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朝阳群众抓捕克格勃立大功，苏联方面多年不知是咋暴露的

前几日，著名钢琴家李某违法被朝阳群众举报后，“朝阳群众”这个特殊的组织再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在近几年的娱乐圈新闻、法制新闻中，“朝阳群众”的存在感可是相当不低。

有人盘点了朝阳群众曾经举报过的违法犯罪的明星，竟达十几人之多，其中不乏如宁财神一样广为人知的著名编剧。可见朝阳群众在面对违法犯罪时绝对是“一视同仁”，通通举报没商量。

朝阳群众

在见惯了“朝阳群众”的神秘与强大后，甚至有网友调侃称“朝阳群众”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P.S，其他四大王牌分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

少为人知的是，朝阳群众还曾经与其他王牌情报组织之一“交手”过——1974年，朝阳群众协助警方抓捕住了苏联克格勃的间谍。

1974年1月15日晚，一辆牌照为“使01-0044”的白色伏尔加牌轿车悄悄驶出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北京的东北郊驶去，最终在西坝河桥附近一处较为阴暗的地方停了下来。

不久后，桥车上下来了两个人，他们似乎提了什么东西，向着西坝河桥下走去。两人离开后，这辆伏尔加轿车也快速离去了。

能够乘坐使馆专车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使馆的工作人员。令人疑惑的是，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在很晚的时候去到北京比较偏僻的地方，而不是好好在使馆内休息呢？

伏尔加轿车

答案很快便揭晓：过了一会儿，西坝河桥另一面出现了另外两人，他们简单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交换了各自的物品——来者将自己所带的口罩交给了使馆工作人员，使馆工作人员将自己手上的深色旅行包递给了对方。

看几人沟通之顺畅，交换物品之迅速，显然不是第一次见面沟通了。但这次略微有些不一样：就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红色的信号弹蹿上了天空，三百名早就埋伏好的警察和朝阳区群众冲了过来，将这四人绳之以法。

直到被抓捕，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次接头如何被泄露了消息。

《苏修间谍落网记》

很快，中方紧急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将五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使馆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人民日报在五天后便报道了整个事件，1月23日，《人民日报》再发文报道《苏修间谍落网记》。作为我国的党报代表，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官方态度，中国相当于揭下了苏联的遮羞布。

据说，此事令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恼火异常，他认为此事让克格勃丢尽了脸。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间谍如何败露对于苏联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谜。中方心中当然清清楚楚，这次特大间谍案破获的关键，就是间谍本人——李洪枢。

《苏修间谍落网记》

对于李洪枢的出身有着不同的说法。有媒体报道称，他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解放后家庭成分被划分为地主；他因此而不甘心，于1967年非法越境进入苏联。

根据李洪枢自己的说法，他是黑龙江双鸭山人，当年偷渡是为了“探亲”——他的兄嫂于早几年的时候偷渡边境，跑到了苏联生活。

早年偷渡到苏联生活的兄嫂成为了李洪枢叛国的理由：他说，是因为自己的亲人在苏修手中，他才不得不为苏联谍报机关效力的，否则他亲人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证。这种说法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

“偷渡”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词汇，我们一般所见的是其他国家的人通过边境想要偷渡到我国。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中苏边境偷渡到苏联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但是无论何时，“偷渡”都是妥妥的犯罪行为，一旦发现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在中苏关系已经恶化的20世纪70年代，偷渡到苏联的人都会按叛国投敌论处。

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了呢？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示威。

说是“示威”，实际上无异于攻击——游行队伍拿着砖头、墨水瓶等硬物砸向大使馆，导致主楼和两侧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窗户几乎全部碎掉了，某些地方四层的窗户也碎掉了。

而当中方大使馆试图缓和关系，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1971年2月9日到使馆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时候，苏联《消息报》很快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智取威虎山》。

显然，作为苏共官报，《消息报》的态度代表了苏联官方的态度。因此，我方大使馆经请示取消了电影招待会，并严正指责苏联的行为影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智取威虎山》

在这样的情况下，偷渡到苏联的人被判定为“叛国”是不冤枉的。

而这些偷渡客中，的确有很多出卖了自己的祖国——最开始的偷渡客提供给了苏联方面一些情报，包括地方党组织结构、人员名单、驻军情况等。这让苏联情报部门意识到了其中隐藏的机会。

因此，苏联开始将偷渡客划分类别，从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第一类是几乎不能给苏联提供任何情报，本身也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会被遣送回国。

第二类是一些中俄混血儿，或者地方党政干部，苏联允许他们定居境内。

第三类是一些比较聪明，有特殊身份或掌握一些特别技术的人，这些人经过情报部门的考察和培训后，会成为间谍派回中国国内。

李洪枢就属于最后一类。专案组成员刘复之的回忆录中写明了他受到重视的原因——李洪枢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生。

据李洪枢自己的供词所说，他于1967年4月偷渡到苏联，1970年便被送去莫斯科，接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并于1972年6月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

看这已经堪称成熟的培训流程，偷渡回国的口岸选择，可想而知李洪枢虽然是这批被培训的偷渡者中最出名的一个，但绝不是唯一一个。

这一点，当时我国的公安部门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在李洪枢偷偷潜回国内后二十几天，我国安全机关已经秘密逮捕了他。

当年叛逃出国，在苏联接受了好几年训练的李洪枢，在思想上已经非常抗拒自己的祖国了。

因此，当我国安全机关试图逆向利用他的时候，李洪枢表现出了极端的不配合——他始终沉默着，不听任何人的劝告，也不配合任何行动。中途，他甚至偷偷逃跑过一次。

之前被捕的时候因为事发突然，李洪枢没有来得及向自己的上峰通报。而这次逃跑的时候，李洪枢借机给苏联大使馆打了一个电话。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苏联大使馆没有将他的求救当回事儿——也许是因为时间紧迫，他没有讲清楚；更可能的是，苏联方面原本就不缺这一颗“棋子”。

很快，在一片高粱地中，李洪枢被再次捕获。仍然不配合的他甚至没有在一开始就交代自己曾经给苏联大使馆打过求救电话的事情。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已经引起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注意——周总理亲自指挥此案，并成立了以解放军少将李震为组长的专案组，组员包括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北京卫戍区司令、北京市公安局正负局长等。

可见，当时中国在反间谍上绝对是下了苦功夫。

周总理

李洪枢本人倒不至于这么重要，毕竟他刚刚偷渡回国内，还没来得及给苏联方面传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突破口：证明苏联在不断向中国派遣间谍，也是中国撕开苏联在中情报组织的豁口。

可惜，这个“豁口”在二次被捕，明知道逃掉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他的沉默，展现出不配合的态度。

这也难怪，毕竟一方面他接受了苏联多年的洗脑，另一方面他也担忧自己的安全和前路：谁会相信一个投敌叛国的人呢？

专案组为了撬开他的嘴，让他能够反过来为我们所用耗尽了心思。最终，决定采取软化的政策。

公安

成员们吃住都同李洪枢在一起，就连办案的时候都不避着他；中央还特别交代，谁都不需对李洪枢怀有敌意，当着他的面说话不可以吞吞吐吐，不可以造成新的隔阂。

专案组成员们身体力行，努力将李洪枢当作自己真正的“同志”。他们一起吃喝，甚至一起打扑克、一起聊天。

李洪枢的心思也在这样的集体生活中发生着变化。他开始不用敌对的眼光看大家，不时时刻刻摆出一副防御的姿态，可以跟大家一起开玩笑，甚至一起玩了。

有一段时间，李洪枢的纠结是非常明显的。他有的时候会和大家一起笑，有的时候却坐在角落里心事重重的样子；有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吃喝，有的时候却会绝食，什么都不干。

任谁都看得出来，李洪枢已经有所改变，正在和被苏联洗脑的自己作斗争。专案组成员们将这一可喜的变化汇报给了周总理，总理批复道：“对李洪枢继续采取感化政策。”

周总理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李洪枢原本就是中国人，在感受到来自同胞的温暖后，他转变了，同意作为“双面间谍”，为中方所用。

专案组也进行了下一步：麻痹苏联情报组织。他们请示总理，先让李洪枢放出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给苏联情报组织，以迷惑对方。

例如，在国防部长换任的时候，提前三天告诉李洪枢谁即将继任国防部长一职，三天后这个消息才会见报。

尽管只提前了三天，但是这个情报证明了李洪枢可以窥见中央高层的任命，会让苏联方面感受到李洪枢的价值。

有些情报则是故作神秘，例如东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一个土包，有可能是军事工事等等。还有一些真真假假的部队调动，既保持李洪枢的价值，真假参半又能够迷惑苏联军方。

周总理

很快，李洪枢接到了新的任务，要求他在黑龙江甘南县与苏联情报人员碰面。这是他们一早就确认好地接头点，但是距离北京太远了。

专案组成员们也十分纠结——太远了，行动不便，而且也怕李洪枢在路上跑掉。思前想后，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冒险一试：几名专家陪同李洪枢一起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达了甘南县。

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李洪枢没有逃走，还在这儿接到了最新指令：1974年1月15日晚八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等待接头。接头人将给他最新的电台、密码、手枪和活动经费。

专案组们努力了近两年时间，不断感化李洪枢，“放长线钓大鱼”，终于有了收获。他们高兴地将最新情况报告给了总理，总理也说：“可以破案了！”

抓捕谢苗诺夫、柯洛索夫等人的现场

在警方力量不够的情况下，朝阳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帮助盯梢，排查周边可疑人员，以及服从专案组成员安排提前撤离西坝河一带。

就连附近居民家的狗也被喂了酒馒头，醉倒后被塞到了床底下。在实施抓捕的时候，群众们主动成为了候补力量，帮助警方捉拿犯罪嫌疑人。

那天，苏联方面联络人按照原计划出发。为了保证隐蔽，他们做了许多准备。

乘坐在那辆使馆专车中的一共有五个人，分别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

其中，负责下车与李洪枢接头的只有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两个人，其他三个人都是他们的掩护。为了在中途停车的时候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汽车的尾灯，使之在踩刹车的时候不会发亮。

朝阳群众与警察们抓捕谢苗诺夫、柯洛索夫等人的现场

夜晚九点十分左右，两位驻华使馆秘书躲进了桥洞里；约过了二十五分钟后，李洪枢和另一名同伙前来接头。

几个人简单对了暗号后，李洪枢便给出了准备好的线索——用密封塑料底封在了白口罩内部，谢苗诺夫则给出了装着新电台、经费的旅行包。

就在此时，我公安机关同民兵、群众一起一拥而上，将几人顺利抓获。证据也没有被错过——谢苗诺夫为了脱罪，将白口罩扔进了附近的河沟里，但是被朝阳群众们捞了起来。

这只写了中国重要情报的白口罩，以及手提包里的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的“指示信”，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等成为了最好的证据，几人在进行特务活动而不是什么其他的“朋友会面”的事实板上钉钉。

《苏修间谍落网记》

而这一切不仅被参与行动的人看在了眼里，也被到来的摄像机记录了下来。

恰在此时，那辆小轿车在兜了一圈后回来了，它是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回使馆的。

于是，车上的三名协助从事间谍活动的人也一起被抓捕归案。这天晚上车上的五个人，便是后来被驱逐出中国的五名苏联外交人员。

此案破获后，总理十分高兴，说道：“你们立了一大功，李洪枢也立了一大功。”

因此，为了让他安定地生活下去，李洪枢改名换姓，成为了北京的一名普通公民，被分配到北京一个工厂工作，娶妻生女。他人生中传奇的部分就此谢幕。

《苏修间谍落网记》

对于苏联和中国来说，间谍抓捕归案、驱逐出境只是开始。接下来，中苏之间还有一场“仗”要打——一场舆论宣传仗。

中方详尽的长篇通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轰动，苏联名望一时之间大跌。尽管各国都免不了存在间谍活动，但这样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其他国家就算是出于维护自己“正义”形象的需要也要谴责苏联。

一向与苏联水火不容的西方报刊全文转载了这篇通讯，并将其中的细节专门拿出来津津乐道，甚至有报刊评价称这是“詹姆斯·邦德系列故事的中国现实版”。

中国这次间谍案也使得很多国家引以为戒，开始寻找并驱逐国境内的苏联间谍。

为了进一步进行反谍宣传，公安部专门举行了《打击苏修间谍展览》，一些国家领导人、外国兄弟党负责人都曾经前来参观过。

1977年，国内还以李洪枢一案为原型，拍摄了许多部反国际间谍的影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叫做《熊迹》。

《熊迹》宣传画报

这些影片无不揭露了克格勃特工的活动，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一致欢迎。

苏联方面不甘示弱，曾经策划过一起“间谍案”诬陷中方大使馆成员。这名不幸的外交人员名叫关恒广。

当时，中国已经预计到了苏联可能会抓一名我方外交官，于是紧急通知驻苏大使馆做好相关应急准备，大使馆也通知了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出门，全部在家休息。

然而还是有一人被抓住了，此人就是关恒广。在苏联大肆调查下，终于找到了这名已经在回国探亲途中的中国外交官，当时他乘坐的火车已经到了西伯利亚境内。

关恒广（右）

克格勃立刻派出特工用飞机追赶关恒之所在的火车，准备用他来“交差”和反诬陷中国。

1974年1月19日，中国抓获苏联间谍四天后，在已经接近中苏边境的苏联伊尔库茨克市，苏联特工终于登上了关恒广所在的火车，并径直奔向了他所在的车厢。

刚好，关恒广身边的座位上没有人。于是，克格勃的计划上演了：

一名美丽的女乘客坐到了关恒广旁边的座位上，开始同他用俄语搭话。说了几句后，这名女乘客貌似不经意地将一包东西递给了关恒广。

面对比较友善的人递过来的东西，人们下意识的反应都是接过来。

没有接到通知（那个时候通知都要用电台和信件）的关恒广也没有做好反特准备，他自然而然地接过了包裹。

这一幕被克格勃的人照了下来，成为关恒广“从事反苏间谍活动”的“罪证”。

关恒广（左一）

无辜的关恒广当即被克格勃特工抓了起来，用直升机押送回莫斯科。紧接着，苏联效仿中国的做法，以“企图向苏联女公民索取军事性质情报”的罪名将关恒广宣布为“不受苏方欢迎的人”，被限期离开莫斯科。

当然，关恒广回到国内后受到了热烈欢迎，被带上了大红花，也被告知：“你受委屈了！”

苏联方面的“反击”没有到此为止。时隔四十年后，俄罗斯《绝密报》在2014年12月披露了当年的另一个内幕：苏共中央秘书处也曾决定“用从特殊渠道获得的一些材料制作称影视片，揭露中国情报机构特工的活动。”

安德罗波夫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惜，正如《绝密报》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间谍材料中几乎不含任何细节，明眼人一看便知是空穴来风的宣传品。

因此，他想要像中国的反谍宣传片一样为大众所知、甚至向全世界播放，基本都是一个空想。

甚至，安德罗波夫还曾经设想这种影视作品可以“降低中国情报部门反苏的侦察、破坏活动的规模”，还可以在国际社会上“营造对我们（苏联）有益的社会舆论氛围”。

显然，粗制滥造的影片和真实的故事是不一样的，安德罗波夫所设想的一切都不可能成真。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克格勃出品的第一部反映“中国间谍”的作品《郭秀山的供状》在苏联国内收获最多的评论是：“无聊之作！”

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宣传与反宣传活动更多出于政治目的。好在这场闹剧最终也迎来了结局：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意识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做出了许多弥合中苏关系的努力。

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在大势面前也没有坚持自己的个人立场，而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因而，这场间谍宣传战就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