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伪政权的数名大汉奸中，只有周佛海之子周幼海，与父亲“背道而驰”，积极投身革命。

周幼海的一生要从与妻子施丹苹相识开始讲起，周幼海原本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而施丹苹则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原本生活条件优越的二人，是如何相识并且一起投身革命的，且听笔者细细道来。

周幼海与施丹苹从相识到灵堂举行婚礼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44年。但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周幼海给施丹苹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

周幼海

当时周幼海想追求上海有名的交际花夏丹维，二人约了一起吃饭，夏丹维与施丹苹是好闺蜜，于是她叫上施丹苹同去饭局。

周幼海在饭桌上见到施丹苹后，反倒放弃了之前的想法，对施丹苹一见倾心。

酒足饭饱之后，周幼海一定要送施丹苹回去。就这样周幼海开车带着施丹苹在上海兜了一大圈之后，把施丹苹送到了住处。进了房间之后，周幼海就脱掉上衣，想要在施丹苹处留宿，施丹苹十分恼怒，反感之极，索性躲进卫生间将门反锁起来。

这一下周幼海没有办法了，他大发脾气，将屋内物品打砸一通之后，气哼哼地走了，此去一别就是三年，二人再无交集。

1946年8月的时候，周幼海在苏北淮阴秘密入党。他去时曾带港币20万元、英镑若干和四根翡翠翎杆（前清大官花翎上的装饰品，价值昂贵)，贡献给党。

周幼海在同年10月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幼海和施丹苹第二次相遇，这时已是1947年初。

1947年春的一天中午，周幼海与田云樵正在一家饭店吃饭，碰巧施丹苹来到这家饭店前台打电话，周幼海一眼就认出了她，于是上前热情的打了招呼，并对上次的冒犯作出了诚恳的道歉。

施丹苹出于礼貌，微笑着点头示意。周幼海当即给了施丹苹地址和电话号码，她朝手提包内一塞，就出门走了。

施丹苹此时完全不知周幼海已经投身革命，对他的印象依然很坏，认定他是个逢场作戏的公子哥。

但周幼海从这次见面开始，却真心实意地对施丹苹展开了追求。每天上午，他都会叫人送一束鲜花到施丹苹家，有时还附了巧克力、有时是一封情书。但几个月下来，施丹苹对他仍然不冷不热，若即若离。

施丹苹那年刚22岁，经济宽裕、交际甚广，对周幼海虽然初步有了好感，但根本不想和他谈恋爱。

有一次，二人约在国际饭店吃饭。施丹苹吃完想走，就借口正在做棉纱生意，还差两根金条，要去“弄头寸”(筹钱)。施丹苹本是临时找个借口想脱身而已，并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哪知第二天一早，周幼海到银行查了她的财产，见账上钱很多，但他仍将两根金条给施丹苹送了过去。

而此事也让施丹苹感觉到周幼海对她确实很用心，才第一次有了与周幼海谈恋爱的想法。

就这样断断续续经过了半年，直到1947年春节后，施丹苹才同意和周幼海确立恋爱关系。

周幼海先陪施丹苹到了常州，让她的父母及姐妹看看。施丹苹的父亲施嘉谟坚决反对她嫁给一个大汉奸的儿子，但她并没有听进去。

不久，周幼海将二人的事详细告诉了母亲杨淑慧。

杨淑慧听说他要娶施丹苹为妻，就在探监时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倒没有反对，只说：“快叫施丹苹同来，我看看。”

1947年夏秋时，周幼海就带着施丹苹到南京去见杨淑慧。她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来见杨淑慧的。但见面并作了几次交谈以后，气氛倒也十分和谐，婆媳间相互的印象都很好，杨淑慧也默默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杨淑慧与施丹苹

过了几天，杨淑慧带着二人，专门到监狱去看周佛海。周佛海见到未来的儿媳妇非常满意，当即就答应了二人的婚事。

当时，周幼海正全力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主要是策反。但因施丹苹已和周幼海确定了婚姻关系，所以她已经知道一点，也就从此时起，施丹苹也跟着一起支持周幼海的地下工作了。

1947年隆冬，杨淑慧同意二人在上海订婚。杨淑慧为了以后办婚事，就用200两黄金，在上海小沙渡路包下了豪华的飞腾公寓。家中布置得富丽堂皇，有自备汽车2辆，车夫、厨师及女佣等共有8个人。

订婚时，因周家环境特殊，没有广招亲友，只在飞腾公寓摆了两桌酒席，请来一些亲戚。

订婚仪式上，杨淑慧送给施丹苹一枚24克拉的大钻戒，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可见她对准儿媳的疼爱之情。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南京狱中，因心力衰竭在牢房病死。

此时悲伤过度的杨淑慧对二人说：“你们的婚礼如果实在着急，只能在你父亲的灵堂前举办了，如果能等的话，就等三年孝满再办，我不干涉你们，自己考虑好在决定吧。”

二人再三商量后，最终决定在父亲的灵堂上举行婚礼。

灵堂成亲，即使放到现在也是很难想通的。举行这种婚礼时，吊唁的众亲友都在场。周幼海和施丹苹头戴挂有小白球的孝帽，身穿麻衣重孝，这是湖南人的老习惯。

司仪高喊：“向父亲叩头。”二人就朝着棺材三跪九叩首。此时，灵台上白烛高烧，香烟缭绕。

到了下午4时左右，大家回到寓所，这才正式举行二人婚礼。杨淑慧换了珠光宝气的旗袍；周幼海也脱去孝衣，重新穿上西装；施丹苹则重施脂粉，穿上婚纱。

二人在家中摆了三桌酒，直闹到深夜，方才散去。至此周幼海和施丹苹几经曲折，终成夫妻。

二人结婚后，在田云樵的领导下，又继续在上海开始了地下工作。

周幼海（右二），施丹苹（右三）

周幼海在上海期间的地下工作

周幼海在上海为了开展地下工作，扮成商人开了一家公司，表面上专做股票生意，看上去十分忙碌。

地下工作是一件不按常规，变幻莫测的事，即使夫妻，彼此间也不交谈，所以周幼海的很多工作施丹苹并不知道，根据她后来的回忆录记载，大概知道以下几件事情。

一、周幼海经常在家中约人一边喝茶一边交谈工作，来的人大都是年轻人，其中就有国民党元老叶楚伦的儿子叶元。这是个外围组织，主要是搜集国民党混乱中的党、政、军的动态情报。

二、地下党的苏北解放区及郊区游击队，很需要短枪，这秘密购枪的任务，就落在周幼海和施丹苹的头上。这是一件既要金钱、又非常危险的事，但二人不顾一切，毅然去做。当时国民党极端腐败，下级军官私卖枪支弹药，并不稀奇。

施丹苹在上海通过之前广泛的人脉，认识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姓乔的军官，此人唯利是图，只要给钱什么事都肯干。

于是施丹苹在乔姓军官的手中，以每支枪50美元的价格，前后4个月左右的时间，共买了柯尔特、勃朗宁等手枪约有40多支。枪是一支一支买的，地点也不断改变，大都在咖啡馆或歌舞厅成交，但她每次去取枪，总是捏着一把汗。这些枪分批交给“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的儿子，偷运出去，周幼海和田云樵也留下一部分，以备应急。购枪的事，一直延续到1948年深秋，因军统特务要抓捕周幼海，才被迫停止。

三、周幼海生前说，他和田云樵组织过名叫“国民政治协会”的外围机构，还策反过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陆大公，上海解放前，毛森命陆大公代理局长，陆大公即下令各分局挂白旗投降，这件事周幼海也是起了作用的。

在这段时间内，杨淑慧已经知道了周幼海夫妇的地下活动，倒也并不反对，经济上也肯支持。她曾先后接济用于地下工作的资金，约有黄金200两、港币4万元、美金5千元(主要用于买枪)以及一批首饰珠宝(约6千美金左右)。

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质，许多事施丹苹并不知道，周幼海生前也没讲，所以只记述了这些。

上海解放后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的几天，炮声隆隆，一片混乱，国民党特务纷纷逃命，已无法控制局面。

5月25日半夜，上海苏州河以南就全部解放了。当晚周幼海自己驾驶汽车外出做接管的工作。在路上，周幼海忽然看到一个坐在人力车上的人，认识他是个大汉奸。于是立即停车，报告了在路边休息的解放军，将此人逮捕。

据周幼海生前说，这个人是敌伪时期“第一方面军第二军”军长徐朴诚，血债累累，民愤极大。

至此，周幼海和施丹苹的地下工作终于结束。

上海解放后，周幼海去了上海市公安局，做反国际间谍的工作。周幼海精通英文、日文， 工作十分出色。他监视控制过不少日本、英美特务，很有成绩。

施丹苹则创办了托儿所，主要收托军队子女，托儿所里约有200张小床，一切开办费用均由施丹苹自掏腰包，约黄金30两左右。

有一次，陈毅市长去参观，见每张床头都挂着图画，环境清洁卫生，曾表扬过施丹苹。不久，这所托儿所并入“上海第一托儿所”，施丹苹离开，就在市区建国西路又自费办了“公安局人事托儿所”，担任副所长。后来在1953年，因工作需要，施丹苹调入市公安局政保处一室做反特工作，直到1955年为止。

在这几年期间，周幼海和施丹苹尽管工作繁忙，但他们夫妻恩爱，相处和谐，是婚后一段黄金时期。

解放初期，杨淑慧拿出十万美金，进行分家。这笔钱还是抗战前周佛海的稿费，一直存在汇丰银行保险箱内。这十万美金中拿出两万美金给了周幼海夫妻，周幼海对党十分忠诚，当即将1万美金，全部上缴，作为党费。后来，施丹苹也将1万美金上缴，作为公安局的制服费。

很不幸的是1954年秋冬，周幼海和施丹苹二人离婚了，那时施丹苹因病住院手术，好久没回家。家中无人，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危机，杨淑慧一再劝说也不生效。施丹苹深思熟虑后，先是分居，后来就离了婚。

晚年时的周幼海

周幼海被捕入狱

1955年5月，因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发生，以及刘少奇冤案的牵连，33岁的周幼海被捕入狱长达20年之久，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回上海，但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自由，在京华化工厂接受监督改造。

此时的周幼海，身体状况极差。尽管刚50岁出头，但之前已中风一次，1970年6月，在狱中二次中风，手脚不便，头发花白，竟是个垂死的老人了。1975年1月，又第三次中风。

周幼海回到上海后，幸亏得到过去的护士李小姐悉心治疗和照顾，才慢慢有些恢复，总算能跛着脚慢慢地走路了。

周幼海虽有了些自由，但因手脚不便，连到食堂去买饭也十分困难。幸好周家过去有个男佣人，名叫奎德，倒很忠心，每个星期去化工厂三次，照顾周幼海的生活，还有一个王妈，也常替他洗衣服，周幼海才勉强将生活安顿下来。

周幼海经奎德等人的帮助，总算知道了施丹苹的住处，但不敢再贸然联系，因为施丹苹也正身处逆境。

周幼海找到以前周家的老友周启白，请她去约施丹苹，到舅妈家吃饭、见面谈谈。施丹苹十分高兴、欣然前往。

当天，周幼海拿出5元钱置办饭菜，因舅妈家已十分贫困。这5元钱已是周幼海每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了。

周幼海是由奎德搀扶着去的，见到舅妈和施丹苹后，两行热泪，泣不成声，竟然说不出话来，施丹苹潸然落泪，也说不出一句话，这一顿饭，全在哭泣和叹息中过去。

这是二人在分别二十年后第一次见面， 施丹苹对周幼海的艰难处境十分心疼，但自己也是举步维艰，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从此以后，每隔两天，施丹苹就做了饭菜到化工厂去看周幼海。

这样过了几个月，二人的感情已经恢复了。一次周幼海诚恳地说：“丹苹，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我们复婚吧！”施丹苹默默点头，表示同意。

但要复婚，二人没钱没房，两人加在一起工资也不满40元，生活怎么办？一连串的现实问题难以解决，二人的复婚计划也就搁置了下来。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周幼海一直独自住在京华化工厂。他心情不畅、抑郁寡欢，身体一天天垮下去， 下肢全部瘫痪，只能终日坐在轮椅上，度日如年。

周幼海平反

直到1983年8月22日，国家公安部下达文件，为周幼海彻底平反。当即为他恢复党籍、恢复级别、恢复工资，并初步补发给周幼海5000元人民币，每月发给工资100多元，让他安家生活。市公安局特意为周幼海安装了一部电话，以便有困难随时向组织汇报。

以后不久，又补发给他15000元，以便他生活得更好些。但物质上的优越并不能给他的身体带来改善，他第四次中风，除左手勉强能活动外，四肢全部瘫痪，骨瘦如柴。

组织上派了张伟方同志专门照顾他，协助他写回忆录，同时也派专人去服侍他的日常生活，但他的病情还是日趋严重。

每天早晨，周幼海由服侍他的人从床上抱到沙发，他就坐着，用仅可以活动的左手，歪歪斜斜地写着回忆录的提纲。

施丹苹也常去看望周幼海，时至今日复婚也不现实了，但旧情还在，二人仍互相关心着。那时，幼海已经大小便失禁，被褥更是一塌糊涂。施丹苹和他毕竟做过夫妻，一点也不嫌弃，尽心为他洗涤晾晒，把尿布被单等都整理得干干净净，才肯离去。

周幼海自知已经时日无多，所以每天都抓紧时间写回忆录。他不能写就口述，由张伟方代笔。他花了很大力气，为《周佛海日记》的注解做了不少工作。

1983年末，周幼海病势更加沉重，但还是由张伟方协助，写出了《周佛海浮沉录》等长文。

周幼海党性鲜明，始终以严肃的口气，揭露和批评自己的父亲。

1985年过春节时，张伟方为安慰周幼海，使他宽心，专门准备了一桌菜，在施丹苹以及公安局的一些老同志的陪伴下，总算过了一个最后的团圆年。

等到7月上旬， 周幼海已经卧床不起了。施丹苹去看他，他断断续续地说：“《周佛海日记》快些出版，有可能，你以后到日本去看看我妹妹”。说完就两行热泪，再没一点力气了。

这也算是周幼海的临终遗言了。

周幼海去世

7月24日，周幼海因心力极度衰竭，且并发严重肺炎，医生尽力抢救，但已回天乏术。那天很多去看望他的朋友离去后不久，周幼海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享年63岁！临终时没有人在场，遗体被放入了冷冻间。

公安局老战友和施丹苹得知后，都心情沉重，十分哀痛。周幼海没有子女，只有在四川的姐姐周淑海，匆忙来到上海，抚摸着遗体失声痛哭。

公安局政治部为周幼海广发讣告。吊唁电文从四面八方飞来，连法国、美国和加拿大也来了不少。遗体告别那天，龙华殡仪馆的大厅内放满了花圈。周幼海遗容安祥，穿着警服，静静地卧在鲜花丛中。施丹苹看了周幼海的遗容，潸然泪下。

会场气氛十分庄严肃穆，悼词对周幼海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提到他两次被捕、四肢瘫痪后，仍对党忠心不渝。

悼词说：“周幼海在身处逆境、备受磨难之中而能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周幼海的一生，崎岖坎坷，历尽劫难。

曾有人问他：“汪精卫、陈公博的儿子，都在国外享福，你不后悔吗？”

周幼海立即回答：“我这一生无怨无悔，对于我所遭受的一切厄运，大概是我父亲生前作孽太多，父债子还啊！”

是啊，他这一生来到世界上，似乎是专门替周佛海还债的！说者凄然，闻者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