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成立之初，便有了归档标准，其中江南部队归属于顾祝同的第三战区，而江北的部队则被归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

在抗日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双方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在国民党后来留下的诸多资料证据中，还有不少称赞新四军“杀敌勇猛”、“出奇制胜”的电文。

然而，这种“蜜月期”并不算长，从1939年夏天开始，国民党内部的电文中就频频出现了“制裁”的词语。

而敌人选择的“制裁对象”，并不是“陈粟”，而是叶项。

“陈粟”大军，是国民党不敢招惹的存在

国民党方面之所以愿意“停止内战”，一方面是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另一方面自然是由于蒋介石已被“千夫所指”，如果再不将枪口瞄准侵略者，他必然是全国人民唾弃的对象。

然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一直在他的心目中停留，一直过了很久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按照蒋介石自己后来的说法，同意国共合作，也是因为“自信太过”。

“自信”从何而来并不难理解，相较于同时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二者基本不是一个数量级，就是基于这种人多对人少的天然优势，蒋介石非常自信的认为，国民党将在合作的时候将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吞并。

两年抗战过去，由于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从人民角度思考问题的方针推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力量总和已经从最初的5万人不断成长为2年后的50万人之众，这大大超乎了蒋介石的意料。

所以，在西南得到喘息机会的蒋介石，就“非常生气”地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他觉得，共产党的发展实在是太过迅速，日寇要打，也同样要限制共产党员的发展。

纵观新四军这边，虽然人数上的规模是发展上来了，可部队总体上还是缺乏保障，这种匮乏不仅是在武器弹药上，有的时候就连部队日常起居都会遇到困难。

蒋介石也觉得这是个机会，如果放任对方如此发展，将来对自己的统治也是一大威胁。

新四军有两大主力，一部分在皖南，另一部分在江南。

皖南方面是叶挺和项英负责，而江南片区的新四军则是由陈毅和粟裕共同指挥。

蒋介石不敢对“陈粟”下手，很大一个原因在于“黄桥之战”。

在1940年7月，陈毅和粟裕将部队开入苏北一带，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看到这种情况自然比较惊慌，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担心“陈粟”能在此地彻底站稳脚跟，便不断制造摩擦。

“黄桥之战”能否胜利，直接决定了新四军是否能在苏北地区立足，就连陈毅本人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无法战胜敌人，那么便只能“破釜沉舟”。

韩德勤

一个直观的数字摆在眼前：韩部有超过三万人的兵力，而陈毅这边只有七千人。

如果这么对比起来，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对方的韩德勤非常自信，觉得自己人多这么多，怎么说都能打赢。

可他还是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士气。

蒋介石麾下的顽固派想挑起矛盾，可顽固派手下的士兵大多是强拉硬拽来的，就算是主动参军的，大部分都是一心“保家卫国”之人，如今日本人还在践踏着神州大地，韩德勤却将矛头对准了自己人，大家的士气自然一落千丈。

反观“陈粟”大军这边，部队挺进苏北地区本来就不容易，如果国军来犯，则是关乎到自己生死存亡的大事，更何况，对方是“冒天下之大忌”，所以士气高涨。

然而，粟裕打仗本来就讲究“出其不意”，在战斗不可能避免的情况下积极应战，根据韩德勤的心理分析，最终定下了“诱敌深入”的战法。

粟裕

具体操作是：让一部分兵力正面阻击敌人，而另一部分从侧后方包围对方，形成一个小型“口袋阵”。

这一部分从侧面包围的部队，行军过程非常迅速，从黄桥到高桥这七公里的路程，大家没用多久就走到了预定位置。

当所有敌人都进入新四军的伏击圈以后，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将后方赶来的敌人切割成数段。

前方的部队看到后方已经无法支援，立即四处逃窜。

驻守在附近的国民党部队看到“友军遇难”，发扬了一贯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作风，最终，这场大战结束，韩德勤以部队一万多人被歼为代价，草草收尾。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部队想要再次针对“陈粟”大军，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了。

为了能“顺理成章”地打压新四军，国民党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且还想压缩编制。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中共也制定了相关指示，要求答应北移，这是因为中共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对抗日寇，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先行让步，争取到中间势力的支持，有利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稳定。

1940年12月，何应钦和白崇禧发了电报，再次要求共军将部队调到黄河以北的地区，可是蒋介石暗自命令了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等人，组织部队，准备围歼新四军部队。

第二年年初，叶挺和项英率领的部队从云岭启程，向茂林地区前进的时候，遇到了敌人的包围，新四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仓促应战。

新四军的指挥员立即向国民党方面去了电报，询问这究竟是何原因。

可蒋介石方面却回应称：已经命令顾祝同前往调查情况。

顾祝同

在叶挺的领导下，新四军战士们不怕牺牲，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斗争，除了几千人想方设法突围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副军长项英也因此遇难，这直接震惊了国内外。

到了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的丑恶嘴脸已经彻底暴露无遗，周总理领导南方局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宣传上和政治上予以猛烈回击。

这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民主党派的支持，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系列做法也受到了美、苏、英等国的强烈不满。

叶挺部队的遭遇，也更加证明了陈毅和粟裕此前决定的正确性，如果蒋介石的阴谋真的得逞，那么后果也不堪设想。

国民党顽固派根本没有办法抓到“陈粟”大军

不少人对于粟裕的评价都是：擅打恶仗、险仗，一代军神林彪都说，粟裕尽打“神仙仗”。

而且，粟裕在打仗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冒险”的举动，有的时候根据事前推测，就连五成胜算都不到，粟裕依旧敢发动猛击，这足以说明粟裕不仅善战，同时还敢于冒险。

所以，蒋介石并没有把矛头瞄准粟裕，其中很大一个程度的原因，是就算打过了粟裕，他也会“鱼死网破”，他曾说过："叶、项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而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根据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资料显示，从1940年2月开始，蒋介石已经打算将先前的计划付诸于实施，4月2日，顾祝同也将注意力集中在新四军身上。

之后的时间里，蒋介石估计还处于一个“犹豫”的阶段，一旦“师出无名”，自己则又会被天下人辱骂。

到了9月，蒋介石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国民党实施“围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就连身处华中地区的日寇都知道蒋介石打着什么算盘。

皖南事变并非毫无征兆，“黄桥之战”也深深刺激着国民党高层的神经。

在1939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于中共的态度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一直想着如何处理共军的两大军事力量，尤其是新四军。

当初，在国民党部队刚刚开始调动的时候，陈毅和粟裕已经提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将江南一带的主力急速渡过长江北上，这也是蒋介石部队并没有机会抓到“陈粟”大军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可以说，陈毅在这一阶段非常有战略眼光。

他知道东进的困难不少，但考虑到日寇正想着办法一路西进，那么后方也自然会空虚，这样就给部下留下了打“游击战”的余地，新四军此时能做的是应该不受限于国民党，从而深入到敌后去，充分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势力。

所以，自从先遣队出发，陈毅便一路“长途相送”，这也反映出他的决心和雄心。

为了能应对国民党可能存在的干预，他在茅山地区组建了一个第六团。

反观项英，他的转移并不及时，所以当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军部和六个团的兵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陈毅所率领进军苏北的新四军几乎“毫发未损”。

国民党当初没有选择触碰“陈粟”大军，也是因为他们也知道陈毅和粟裕都不好惹。

后来，粟裕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除了黄桥一战之外，后来在1946年，粟裕仅仅用了三万人面对国民党的十二万大军，不仅打得有来有回，还打出了“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这也让粟裕“一战封神”。

在莱芜战场上，粟裕歼灭了国民党一个区的指挥部，取得了胜利，顺便俘获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员李仙洲。

1948年的豫东之战战场上，粟裕再次以少胜多，痛击桂军主力；

后来，粟裕更是活捉了敌军的司令官王耀武和杜聿明，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