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军进军西藏有多难，张国华感慨：比长征苦多了

1951年7月1日上午，18军的指战员们与甘孜县各族人民在甘孜广场举行隆重的纪念建党30周年大会。纪念大会结束后，在天宝、夏克刀登、降央白姆的主持下，举行了热烈的欢送大会，欢送人民解放军向拉萨进军。

天宝是专程从康定到甘孜来欢送进藏部队的。张国华在与天宝话别时，半开玩笑地说：“天宝主席呀，我和您都是参加过第一次长征的老红军，我本想与您再次进行第二次长 征。没有想到您却留在这里当主席，把我们送走啦！”

天宝却认真地说：“一号（张国华在18军代号），说实话，我真想和你们一起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但没有办法，组织上一定要我留下来搞自治地方的建设。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把西康的事情办好，就可以更有力地支援西藏，我们还是在一条战线上。”

两位战友相约，在日光城拉萨相见。张国华说：“我们保证完成进藏任务，在日光城拉萨等你。”

天宝说：“我们一定做好后勤运输，修好公路，沿着吉祥的彩虹去看您，看进藏部队的全体指战员。”

这既是一次纪念大会，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盛会， 又是一次誓师大会，欢送大会。会议结束，在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李觉、刘振国的率领下，18军主力部队于当天下午离开甘孜，向昌都进发。

甘孜人民载歌载舞，挥动洁白的哈达，手捧醇香的青稞酒，热情欢送金珠玛咪一亲人解放军戍边卫国，场面热烈感人。

数十年后，每当李觉、天宝等亲历者的谈起那时的经历，依然十分动情，对热情纯朴的藏族同胞，满怀感激。

这一天，部队只走了二十几里，在甘孜县郊外搭帐篷宿营，天宝、夏克刀登、降央伯姆等人率领甘孜各界僧俗群众，几乎把他们送到宿营地，才依依惜别。

随后，张、谭率部翻越5000多米高的雀儿山和达玛拉山，跨过金沙江和澜沧江，穿过横断山脉地区，于17日到达昌都。

在昌都，张、谭首长看望了先头部队，听取昌都工委和解放委员会的汇报，与昌都地区的各界僧俗人士见了面。张国华、谭冠三还一同访问昌都寺，向广大僧众发放布施。帕巴拉活佛代表广大僧众，向他们回赠了礼品。

1951年8月1日，在昌都解放委员会广场上，即原来的昌都总督府所在地，隆重举行庆祝解放军建军24周年大会。

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陈明义、李觉、刘振国率第一梯队离开昌都向拉萨进军。

从昌都到拉萨，有三条路，习惯上称作南路、北路和中路。南路和中路在横断山脉中部地区，南路气候条件较好，物产丰富，但山势险峻，江河纵横，不便于大部队行动。

中路有马帮和商旅经常往来，人烟较为稠密，虽有几座大山，但沿途有始建于清代的驿站，有所谓“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之说。清朝时代的官员和部队，也是经这条路入藏。

北路与藏北草原接壤，地势较为平缓，便于大部队展开，但人烟稀少，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很少有人走这条路。

张、谭率部，没有走中路，而从类乌齐折向西北，过怒江，走了所谓“小北线”。主要是便于大部队展开，快速向拉萨进军。

艰难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长征”从这里开始。过了怒江，基本上是无人区，海拔高，空气中的含氧量一般只有内地的50%—60% ，有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才达到40%—50% ，髙山科学家将这些地区称之为 “生命的禁区”、“死亡线。

缺氧，对人体是个致命的威胁。从长远讲，对心脏、对人体各部分都有很大损伤。当前最实际的困难是：走路难，吃饭难，睡觉难。一般的反应是心跳加快，心动过速，血压增高，头痛、恶心，没有食欲，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不好，体力不支，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形成恶性循环。

政委是司令部的重点保护对象，谭冠三年纪大，战争年代受过伤，平时就有头痛的毛病，这时的反应更强烈，头痛得要炸裂似的，胸口憋闷，呼吸困难，全身浮肿，四肢无力，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常有失重的感觉。

更麻烦的是，谭冠三不仅白天走路不稳、吃不好，晚上还睡不着，超量服用安眠药，每晚也只能似睡 非睡地休息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睁着眼睛。

谭冠三对夫人李光明说：“我要是张飞就好了。据说张飞睡觉时睁着眼睛，我是睁着眼也睡不着，闭着眼也睡不着。”

谭冠三李光明夫妇

一方面是吃不下饭，另一方面要把饭做熟也很困难。首先是燃料奇缺，没有树木，部队一到住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拣牛粪、挖草根。

藏北的气候多变，忽儿大雪纷飞，忽儿冰雹倾泻，很难拣到干牛粪。烧湿牛粪，只见冒烟，不见起火，几个小时也烧不开半壶水，有时连牛粪也找不到，只好去拣牛羊角和兽骨。

在西藏，一般情况下沸点在80-90度；当时没有燃料，只能烧到60-70 度。大米根本煮不熟，只能吃夹生饭。这时，西藏的主食糌粑倒成了最好的食品，切半个糌粑，加一小块酥油，再用只有 60-70度的“开水”一冲，既容易下咽，又可以增加御寒能力。

从昌都到拉萨，部队很难吃到煮熟的米饭，谭冠三后来感慨地说：“看来在甘孜开展生活高原化活动很 有必要，还是糌粑救了我的命。”

张、谭有警卫员、炊事员照顾，尚且如此，广大干部战士遇到的困难，更是可想而知，喝不上开水，吃不上饭是经常的，半缸子糟杷或代饭粉，用刺骨的冰雪水一冲，就是一顿饭。高原战士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

在18军一号至六号首长当中，最辛苦的是六号首长、第二参谋长李觉。陈明义身体不好，作为第二参谋长，理所当然地管起了司令部的工作。全军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没有他不管的事。上至军长、政委，下至炊事员、饲养员，他都得管。

每天清晨，司号员尚未吹起床号，除烧火做饭的炊事员，大家还在熟睡，李觉已经起来，到处走动。夜晚，除哨兵以外，大家都已入睡，李觉却还在各处査看。行军途中，更是跑前跑后，指挥部队。

李觉对张、谭非常尊重，对指战员们更是十分关心，行军途中，他随时随地向干部战士了解情况，鼓励他们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战胜困难，走向日光城。

按规定，团以上干部都有马骑，但张国华、谭冠三很少骑马，常常把马让给病号和女同志，或帮助战士们驮东西。他们两个一带头，其他干部也就不骑了。

从昌都到拉萨，丁青有一个兵站，年初开始，即为部队筹集一点粮食，除此之外，得不到任何补充。当时公路只修到甘孜以西的雀儿山。中央指示空军不惜一切代价支援西藏。

丁青

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在肩负抗击美国侵略、保卫祖国领空的艰巨任务的同时，全力支援进藏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刘亚楼司令员亲自选派最好的机组、最优秀的驾驶员，为进藏部队空投物资给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再往昌都以西空投物资，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以新津机场为基地，从年初开始，多次试投都失败了。

这位以智勇双全、精明能干闻名全军的原四野参谋长，最后不得不带着深深的歉意，以沉重的心情，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同时也向进藏部队做检讨：根据目前的技术条件，无论再做多大努力，最远只能到达昌都。昌都以西海拔太高，地形太复杂，气候太恶劣，难以实施空投任务。

指战员们没有责怪空军，他们已经尽力了。这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不是仅凭不怕流血牺牲、猛打猛冲就能解决的。

毛主席通观全局，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今年我军必须进驻拉萨，解放全西藏。

当时，朝鲜战争处于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保西南边疆安然无恙。中央认为，帝国主义不可能翻越喜马拉雅山入侵西藏，但国外反动势力很可能插手西藏，制造麻烦。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解放西藏，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巩固的大后方，朝鲜战争的形势将会变得更加严峻，更加复杂。

因此，进军西藏一刻也不能耽误。部队的给养只有自己携带。部队从内地带来一批骡马，又从甘孜、昌都一带购买了一批，组成了自己的驮运队。

但刚过怒江，骡马就死了一半。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倒毙的牲畜。畜力不足，只有靠人力，这就加重了战士们的负担。

背包、武器弹药，加上粮食，每个战士平均要背 60—70斤重，个别身体好的，在特殊情况下，要背70- 80斤。机关和文工团的女同志、小同志，也要背30- 40 斤。

外地人到藏北高原本来就很困难，走路爬山就更困难；负重行军，则是难上加难。指战员们每时每刻都在以生命作代价。

在司令部机关里，最辛苦的当属机要处，每个人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部队行军，他们要一样地走；部队住下，他们也不能休息，马上摇动机器、架线、发报。

中央、西南军区对他们的情况非常关心，规定每天都要向上级汇报。与上级联系，与各部队的联系一刻也不能中断。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照样跟随部队行军，还要背负笨重的机器。

机要处处长李光明是谭冠三的妻子，也是一位老红军，按规定给她配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那匹马成了机要处的公用马，谁有病谁就骑；有时大家都谦让，就驮背包、粮食，减轻大家的负担。

有一次，李光明流着泪水对谭冠三说：“有个同志正摇动马达，突然倒在机器上，再也没有起来。多好的一个同志，他是活活给累死的。”

李光明在长征时三过草地，战争环境里失去了两个孩子，她都以坚强的毅力挺过来了，今天忍不住失声痛哭，她感到进西藏实在太难了。

谭冠三的夫人李光明（1961年授予少校军衔）

谭冠三宽慰李光明，劝她不要哭。他知道，在这个地方，心情不能太激动。过分忧伤，失声痛哭，都会导致窒息。

这些情况李觉知道得很清楚，军部分工，他掌管通讯联络和情报工作，机要处直接归他管。每天至少要向西南局、西南军区汇报一次，特殊情况要一事一报。同时还要与拉萨、昌都方面保持密切联系。

机要处的人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第二天一早，还要同大部队一起出发。李光明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老同志，这样的女干部，整个18军也不多，甚至可以说仅她一人，因此很多人对她十分敬重，在生活上给予尽力照顾。

李觉的夫人魏侠在卫生队，天天与病人打交道，对指战员们的健康状况知道得很清楚，作为医生，她对大 家体质的普遍下降，感到深深的忧虑，多次向李觉反映。

进军途中，有很多困难，但最难克服的是缺氧。战士们说：“缺氧这东西，比帝国主义、反动派还要可恶。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冲锋陷阵，消灭他们，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就是牺牲了也痛快；缺氧却看不见、摸不着，你奈何它不得，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你的生命安全。在这个“敌人”面前，你只能规规矩矩，越老实越好。”

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不能哭，那能不能笑呢？也不行。在最艰难的时候，各级领导和战士们在一起，说几句笑话，大家开怀大笑，也可以排忧解愁，或者高唱革命歌曲，鼓舞士气。但在这个地方，笑得过分，会引起心脏供血不足，或血管破裂，骤然死亡，更不能唱歌。

难怪有人不无感慨地说：“西藏这地方很特殊。毛主席教导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很好地把握政策，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西藏的气候条件也很特别，哭了不行，笑了也不行，真是哭笑不得。”

遵照张、谭首长的指示，李觉从各部队抽调了一些藏族同志，配上参谋、干事，到附近牧场去购买酥油精杷和奶食品。他们白天与大部队一同出发，插小路找牧场，晚上再赶到宿营地。这些同志很辛苦，但收获却不大，沿途几乎没有居民点，只有零星的帐房。

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困难也就越大。部队每隔几天就要爬座雪山，有时一天要爬两座山。往往是一步一歇，走一步喘一口气。每向前迈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有两次翻大雪山时，正碰上下大雪，积雪很深，路面完全被覆盖。战士们只好背着背包，抱着枪，闭上眼睛，狠心往下滑，一滑就是几十米。

战士们称之为“坐滑梯”，有人风趣地说：“我们在内地没有坐过滑梯，想不到在西藏还坐上了滑梯。”

坐这种“滑梯”是很危险的，万一方向不对，就有可能跌进万丈深渊，连个影子也找不到，战士们戏称为“革命到底”了。

部队过了怒江不久，在翻越一座大雪山时，仅一个下午，司令部就有六位干部跌进峡谷。那一天，张国华就站在山口指挥部队，眼睁睁看着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干部跌进深渊而无能为力，眼含热泪，差点痛哭。

前面的人跌进峡谷，大家默默地为战友哀悼，然后又从另一个方向探索前进，真有“前赴后继的悲壮感觉，犹如战争年代，攻克敌堡，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冲上去。

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作为军长、政委，也只能和大家一样，由警卫员扶着，慢慢下滑。在这样的时候，李觉总是站在最险要、最关键的地方，开辟道路，疏导队伍，调整部署，指挥战士们有序地前进，尽可能减少损失。

后来部队总结行军经验，发现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不宜多停留多休息，战士们将它称作“死亡地带”。每当这种时候，各部队的首长亲自指挥大家尽快通过“死亡地带”，如同在战争年代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一刻也不能耽误，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从昌都到拉萨，约1150公里，共走了56天。他们横穿藏东北草原，翻过连绵横亘、终年积雪的19座大雪山。这期间，他们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战士们的体重普遍下降。更有不少战士长眠在雪山草地，为祖国的统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原本身材魁梧、英姿焕发的张国华和李觉，在走出藏东北草原、到达拉萨河谷时，明显地消瘦了，在高原强紫外线照射下，脸上脱了几层皮，鼻子红肿，眼圈发黑，显得疲惫 不堪。走路时，速度明显放慢，步距相对缩小。

以口才出众著名的谭冠三，这时讲一句话，都要喘几口气，不得不分几段来讲，这都是由于缺氧、过度劳累、营养不足造成的。

但是，他们三人不能休息，不能倒下，依然要强振精神， 指挥部队。在指战员们面前岀现的，依然是精明干练、精力充沛、指挥有方的首长。

正如张国华后来所说：“行军56天，几乎天天走路，我累不累？当然累。我想不想躺下睡一会儿？当然想。但是，我不能这样。作为一军之长，我不能自己躺下，把应该做的事推给政委、参谋长，也不能放下部队不管，更不能让别人照顾自己，拖累部队。”

参谋长李觉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但是，他跟随参加过长征的张国华、谭冠三、刘振国、杨东生、李光明等人参加 了第二次长征，因而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对于刘伯承为什么将进军西藏称为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有了更实际的感受，更深刻的认识。

经过千辛万苦，部队于10月24日到达拉萨河畔， 军党委决定休整两天，准备举行入城仪式。

先期到达拉萨的中央人民政府赴西藏代表张经武将军到拉萨河畔看望张、谭和广大指战员，向他们表示 亲切慰问。

张代表指示，一定要搞好入城仪式，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第一次与拉萨人民见面，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

张经武与班禅

噶厦政府也很重视迎接大军的工作，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搭起欢迎棚，准备隆重迎接，并指派阿沛噶伦代表喝厦政府与大军联络，18军则指派李觉参谋长负责联络工作。

李觉与阿沛虽然一年前在昌都相见、相识，但合作共事则还是第一次。他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结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

10月26日，在拉萨各界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下， 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部队从拉萨渡口出发，由东向西，横穿拉萨市，然后到达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阅兵式，接受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李觉、刘振国、平措汪阶以及索康、阿沛、饶嘎厦等噶厦政府高级官员的检阅。

在西藏的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部队到到拉萨，但是，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拉萨市僧俗人民如此热烈隆重的欢迎，搭设欢迎棚，举行阅兵式。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51年10月26日，也将记住张国华将军、谭冠三将军、陈明义将军、李觉将军和他们率领的英雄部队。

1951年11月，52师154团分批向后藏重镇江孜、日喀则开进。1952年7月17日，该团进驻边境重镇亚东。至此，解放军进藏部队胜地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这不是在象征意义上说“把五星红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而是实实在在地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了中印边界的喜马拉雅山，并在漫长的国境线上建立了第一边防哨所。

指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军事行动的是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是52师154团。当时的团长是郗晋武，后来担任西藏军区司令员。

郗司令员回顾当年执行这一任务的情形时，依然心潮激荡，热血沸腾，能为完成这一神圣使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郗晋武和他领导的英雄部队在风雪弥漫的喜马拉雅山口建立了查果拉边防哨所。这个哨所至今仍是全军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边防哨所之一。由于査果拉边防哨所的突岀贡献，多次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受到西藏人民的称赞和爱护。

根据《十七条协议》精神，经与西藏上层人士充分协商，报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正式成立。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张国华为第一书记，谭冠三为第二书记。从此不再使用18军的番号。

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的指示，1949年2月18日，第18军在河南鹿邑县吴台庙宣告成立，隶属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建制。到1952年2月10日撤销，18军的建制只存在两年多，差8天才满3年。

作为军级单位，18军在我军历史上是建制最短的一支部队。但是，由于这支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完成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历史使命，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喜马拉雅山上，因而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爱戴。在我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18军作为一个建制被撤销了，但是，他们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载我军的光荣史册，留在西藏人民的心中。

解放前的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极少数农奴主掌握着西藏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广大农奴和牧奴过着极其贫穷悲惨的生活，加上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等诸多因素，大军进藏，吃饭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部队到达拉萨时，只有3天的粮食。第四天全军的吃饭问题就没有着落。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不增加藏族人民的负担，早在进军之初，毛主席就亲自制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同时指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作战。

人民解放军为了能够在西藏站稳脚跟，为了不增加藏族人民的负担，为了给建设新西藏积累经验，他们还没有拂去长途跋涉的征尘，立即又挥戈跃马，精神抖擞地奔赴新的战场——开荒生产。

拉萨西郊有个地方叫罗堆林卡，部队从噶厦政府买下了这块地。那里是一大片河水退走后留下的沙滩，长着一丛丛多年生的灌木林，有一人多高，拉萨汉人称其为“刺巴”。

当时，谁也不相信在这一半是沙、一半是刺巴的土地上，能够长出庄稼来。但是，指战员们坚定地相信：靠自己的双手，一定能获得好收成。

11月25日，谭冠三亲自扛着铁锹，率领军直机关奔赴开垦荒地的新战场。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解放军到西藏后开垦的第一个现代化农场命名为“八一”农场。

经过战士们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拉萨河畔的荒滩上，披荆斩棘，开垦出了一片土地，约有2300多亩。

2300亩，这是一个数量不多却意义重大的数字。它标志着亲人金珠玛咪用一片真诚、满腔热情和勤劳的双手，在祖国西藏这块既贫穷又富饶的土地上，开始绘制最新最美的图画，谱写雄伟辉煌的乐章。

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十分艰苦又热烈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冰消雪融，春到高原。当拉萨河夹带着冰块雪水，从农场旁边流淌时，谭冠三和他的战友们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撒下了第一批种子。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果实。第二年秋天，“八一”农场获得了丰收，白菜、萝卜和土豆的单产，创当时拉萨地区的最高水平，圆白菜一棵重三、四十斤，萝卜二、三十斤，最大的土豆，有一斤多。

当时，蔬菜的品种还不多，除了白菜、萝卜和土豆，只能种一点小白菜和葱、蒜。但就是这一点，也是个了不起的成绩，拉萨市民伸出大拇指称赞：“金珠玛咪亚古都！（解放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