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究竟在哪架飞机上？

1955年初，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史称万隆会议。此次会议是印尼、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等五国总理共同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当时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又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尚未恢复联合国应有的席位且被许多西方国家孤立封锁，急需在外交领域开疆拓土。所以这次由印尼总理代表五国发出的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函，我们十份重视，并立即成立了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席代表，以陈毅副总理、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的代表团，准备出度会议。

为此，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投入了紧张的迎接代表团的工作。4月11日，使馆人员正在收拾接待房间，而去机场接人的同志回来后一个个垂头丧气。黄镇大使心中立即沉重起来。“飞机没有到，可能出事了！”听到“出事”二字，大家都紧张起来，瞪大眼睛望着大使。黄镇大使疾步回到办公室，让机要秘书刘丰强打电话向各方询问。当天下午4时左右，印尼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召见钟参赞，告知据孟买印度通讯社消息，印度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北面海域坠毁，机上11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官员和记者以及8名乘务员大多遇难。黄镇大使看着电报，就像是自己从空中坠入万丈深渊，额间和手心都沁出了凉汗。他让刘丰强把两架飞机乘坐名单找出来。刘告诉他“总理在第二架飞机上”。黄镇大使好像没听见，他那宽阔的嘴唇都扭歪了，呼吸也变得急促。他又将名单一个个仔细看了一遍，仰起脸，自言自语道：“总理究竟在哪架飞机上呀？”由于急火攻心，他那几颗火牙又刺心地疼了起来，在院子里来回踱步。

万隆会议现场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周总理为出席万隆会议作准备之际，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正策划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的阴谋，其行动代号为“1号”。面对这一严峻情况，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参会。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飞机，也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包机。正在此时，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会前，先到仰光休息两天。经了解，吴努总理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会国的领导人先碰个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总理对我们如此尊重，周总理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所以国际社会对周总理将出席万隆会议并从香港出境一事早有关注，而外界并不知晓周总理先到缅甸参加小型会晤一事，只有很小范围人知道周总理的行踪。

4月7日上午10时左右，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正准备登机飞往昆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跑来将一份刚刚收到的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及代表团成员。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后遗憾的是，这份如此重要的情报，并未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4月9日晚，身在昆明的周总理给北京的邓大姐打电话，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安全。罗青长同志接到指示后即告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通报了有关情况，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飞机安全给予关注。同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其通报情报，但印航经理态度勉强。4月11日上午，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派人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印航经理却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可以说万无一失。其实不然！

实际情况是，毛人凤派了保密局特务赵斌丞到香港侦察，印度民航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将作为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的专机。于是做了一架飞机模型，精心研究，采用了将塑料炸药安放在飞机上的办法，并用60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周梓铭。他化名周驹，在开航前把一个装了定时炸弹的手提箱塞上飞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华客机。虽只启用4年，却已安全飞行了11163个小时，行程3千万里。尼赫鲁总理特意将此机租借给周总理赴会专用。然后飞机却从18000英尺高空坠落断为三截，200英尺直径的海面顿时一片火海。

事件发生后，远在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同志，庆幸周总理改变行程并严格保密，一边积极处理善后事宜，一边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努力做好迎接代表团到来的工作。身在昆明的周总理及代表团成员，无不感到十分悲愤。大家既对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敢对中国政府代表团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对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呈而感到迷惑不解。但周总理安之若素，他安慰代表团成员和昆明党政军领导同志：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这就是伟大周恩来的胆识和胸怀！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一行26人按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上午10时，“空中霸王号”飞机进入缅甸境内，4架缅甸空军的战机为周总理的专机升空护航。半小时后飞机安全降落在仰光机场。

4月16日下午，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降落。雅加达街上人山人海，挥舞彩旗欢呼。但队伍中也有人发出尖厉的怪叫，东挤西撞。使领馆全体外交人员都到了机场，一方面迎接，一方面保卫。周总理一下飞机，黄镇大使就疾速上前，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紧紧跟上，他们一左一右把总理夹在中间，使领馆人员围成人墙簇拥在周总理周围。代表团成员又围了一层，最外一层是新闻记者。这三层人墙保护着周总理往机场外走，立即坐上了等候在机场门口的挂有中国国旗的汽车，驶向领馆。

万隆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了有关亚非国家“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主题演讲，赢得了全体29个参会国代表的一致赞同。真正第一次向亚非国家展示了新中国总理的精神风采，增进了新中国融入亚洲大家庭的自信。这次会议通过了《亚非国家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刚，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重大贡献，也是对1953年12月31日周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演讲

有道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新中国国力薄弱，百废待兴。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在祖国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国富民强，国泰民安！我们致敬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致敬为祖国发展事业孜孜不倦贡献青春热血的先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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