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当选政协委员后，她重回北京，跟毛主席拍下“合影”

毛主席遗体告别式现场

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享年83岁。当天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民众、也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说：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毛主席逝世消息传开后，全国人民陷入到了极度悲痛当中。此时李敏最担心远在上海的母亲贺子珍情况，于是她让丈夫孔令华立即赶去上海。那么，贺子珍得知毛主席逝世消息后，她有何反应？

事实上，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播发前半个小时，贺子珍已经知道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党中央内部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市政府立即找到贺小平（贺子珍胞兄贺敏学的女儿），将她送到贺子珍住处。

贺小平后来回忆时说：“姑姑当时听到消息并没有哭，她处于懵了状态。广播上播出消息的时候，她就一遍又一遍地听。她想不明白，怎么人就没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晚上到了很晚时刻，她还不肯睡觉，我们睡下了，她就房间里来回踱步。姑姑一个人寻思，她实在想不通，于是就来到我们面前，不停地问我们：‘主席身体不适挺好吗？你们听说过主席病了吗？怎么忽然就没了？’”

贺子珍

因种种原因，贺子珍无法去北京参加毛主席追悼会，于是她就在上海家中自设灵堂，把一张毛主席画像当遗像，对着画像深深三鞠躬。接下来几天，贺子珍情绪极为低落，多次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流泪。

贺子珍无法去北京参加葬礼后，她就派侄女贺海峰、外甥女贺小平前去北京奔丧。贺子珍女婿孔令华妹妹孔淑静回忆时说：

“贺子珍得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哭了好几天，情绪极为低沉。这段时间在上海的贺子珍不分昼夜往我家打电话，这些电话都是我接的。后来李敏和哥哥去上海看望妈妈时，贺子珍她一面哭一面说：‘你们的爸爸去世了，临终时连儿女都不在身边，他好可怜啊！’”

当然，对于这一切外人根本不知晓，直到1979年。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贺子珍被增补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这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专程到医院看望贺子珍，告知这个消息。

贺子珍很高兴，她说：“我的心情太激动了，感谢党和国家，我实在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爆炸性消息和贺子珍的照片。照片中，贺子珍满头银发，坐在轮椅上，跟外孙女孔东梅在一起看画报，神态安详。直到此时全国民众才知道，当年井冈山的女红军战士依旧在人世，而且已经是年迈的老人了。

贺子珍和外孙女孔东梅

这是一份迟到的荣誉，让贺子珍心情大好，身体也逐渐有所好转。在医院病房里，贺子珍还对医生和护士们说：“我还要工作，要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出力。感谢你们帮我恢复健康，我也要配合你们把身体搞好。”

贺子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三个请求：我要去北京、我想去瞻仰主席的遗容和我想去看看天安门。这三个请求中，去北京、去天安门看看，是贺子珍埋藏心底30年的愿望。

对于贺子珍的这三个请求，上海市委不敢做主，相关领导立即向中央汇报。那么，贺子珍的请求会被中央允许吗？为何去北京是贺子珍埋藏心底30年的愿望？一切要从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国说起。

贺子珍当时是带着女儿李敏（即娇娇）、毛岸青（注：毛岸英于1945年底回到延安）乘坐火车回到国内，起初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1949年初，贺子珍又从哈尔滨来到沈阳工作生活。

不久，贺怡来到沈阳，姐妹俩时隔十几年后再次见面。贺怡此时来沈阳，有一项重要任务，把李敏、毛岸青接到毛主席身边生活。李敏当年去苏联时还不满4岁，如今已经12岁了，是只会说俄语的“洋娃娃”，她对自己的父亲是毛主席持怀疑态度。

贺子珍和贺怡

一天，贺怡对李敏说：“娇娇，你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你爸爸写信吧，你应该写一封信。”李敏一听也觉得有道理，这样也可以确认下父亲真正身份。李敏就用俄文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贺怡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贺子珍也写一封信寄给毛主席。贺子珍起初不愿意，在贺怡不断劝说下，她终于写了一封信，大意如下：

“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大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9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很苦，什么都要自己做，劈柴、烧饭、洗衣服、带 孩子、种地、织袜子，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毛主席和贺子珍在陕北

信写完后，贺子珍把两封信放进一个信封，还塞进了李敏两张最新的照片。自从信寄出后，贺子珍就期待收到回信。很遗憾，贺子珍未能收到毛主席的回信，只是一封发给李敏的电文：

“娇娇：看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毛泽东。”

虽然没有收到回信，贺子珍还是很高兴，跟贺怡聊天时脸上笑容也多了起来。时间到了1949年3月底，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北平西郊香山，毛主席住进香山双清别墅。不久，毛主席派的警卫员来到沈阳，让贺怡将李敏和毛岸青送到北平他身边生活。

贺怡很快带着李敏和毛岸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当李敏在车厢里使劲向母亲挥手时，贺子珍的脸上表情复杂无比，她多么渴望也一同去北平啊。贺怡来到香山完成任务时，他话锋一转，对毛主席说：“主席，娇娇在火车上还问什么时候让她妈妈过来？”

毛主席一听，沉默良久，最后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我们还是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办吧！”于是，贺怡立即前往沈阳去接贺子珍，可意外再一次降临。

毛主席和贺子珍在陕北

1949年6月，贺子珍和贺怡登上了南下火车。当火车停靠山海关车站时，突然上来两位同志，对方自称是从组织上派来的，其中一位同志说：“你们暂时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就这样，贺子珍在即将进入北平时被阻止了，火车只是经过了北京，她来到天津暂住。没过多久，毛主席派身边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科长阎长林带着李敏去天津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来后，毛主席详细向他了解贺子珍近况，最后叹息地说了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贺子珍在天津没有生活多久，就被安排南下来到上海休养。贺子珍来到上海后，最开始住在虹口区溧阳路1267号公寓。贺子珍稳定下来后，毛主席致电陈毅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费用等都从他稿费中支出。

陈毅直接回电：“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1950年春，毛主席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大意如下：

子珍同志：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晚年贺子珍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那一刻，贺子珍泪如雨下，她深知一切都难以挽回，想回到毛主席身边再也不可能了。不过，每当李敏寒暑假时，毛主席都让她去上海看望母亲。就这样，李敏成为两人之间的“特命全权大使”，担负起父母之间情感交流的责任。

每一次李敏南下上海，毛主席都会亲自给女儿打点行李，还用稿费购买不少北京土特产给贺子珍捎去。同样，李敏结束探母之行后，贺子珍也是大包小包让女儿捎上带回北京。1953年6月，毛主席约见来北京开会的贺敏学，谈话中谈了贺子珍近况。

毛主席让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则回答：“子珍妹曾跟我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主席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主席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主席致开幕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大会实况转播。这天，贺子珍正在贺敏学家中，当她打开收音机时，被传出来的毛主席声音惊呆了。

这声音对贺子珍来说太熟悉了，可又是那么遥远！这天，贺子珍把毛主席的讲话听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忘记吃饭、忘记睡觉。第二天，嫂子李立英起床后发现贺子珍呆坐在椅子上，而收音机一夜没关早已烧坏了。

晚年贺子珍

从此，贺子珍因精神受到刺激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也不太愿意遵从医嘱吃药。毛主席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立即让李敏去上海看望母亲，还给贺子珍带了一封信。信中，毛主席劝贺子珍听医生的安排，好好吃药，不要再抽烟了。

贺子珍收到这封信后，听从了劝告，按照医嘱吃药休息，把烟也戒掉了，身体情况有很大改观。1958年夏天，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生活。鉴于贺子珍身份特殊，江西省委非常重视，将她安排住在南昌三纬路一幢幽静安全的小院子里。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南昌之行，让她跟毛主席时隔22年后再次见面。1959年7月9日晚，贺子珍跟毛主席在庐山180号别墅（即美庐别墅）二楼见面。毛主席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

两人隔着茶几面对面坐下，看到面前的人是毛主席，贺子珍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失声痛哭，结果一句话也无法说出来。毛主席见状，以温和地口吻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

毛主席又说：“你这几年生活得如何？身体都还好吧？”贺子珍情绪稍微平静下来后，她仔细打量毛主席后说：“我现在好多了，就是你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毛主席则表示现在更忙了，比以前打仗时还要忙碌。

庐山美庐别墅

两人就这样一问一答，贺子珍详细叙述了当年在苏联生活情况。毛主席听得很认真，最后他反问道：“当年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帮忙劝说你留下，可是你就是不回头。”

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情绪低落。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地流了下来，她哽咽着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两人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分别时毛主席表示第二天再谈谈，未曾想两人自此永别。

第二天，贺子珍被悄悄送下庐山。自庐山见面后，贺子珍再一次病倒了。毛主席则再次派李敏去南昌照顾母亲，在女儿的精心照顾下，贺子珍的身体情况有了很大改观，直到1963年回到上海生活。

时间进入1976年，毛主席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而李敏一家也搬出了中南海。因种种原因，李敏当时很难自由出入中南海，直到当年9月初她才能内部通报中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于是不顾一切进入中南海。

此时毛主席已经无法下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鼻孔里也插了鼻饲管。李敏眼泪止不住流下来，看到女儿来了，毛主席用微弱的声音问：“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无言以对。

毛主席和女儿李敏

就在李敏准备离开时，毛主席吃力地向她作了一个手势，右手的大拇指跟食指连成一个圈。李敏不知道父亲此举的寓意，后来她才知道父亲那个圆圈手势是指母亲，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

在生命最后时刻，毛主席还在关心贺子珍，这怎么不令人感动？所以，当毛主席逝世后，贺子珍极度悲伤，当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始那一幕，向中央提出了3个请求。

贺子珍的请求第一时间得到中央同意，并派出专机飞抵上海。1979年9月3日，坐在轮椅上的贺子珍被大家抬上了专机。随着飞机升空，贺子珍心潮澎湃，多少个日日夜夜她渴望来北京，这一次她是真正意义上来到北京。

鉴于贺子珍身体情况，她一下飞机就被送到301医院。一住进医院，贺子珍就提出要去天安门广场，并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9月8日，在毛主席逝世3周年前一天，贺子珍在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遥想30年前毛主席就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贺子珍久久凝视悬挂在城门上方的毛主席画像。紧接着，李敏推着贺子珍进入毛主席纪念堂，映入眼帘的是毛主席坐像。贺子珍让李敏把早已准备好的花圈敬上，只见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贺子珍向毛主席敬献花圈

过一会儿，贺子珍进入遗体陈列室。时隔20年后，贺子珍再一次“见到”毛主席，可再也无法听到他的教诲了，她失声痛哭。来之前，301医院医生一再告诉李敏要控制瞻仰遗容时间，以免过于悲伤对病情有影响。

李敏推着母亲缓缓绕着水晶棺走了3圈，并拍了最后一张“合影”。离开毛主席纪念堂后，贺子珍不停地回头。显然，贺子珍希望把这里的一切都牢牢记在脑海里。外孙女孔东梅后来在多个场合提到外婆当年去毛主席纪念堂的一个细节：

“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因患中风偏瘫、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疾病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鉴于贺子珍的特殊身份，邓小平亲自给她的葬礼定下了规格：我们中央领导人都要送花圈，骨灰放一室。

贺子珍和女儿、女婿在毛主席纪念堂外留影

一室是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号室，这里摆放的都是新中国开国元勋的骨灰，比如朱老总、彭总等人。贺子珍骨灰也摆放这里，寓意不言自明。谨以此文致敬贺子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