子”的先例早在1976年就出现了：1970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以“1976年是科罗拉多建州100周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强大申办理由申办1976年冬奥成功，但1972年11月科罗拉多州发起公投，否决了主办冬奥的计划，而原定的“替补”——加拿大温哥华因省府变更也拒绝“接盘”，幸亏1964年已举办过一次冬奥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挺身而出，利用12年前留下的设施精打细算地“救场”，才算让冬奥躲过一劫。

有不稀罕的，就同样有不择手段抢着办的——而且这个城市同样在美国。

以雪山和摩门教著称的盐湖城一直希望通过主办冬奥扩大自身知名度，此前先后4次申办都失败，直到1995年6月16日，才在与瑞士锡永、加拿大魁北克城、瑞典厄斯特松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2002年冬奥会主办权。

但自1999年起，围绕申办过程中盐湖城申办委员会向参与投票表决冬奥主办权的IOC委员幸会丑闻不断曝出，最终多达10名IOC委员因受贿指控成立被剥夺委员职务，另有3人被严重警告，1人（喀麦隆的埃索巴Rene Essomba，女儿接受了主办方提供的美国奖学金）因调查期间去世免于处罚，甚至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本人也因涉嫌收受两支高级猎枪备受责难，而盐湖城申办委员会的两名负责人韦尔奇（Tom Welch）和约翰逊（Dave Johnson.）也被迫离职。随后调查发现，包括长野冬奥在内，多起冬奥、夏奥主办权决定过程中，都出现了“天文数字”的向IOC委员行贿现象。这一丑闻严重影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声誉，极大损害了冬奥的商业价值，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奥运会主办城市的表决程序和规则，“盐湖城丑闻”在1999年被IOC执委会定性为“现代奥运105年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丑闻”（the worst corruption scandal in its 105-year history）

会否成为“北方国家”的奢侈品？

所谓“北方国家”，就冬奥而言其实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北半球高纬度国家”，另一个是“富国”。

由于冬季项目与冰雪分不开，冰尚可在室内营造，雪、尤其高山和越野滑雪则必须“靠天吃饭”，因此长期以来“北方国家”就占据了冬奥的“杆位”，第一届夏蒙尼“冬奥”总共有16个国家参赛，但北欧国家芬兰和挪威就一举夺走28枚奖牌，比其它14国奖牌总和还多；南半球国家直到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才获得首枚冬奥会奖牌（新西兰滑雪女选手科伯格Annelise Coberger的高山滑雪小回转银牌）……

甚至“北方国家”也经常受到不测天气的影响：1928年圣莫里茨冬奥，因气温异常，10000米速滑被迫取消，开幕式则不得不在暴风雪中举行；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奥，赛前两个月未降雪，导致许多户外项目被拖延；1964年因斯布鲁克冬奥就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缺雪，不得不紧急动用军队运雪；1984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由于举办地比赛当年出现罕见高温，导致原本既是东道主又是冬季项目强国的加拿大居然一金未得。自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起，造雪机的出现让“缺雪”问题得到部分缓解，但随即又引发了“造雪机是否破坏环境”的热烈讨论。

由于冰雪项目受条件限制多、投资浩大，因此不论普及程度、赛事成绩，“富国”都明显好过穷国：截止目前，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每次参赛都活得金牌；只有六个国家（美国、奥地利、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可以做到每次参赛都获得奖牌；只有12个国家（奥地利、加拿大、芬兰、法国、英国、匈牙利、意大利、挪威、波兰、瑞典、瑞士、美国）可以做到每届都参赛——它们中没有一个“南方国家”，不论地理概念的“南方”或贫富概念的“南方”都没有。

迄今为止，冬奥会仅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12个国家主办过，其中美国四次，法国三次，奥地利、加拿大、日本、意大利、挪威、瑞士各两次，德国、南斯拉夫、俄罗斯、韩国各一次，除了1984年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获得主办权出人意料外，迄今承办冬奥的要么是工业化国家，要么是当时经济欣欣向荣的新兴国家。截至目前，尚无一个“南方”国家举办过冬奥，甚至连正式提交主办申请的也没有。

IOC也试图对此加以补救：和夏奥不同，自2004年起，IOC同意为冬奥主办城市提供部分预算资金，并将主办地限定在“拥有成功举办奥运会的资源和基础设施，且不会对该地区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的国家”。但此举也引发新的担心——这会不会进一步强化冬奥的“北方国家奢侈品”属性，并严重影响IOC和主办国借主办冬奥普及推广群众性冬季项目的努力？

或许，此时此刻，我们更应回顾并高举起1921年在洛桑首次提出的“冬夏运动平等”呼吁，让冬奥和冬季项目真正成为更多国家、更多人“消费得起”的群众性体育项目——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注定将是漫长而坎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