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破获，周恩来急忙下达2条指示，影响至今

1966年2月2日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内，一声尖叫打破原本觥筹交错的氛围。此时，周总理正在和外宾进行重要的国事活动。这等异常的尖叫声，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众人纷纷走了过去，赫然发现服务员用手指着的玻璃窗户上，有一个明显的弹孔！

人民大会堂

是谁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开枪射击人民大会堂？他为什么要射击人民大礼堂？众人心里一凝，都严肃起来。而周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刻下发了两条指示。根据指示行事，枪击案最后取得了好的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是什么？

当天枪击案发生后，周总理欢送外宾之后，立刻驱车赶到了案发现场。此时总理怒不可遏，这么大一件事，若非不是服务员发现了，枪击案都不会被人发现。

因此，当总理见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时，便严肃地指出：“现在你们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到连枪响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这枪是什么时候打的，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吗？”

总理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这件事必须严肃对待，要站在高度敏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当成大事来办！”

周总理

看到总理痛心疾首的样子，公安部成员不禁羞愧地低下了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再没有发生过如此恶劣的事件。枪击案的案发现场，与周总理进行外事活动的会客厅只有一墙之隔，若非窗户有双层玻璃，或许真的会产生无法挽回的结局。要是那天真的出现无法控制的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想到这里，公安部全体人员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们立刻成立专案小组，由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吕展等人全权负责此案件。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但是，案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现场留下的破案线索，只有残留在窗户玻璃上的那个弹孔，以及在现场找到的一颗，口径为5.6毫米的步枪子弹。

这种小口径枪，是那个时候的枪统一采用的口径，虽然口径小，但威力确实是不弱的。只要在一公里的范围内，人就会被击中，而一旦被击中，只有两种结局：一，死；二，重伤。

而在当时，要弄到一把枪非常容易，几乎人人家中都会有这么一把枪，因此需要排查的范围很大，也就是说，无形中给侦查工作增加了难度。

弹孔

为了准确地找到犯罪嫌疑人，专案组又去研究弹孔。经过检查发现，弹孔不足一厘米，而且很圆，从弹孔中心产生的裂纹，像水波纹一般往周围散去。有的专家从这个弹孔形状和深度，推测出子弹的射击距离，也许只有6、70米，这也就表明：枪手的射击位置，离人民大会堂非常的近！

确定射击距离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找到凶手的射击位置。一般在开枪时，都需要有一个“三点一线”的瞄准动作，所谓“三点一线”，就是指枪上的准星、标尺以及射手的眼睛在一条线上。而这也正是子弹的“弹道轨迹”。

通过这个“弹道轨迹”，专案组进一步推导出凶手的射击位置，就在长安街的快车道上！专案组成员都开始激动起来，因为射击位置、射击距离以及作案工具都已经找到，那么只要从周围的居民行进排查，很快就能够抓到凶手。

长安街老照片

然而，此时一件事又挡住了专案组的办案进度。原来，根据执行警戒任务的工作人员反应，枪击发生的时候，长安街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这样一来从周围居民入手是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成员又进行推测，凶手或许是藏在车里，等到汽车开到人民大会堂附近，便从车中开枪射击。

于是专案组决定先从嫌疑车辆入手。经过排查，办案人员在开枪的那段时间里，共有一千多辆汽车经过人民大会堂，而这经过的一千多辆车，专案组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案情一时之间陷入胶着的境地。

专案组成员反复梳理每个细节，但依然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线索。没有新的线索，枪手的位置就没办法确定，进而导致凶手本人无法确定。就在大家抓耳挠腮之时，专案组成员之一的陈建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陈建华仔细观察弹孔留下的痕迹发现，被击中的玻璃破碎不均。从他以前做过的，枪弹击碎玻璃的试验来看，人民大会堂玻璃上的弹孔，更像是凶手远距离射击形成的。

因为从子弹留下的痕迹，比如弹孔的大小、深度、破碎程度等，可以推断出子弹飞行的轨迹是直线还是抛物线。而直线、抛物线则可以推测出凶手射击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位置排查凶手了！

专案组的成员根据陈建华的信息，再次查看了现场，发现子弹在击穿第一层玻璃后，没有走直线，在第二层玻璃上留下的痕迹有所偏离。那么之前，按照两个破碎玻璃上，留下弹孔的延长线来判断位置的方法是错误的，凶手并不是近距离射击，而可能来自一个远距离的地点。

不过专案组有些人对5.6毫米子弹，在远距离射击产生的效果上，持有怀疑态度。因此为了严谨，专案组决定做个实验，来验证这一假设。

5.6毫米运动枪弹

专案组成员首先找到了，一把与案发现场那枚子弹相同口径的步枪，然后一行人来到靶场，模拟案发现场的环境，射击距离从100米到500米进行试验，以测试效果。

等专案组成员试到400米左右的时候，专案组成员发现，这次试验出来的结果，与案发现场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因此根据试验结果，专案组成员将凶手的位置确定在长安街400米以上的地方。

秘密排查开始了，专案组成员由东向西，逐个巡查制高点，以及任何一个可能发射子弹的地方。但是找了很久大家也没能找到。难道线索又要断了吗？专案组成员不肯放弃，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事啊！

他们更加细心，不放过任何一点细节，一直盘查到南长街南口西侧的一处大宅院，案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专案组成员向院内的门卫室老大爷说明了情况，经过主人的同意后，一行人走进院子里细细查看，院子、前厅、车库、院子里的两层小楼，到处都不放过，可还是一点信息都没有。

专案组成员不免有些沮丧，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却发现旁边门卫室的角落里有一把小口径的猎枪枪。专案组成员立刻进去拿起枪细细查看。老大爷见状，随口向专案组说道：“最近这几天，院内的孩子们经常着这把枪，在房顶上打麻雀。”

听见老大爷这样说，专案组成员立刻问道：“那今天有人用过这把枪吗？”大爷想了想，好一会儿才说道：“应该是有的。”专案组一喜，又向老大爷询问道：“那他们平时一般在哪打麻雀？”大爷指了指车库的房顶，表示孩子们正是在那里打的麻雀。

专案组成员立刻来到车库前，然后又向大爷借了个梯子，爬到屋顶，仔细观察分析，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案发现场，大约在600米左右，5.6毫米小口径步枪的射程范围内。

接着专案组成员，又端着这把枪实地比划了一下，证明这里确实有可能成为作案地点。为了得到切实的答案，专案组成员将这把枪，以及配备的子弹一起带回去分析检查。

经过分析证明，这把枪的确就是作案工具，地点也确实是在那家小院，所有的证据最后都指向了了开枪打麻雀的小孩！也就是说，枪击人民大会堂的“犯罪嫌疑人”，是开枪打麻雀的孩子，只是无心之失造成的乌龙情况，而不是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进行地政治犯罪。

专案组全体人员松了一口气，把案件的结果报告给周总理。随后专案组成员又找到当天开枪的学生，进行了一顿批评教育。

周总理

而总理得知案件的真相后，却并不感到乐观，在闹市区开枪，伤到了来往的行人怎么办？这件事证明群众家里有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一旦家中的人对枪的危险性认识不深，很可能再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周总理急忙下达了两个指示：

一、组织有关部门到现场参观，使各单位切实提高警惕性，堵塞一切安全上的漏洞；

二 、对所有枪支弹药进行检查清理，然后登记造册上报。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各部门都开始行动起来，草拟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同时登记并收缴了个人存有的枪支弹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也是从这个枪击案后，中央开始一步步试行枪支管理办法，直到1996年7月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并于1996年10月1日正式实行。

枪支管理法施行后，人民的安全逐步提高，像今天美国街头持枪火拼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安全感、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来看，几十年前的枪击案，虽然过程很惊险、结局很乌龙，但是带来的影响却是福泽万代的。而这一切离不开周总理等先辈的努力，感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