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八小时工作制：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历史上本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献给劳动者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也就是说，八小时工作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在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们开始总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以前，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多少?是十四至十八个小时。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三年之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个大会，作出了一个决议：把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

　　从那时起，八小时工作制来到了人世间，成为劳动者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古巴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切·格瓦拉在他领导的游击队失败后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后来，八小时工作制的声音也传到了中国，像毛主席这样一批最先进的革命者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为争取工人的权益而呐喊奔走，他们誓死力争，要为中国的劳动者争得这份权利。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各国的罢工风潮》，介绍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情况，他在介绍法英美罢工背景时写道：

　　“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他在介绍法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

　　“法国，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

　　他在介绍英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

　　“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

　　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第3号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二)》，他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

　　“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他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联合情况：

　　“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

　　1921年7月21日，中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组建者之一。这个组织的任务有两个，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他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这一年，毛主席脱下长布衫，在江西安源煤矿发动煤矿工人，他提矿灯，钻巷道，与工人交朋友，了解矿工疾苦。那时的煤矿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资仅有八至十二个毫子(硬币)，“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毛主席在那里办夜校，组织党支部，成立工人俱乐部，在煤矿工人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关注劳工的生存权，他说：

　　“‘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案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份宣言说：

　　“我们现在有了团体了，全国工人们有了联络了，我们从此以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做工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着资本家——我们的敌人——的利益来累死，我们宁可奋斗而死；我们再不能忍住我们的饥饿了；我们再不能让那些外国的或本国的监工们的手掌打到我们脸上；我们再不能看着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工人们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第一次用运动的力量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要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十大政纲，其中之一便是：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党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写道：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1931年11月7日，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劳动法还对特殊工种、夜工、加班等做了保护性规定，对加班问题，做了如下规定：

　　“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共产党人的政纲，也就是说成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一项天然属性。

　　毛主席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无不强调建立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政纲。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在回答“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道：

　　“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在演讲中他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的不同点之一是：

　　“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在宣传工作中应掌握的纲领中说道：

　　“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在特殊时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灵活性。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集中一切力量打败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与形势相适应的政策策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对工业方面的劳动政策采取适当弹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给中原局、北方局、山东分局等地方的电中指示了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关于劳动政策，他说：

　　“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要区分当前与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的区别，对劳动政策问题，他指出：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指示中对劳动政策指出：

　　“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 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问题时指出：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这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建国纲领中，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纲领规定：

　　“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中国共产党人用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争来了八小时工作制。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结束，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

　　“为保证职工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扩大就业面，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一切较大的公私合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8小时工作。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新中国最基本的一项劳动政策。

　　即便这样，毛主席仍然不时地关注着它的落实，关注着劳动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这个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教育计划时，他看到计划中“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这句话，就在“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他随后将此件批示彭德怀：

　　“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谈到公社社员的劳动时间问题，他说：

　　“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

　　“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说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关于社员的工作与生活，他说：

　　“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他说：

　　“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

　　毛主席在革命的一生中，始终把争取劳动人民的权益当成自己的使命，他为八小时工作制在中国的建立，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的具体落实，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对人民劳动权益的关心，我们今天读来也感到了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