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提起斯大林就有三肚子气”

五十年代，斯大林突然喜欢吃菠萝罐头，他指示秘书，立刻给中国发电报，要求中方拿出一个地方，给苏联建菠萝罐头厂。

面对这个命令似的电报，毛主席回电道：“我们接受你们建罐头厂的提议。如果你们喜欢菠萝罐头，可以给我们贷一笔款，然后我们自己建罐头厂。罐头厂建好之后，我们再用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毛主席回复的巧妙而又不备不亢，让收到回电的斯大林怒不可遏，“在那里咒骂和发火”。建国伊始，中国奉行“打扫屋子再请客”的政策。而此时苏联“老大哥”的举动，无疑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阻挠，处处颐指气使，以“老大哥”自居，曾令毛主席非常不满。毛主席曾说：“提起斯大林就有三肚子气！”

即便如此，毛主席在面对斯大林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时，既表现出了不卑不亢的态度，但又因势而为，灵活机动，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展现了卓越的外交智慧。

建国前，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毛主席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1958年3月，毛主席就在会议上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坚持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罗斯福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个原则错误。”

可以看出，毛主席在革命的任何时期，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顶住了苏联“老大哥”和斯大林的压力，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毛主席对斯大林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是绝不会妥协的。

他还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感觉：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那么毛主席有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一味与斯大林硬顶而交恶呢？答案是没有，恰恰相反，毛主席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做了许多妥协，受了很多委屈。

毛主席曾说道：“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特别是在建国后，首访苏联时，斯大林对毛主席一直是不冷不热的态度，甚至十几天不接见毛主席。毛主席殚精竭虑，周密思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充分利用舆论和国际关系博弈，最终成功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取消苏联在中国的特权，促进国内经济恢复和发展有重大意义。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毛主席对斯大林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态度，是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的，“谁也不能当我们的太上皇”，就是毛主席的态度。

事实证明，斯大林虽怒，却反而增添了对毛主席的几分敬意乃至畏意，感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位不易对付、只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大国领袖。

可能也因为这一缘故，《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体上按照中方的意见得以签订，中方有关经援（包括贷款）的“超大型单子”基本上得到落实；在稍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对毛主席提出的空军和装备支援要求，达到了“有求必应，事不过夜”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