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创始人张广瑞：我的学术探索和历史小结

张广瑞口述 周易水整理

回顾从上学读书到退休后淡出“江湖”，往事如烟，虽说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作为，但也说得上是丰富多彩，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在这些年里，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最为推崇的是六个字：“机会”“兴趣”与“努力”。

我从一个农村的孩子，进入国内名牌的外国语学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和军垦农场的“再教育”，赶上了改革开放，先是在旅游行业认识旅游，后来有幸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殿堂专业研究旅游，从一个“导游”变成了“导师”。

短短几十年，不少曾经的梦想无果而终，却有一些意外机会实现了另外一些夙愿。回忆起来，确实也很有意思。

天降良机：闯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殿堂

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这所学院当时属于外交部管辖。因此，原本我的理想是作一个外交官，献身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后来，又想利用外语的工具，从事于新闻事业，将世界介绍给中国，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梦想在那些陌生而神秘的异域他乡，探访那里的历史演进与风土人情。然而，这些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后来，也渐渐地不再痴心妄想，好好地干好份内的工作就是了。

1976年7月28日子夜，亲身在导游的工作岗位上经历了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本人的事迹也曾在钱刚先生的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中有所描述，那是我作为导游去营救国外游客的事。

经此大难之后，似乎对个人追求有了很多新的思考，变得更加安分了。然而，1980年初，《人民日版》上刊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告示又搅动了我已经安定的心绪。这个告示说要在全国招收1000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充实到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而真正使我心动的是“旅游经济”也竟然作为一个学科列入其中，尽管当时我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了解只停留在大学公共课的水平。我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既然旅游经济是个新学科，那就是说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很少，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至少我还参与过与旅游相关的工作，有一定的优势；第二，能参与就有机会，即使不能通过考试似乎也没有什么损失，至少还会测试一下自己应试能力。

没有想到，我参与了考试，通过了考试，通过了政审，尽管费了不少的周折，最后还是如愿以偿。说实在的，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是一片迷茫，甚至连如何进行研究也是一头雾水。

1981年11月，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办好了手续，我抱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报到，给我原来的单位和周围的同事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小张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门子能够全家迁到北京。对此，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做出过认真的解释。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中国科学院，知道那是中国科学家的最高殿堂，那里的研究员和院士给人的印象都是超凡脱俗的大家。文革结束不久，社会上弥散着向上的乐观兴奋的时代氛围。

其实，为应付这次考试，我做了大量的准备。想尽办法，弄清楚什么是旅游，什么是旅游业，什么是旅游经济。要知道，30年前，在一个地方政府机构工作的员工，要想系统地收集这样的资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最大的信息来源就是《人民日报》。比较特殊的是，我所工作的单位是外事办公室，经常还可以看到《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作为宣传口径依据的英文刊物。于是，我利用所有空闲时间，阅读了大量国内报刊上关于国外的报道，把一些零散的信息根据国别和时间进行综合。我还托人从外文书店里购买了一套内部影印版的英国旅游英语丛书，这套书对我的帮助最大。

1980年代北京涉外宾馆

另外，我当时在旅行社作翻译兼导游，不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到中国访问的外国旅游者，也有机会陪同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各地参观游览。这些机会一方面让我有意识地了解到海外旅游者来华访问的意图和兴趣，也亲身体验到他们惊喜与抱怨；另一方面我也对国内旅游的景区、景点、设施和服务有实际的了解，通过各种交流，获得关于海外旅游业的发展和国内旅游行业状况的信息，并以此与原有信息相比较和对照，研究与析其中的原因与道理。

这些经历，都对我成功考入中国社科院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旅游学科创建：社科院财贸所是旅游研究的先驱

1981年，我进入社科院才知道，社科院确定开展旅游经济的研究是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本人不仅积极参与旅游经济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一些观点也许今天看起来更有价值，他还曾戏称要研究“玩儿学”。

20世纪80年代初，财贸所着手组建研究旅游的队伍。当时采取了两个措施，其一指定原来从事商业经济研究的人员转向旅游经济研究，其二是通过这次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招考，吸收旅游研究人员。把旅游经济研究放到了商业经济研究室，这个研究室也是当时财贸所力量最强的。

到我来到财贸所的时候，专门从事旅游经济研究共有3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原来从事商业研究的乔玉霞同志，和与我同时考来的张子鎂同志。由于这是个刚刚开设的学科，当时的所长刘明夫和商业研究室的主任高涤陈也都非常关注这个学科的发展，为这个学科的建设倾注了很多心血。

在我进入财贸所之前，中国社科院为旅游研究做了一件奠基性工作，即在 1979年提出了一项研究课题，撰写《中国旅游经济学》。有意思的是，这本专著共有244页，全书几乎没有提及一个参考文献，也没有一篇引注，可见当时文献的稀缺。而首次印数为3400多册，其需求量可见一斑。

我不是经济学出身，但有两个长处：其一是学英语专业，我使用这个工具，可以涉猎更多国外资料，了解国际上旅游发展的最新信息和理念；其二，到社科院之前，我作为一个导游和旅游从业人员，对国内旅游发展及运行比较了解，有亲身的体验。因此，我的研究是从研究国际旅游发展趋势与经验、深入调查国内旅游业的实践作为出发点，以探索中国旅游业发展政策和促进旅游发展为方向，没有进行太多的理论演绎。

记得我第一次向所里提交的论文就是《漫话世界旅游业的发展》。说实在的，当时对学术研究工作的程序是生疏的，只熟悉写工作报告，不清楚如何写学术论文。值得庆幸的是，旅游是个新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只是提出了一些发展旅游的概念，不仅缺乏相关的理论，也缺乏实践。

因此，在这个时候把旅游经济作为一个学科来进行研究，中国社科院确实是拓荒者，对中国旅游学科创建也起到了很大的方向性作用。这也为我提供了一个从头做起的机会。

在1982至1983年间，我花很大功夫研究世界各国的旅游发展状况，先后撰写了《世界性的“旅馆热”与我国旅游饭店的建造》、《世界各国旅游管理体制浅析》、《中国的旅游客源与解决客源问题的建议》、《关于对英国旅游情况的考察报告》等长篇文章。与此同时，也和同事们一起，撰写了许多关于国内旅游饭店、旅游商品和管理体制的调查报告。

与国际接轨：旅游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尝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掀起了一个出国留学的热潮，最初主要是公派，以进修为主，很快自费出国的人增加了，留学和攻读学位成为主流。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选择旅游院校或专业出国进修和留学的人与日俱增。

我是 1984 年作为教育部派到英国进修旅游的第一批，当时就是我和南开大学的李天元。还有一批旅游院校的人被派到瑞士的洛桑旅馆学院进修。但国家旅游局系统派出的第一批短期旅游进修的人员到的是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和康奈尔大学。

从旅游教育特点来看，英国的院校更注重理论的探讨，而美国更偏重管理、经营与营销，所以美国的东西更加实用。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最初国内引进的教材也是以美国为主，成套的美国院校使用的饭店管理和市场营销的专著，快速翻译成中文，成为国内旅游院校的基础教材。同时，一些从国外进修回来的学者，成为这些教材和专著的翻译者或改编者，或者原封不动地搬进了旅游院校的课堂。

1984年9月30日，我离开祖国远赴英国萨里大学（SURREY UNIVERSITY）学习，1986 年9月30日返回北京，按照规定，我一天不差地按期回国。我的想法很单纯：我是国家派出去学习的，任务就是学习；晚一天回国，违反规定；早一天回国少了一天学习的时间。对于我来说，两年的时间，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恶补”。我要“恶补”的东西有三：其一是语言能力，其二是学术知识，其三了解社会。现在回忆起来，这场“恶补”算做对了，终身受益。

英国萨里大学

到英国学习英语是每一个英语专业学生的梦想。那个时候，能够亲身在英国听听 BBC 广播，看看英国的电视节目，在教堂听听神父的布道，在市场上听听家庭妇女的聊天，尽管还不能够完全听懂，那确实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享受。除了当时专业课程之外，我几乎选了我所能够选的公共课和公共讲座，只要有时间，我不管公共讲座的内容是天文地理、还是政治经济，那怕是医学或文学，我也会坐下来当英语课听。周末，即使我什么东西也不买，也要到小镇的大街小巷或商店里转一转，找人聊聊天，男的、女的、老的、孩子都可以。

到英国进修旅游专业是我的“主业”，是国家安排我出国进修的任务，全力以赴，不敢懈怠。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对在那个对外界信息极度缺乏时代走出来的人来说，对吸收知识，用“久旱禾苗遇甘霖”的比喻一点不为过，因为在这个领域，国内的研究的资料太少了，尤其是在那电脑和网络还远没有进入大众生活的年代，获得外部信息的渠道太少了。为此，要全心全意地完成所有进修安排的课程，要知道，在一个完全没有教科书的学习环境里听外国教授讲课无疑是一个“磨难”，必须要全神贯注，做大量的笔记。

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学习期间，得到了世界著名旅游学术奠基人——诸如，旅游学家梅德利克（S.Medilik）教授、旅游经济学家阿切尔（Brian Archer）教授的指导，受益颇深。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不佳，学校经费紧缺。教授为了卖他的专著，课堂上很少发讲义。而图书馆预算拮据，购置新书甚少，重要的学术专著一般只买单本，出借时间限定在3个小时，不得拿出图书馆。由于版权的限制，不允许多页复印，况且出于个人经济的考虑，也不敢大量的复印，这是要花钱的。

于是，我给自己做出了一个规定，1 2周内要读一本学术专著，要抓紧时间要广泛涉猎，扩展学术知识。两年下来，当时图书馆内有关旅游的专著我几乎全部阅读，重点学术出版物都做了详细的笔记，我敢肯定，这在国内是绝对做不到的。

两年的进修，使我对英国的旅游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旅游研究的基础理论体系、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有了系统的了解，对英国旅游业的发展过程、政府管理与旅游业经营的实践有了切身的体会。就我的旅游学术理论研究生涯来说，的确是走了一个捷径。萨利大学当时还设有饭店、旅游和餐饮管理系（Department of Hotel, Tourism and Catering Management），是英国最著名的，也是唯一培养旅游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育机构。

我还不断为国内的旅游报纸和杂志提供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旅游行业的发展过程和经验。作为进修的一个直接成果，将积累的资料经过细心地整理，回国以后出版了国内第一部40多万字的饭店业专著——《世界旅馆旅馆世界》。我想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稍微年轻的旅游研究和饭店管理者，可能都会记得这本当年不大多见的“床头书”。后来我还和夫人杨冬松合作出版了《饭店英文实务手册》的工具书。

我从来不敢说是中国旅游旅游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我本人对旅游理论的发展也没有多少值得说道的贡献，但是，也许是我沾了外语专业的光，所以敢说在引入旅游的国际化研究视野、促进旅游学术国际交流方面有比较优势，并能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技之长，在同行中算是做得比较早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尽我所能“介绍进来”、“传播出去”，并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始终能够坚持这样做。也包括，1999年初，我到香港理工大学旅游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在两地旅游学术交流方面作了一些工作，搭建了桥梁。

走出书斋：编制旅游发展规划与提供咨询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旅游业大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旅游学术研究颇为活跃的十年。90年代初期，发展旅游促进经济的目的、目标与战略问题已明确，这时旅游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深刻研究中国旅游发展的实际问题和解决办法。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深化、经济的转型以及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等形势，旅游业的产业地位显得更加受关注。

在这期间，我们财贸所旅游经济研究室主持了几项重要的课题研究，我所主持的有“服务贸易研究——国际旅游作为我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优势产业”、“旅游业产业地位的升级——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研究”，以及“边境旅游研究：中国的开放与国际合作”等。这些研究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研究，是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20世纪90年代，旅游学术研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走出书斋，不仅仅埋头于案头的理论研究，开始关注深入社会，解决旅游发展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实际问题，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主要表现是直接参与地方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和咨询工作的开展。在这方面，我们社科院也算进入比较早的一个单位，这些旅游规划编制活动是在大批商业化企业出现之前。

我作为主要策划和执笔人的第一个旅游规划项目是云南曲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完成于1992年。而真正作为社科院主持的大型旅游规划项目是由我主持的山西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我们对山西省旅游发展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几乎每年都多次参与省旅游局和地方政府关于旅游发展的讨论会。

山西旅游的标志之一平遥古城

1998年山西省旅游局专程到北京邀请我组织专家，编制全省的旅游发展规划，并表示省政府将全力支持和协助，主管旅游的副省长薛军作为课题的总顾问。山西省政府的信任使我很感动，所以没有提任何条件就答应了，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组织了北京、河北、山西等地的数十名著名专家组成了专家组，整个规划先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头至尾没有向山西提过经费和报酬的问题。此后，我再也不敢做这样做规划。

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所有专家参加的大型实地调查4次，每次实际考察的时间都在两周以上，课题组几乎跑遍了山西省所有的城市和县城，爬遍了所有的大山。所有的专家都是本人参加，没有一个是挂名的。要知道，在这些专家中我算年轻的，当时是55岁，而白仲尧、刘德谦、卢云亭、郭康等专家都已经超过了60岁，比我年轻的有北京的李明德和山西的杨晓国。考察中，白天实地考察，晚上或与地方主管领导座谈，对当地旅游发展点评，或课题组内部讨论，从未间断过，没有专门的休息日。以至于最后在山西与陕西交界的偏关县城，绝大部分人员都累趴下了，发烧的发烧，打吊针的打吊针，不得不宣布考察结束。最后，课题组为山西编制了300多页的《山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大纲（2000-2010）》。

尽管以后我主持和参与过国内许多地方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下如此大功夫的没有。这个规划文本虽然谈不上完美，但规划的理念和其中关于山西各个地区发展的定位和一些产品的开发，有很多都被当地有关部门采纳了，付诸实践。

应当说，这个规划的编制过程，使我对一个省域的旅游发展有了清楚的了解，对旅游规划的程序、调查研究、规划方法与理念有了切身的体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原来国内外地理学派编制基于旅游资源和供给的旅游分区规划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以后来旅游研究中心的名义，举办了全国第一次旅游规划座谈会，邀请在京著名的旅游规划专家，对全国旅游规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旅游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的论文集，作为旅游规划领域中集体研究成果，在国内也是第一个。

此后，在我主持旅游研究室和旅游研究中心的工作后，参与了大量的旅游规划编制、社会培训和咨询工作，在国内打开了旅游研究的新局面。我一直认为，对社会科学来说，从事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目的，就是脚踏实地研究中国旅游发展的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地实现学术研究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提高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培养人才。

这一理念成为后来我们旅游研究室和旅游研究中心恪守的原则，这也成为我们确定是否承接相关任务的指导思想，后来，我先后主持和组织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山西大同和临汾、河北沧州、福建泉州等市旅游总体规划的编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平台与品牌：旅游研究中心与《中国旅游绿皮书》

虽然社科院财贸所旅游经济学科的创建在国内是领先的，但是，旅游一直处于院内“边缘”学科之列，社科院甚至提出过压缩旅游学科任其自消自灭的意见。尽管如此，财贸所的旅游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研究人员虽然不多，但一直活跃在这个领域里，使这一学科得以延续了下来。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转型的稳步推进，中国旅游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期和末期的国家休假制度的调整和出境旅游政策的放开。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创建的。

其实，创建一个专门从事旅游研究的机构并非是社科院自己提出来的，最初是外地的一个颇为走红的私营企业找上门来要求合作建立的。实际上，这是中国社科院批准建立的第一个与私营企业合作创建的研究机构，由财贸所所长和该公司委派人员任理事长组成理事会管理运营，由我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并进行了商业注册。

后来，由于合作企业毁约，旅游研究中心成为完全由社科院所属并由财贸所代管的研究机构。旅游研究中心重新明确的宗旨是为适应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旅游学术研究，促进与国内外旅游学术界、政府机构和实业界的联系与交流，进而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旅游研究中心人员以财贸所旅游与休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为基础，并外聘了两位副主任，构成了一个由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规划等学科专家组成的研究队伍。长期以来与国内外旅游学术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国内为国家旅游局和地方旅游局提供多种研究报告、政策咨询和规划编制。

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已经成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旅游研究机构。综合起来看，这个中心所取得的成绩可以归结为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建立起一个研究基地和联系广泛的网络平台，二是打造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术品牌。

所谓研究基地和网络平台，指的是旅游研究中心在这十年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和服务，在国内外旅游学术界、旅游管理机构和业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了研究人员的网络。中心创建以来，根据本人的意愿，中心从全国各地政府管理部门、研究和教育机构和业界聘请了50名特约研究员和特约青年研究员，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和组织合作研究的形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期间，到2012年特邀研究员达61名，不再分特邀青年研究员。期间，旅游研究中心在国内单独或与相关机构联合举办了多个重大全国性的旅游论坛，还与境外旅游相关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所谓学术研究品牌指的是，从2001年开始，与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组织编撰国内唯一一部连续出版的旅游年度发展报告，书名为《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即《旅游绿皮书》）。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连续跟踪研究中国旅游发展并做趋势分析与预测的权威报告的空白。到2012年《旅游绿皮书》已经连续出版了11本，每本年约40 50万字。《旅游绿皮书》每年都对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旅游发展的基本状况、主要特点、社会关注的热点等进行深入分析，对重大焦点问题进行理论探索，根据国内外发展的形势对未来进行趋势预测，并请相关领域的学者或专业工作者对旅游不同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包括国际经验的介绍。

2001-2003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这本书成为国内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要参考读物，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的信息来源。在迄今为止10多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坚持做两个部分文稿的执笔人，一是总报告，二是“出境旅游”，这两部分一般总字数在5万字左右。

2009年最后一天，我办完了退休手续，也就下定决心金盆洗手，不再过问江湖事。我真心地把我们这一代建立起来的阵地和平台交给年轻人，而且，我相信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这一点，我坚持了，我做到了，我能在一个恰当的时机为自己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感到非常欣慰。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一个人的能力十分有限，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只能做一点点事情，一个人再努力所完成的工作，只不过是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