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来，科举为不少寒门学子提供了一飞冲天的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并不是说说就算了。

一旦能够身居庙堂之上，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便可以得到急速的提升，获得最好的社会资源，从而福庇子孙。

但有个现象非常奇怪，古代官员不管官做到多大，一旦卸任，无一例外都会选择遣散仆人，告老还乡，一路轻装简从，显得有些许落寞。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这些人多担任朝廷的要员，在任期间在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为国家立有大功，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他们为何不选择在任职地购买房产，而选择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历史上的怪现象

不管是在唐宋时期，还是明清时期，无一例外的是都有着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尤其是在社会资源严重不平衡的古代。

可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官员都在奉行“告老还乡”的“潜规则”，这在古代叫“致仕”。

“致仕”兴起于周代，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虽然在形式与政策方面，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但是方式却大同小异。

简单来说，就是官员将自己手里的权力还给皇帝的一种方式。

这对于卸任的官员来说，着实有几分残酷。要知道，朝堂之上的这些官员，当时可都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返回原籍之后，他们便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回到地方之后，这些卸任的官员，见到县令都要给几分薄面，即便这些人当时还是自己的下属，但是在卸任后，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了。

卸任后的官员就是个百姓，但是在职的县令，还是朝廷的正式官员，身份地位对照之下，高低立判。

可即便是这样，可不要以为县令可以对当年的老上司公报私仇，因为这些“老上司”虽然人已经退休了，可是他们在朝堂上还有朋友，学生，以及这么多年来的关系网。

与县令掰一掰手腕，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话虽如此，“致仕”官员多不会与地方官产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还要顾及到皇帝这一层关系。

即便是卸任了官职，皇帝也多会派遣眼线去跟踪和监视，看他们有没有为祸一方。当年嬴政赐吕不韦回封地养老，但吕不韦没认清自己，继续接待六国使者，最终被嬴政赐死，便有这方面的原因。

皇帝想看到的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退休者，而不是一个为患一方的“刁民”。明朝时期，李善长便是在退休之后，还在千方百计地刷存在感。

除了给汤和借兵盖房子之外，还对于胡惟庸造反选择知情不报，导致自己在70多岁还被朱元璋残忍杀害，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为“自作孽不可活”。

官员为了不在任职地买房

虽然一些寒门学子取得了官职，也获得了房子、车子和票子，状元郎运气好还会获得某些高官家的千金小姐，但这一切，除了老婆和钱是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却是属于朝廷。

朝廷分配给官员的豪宅，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不同的官员等级对应着不同的住房等级，他们会随着职位调动而随时搬家。

要知道，在古代，官员升迁罢免非常频繁，如果每个官员都“赠一套”房子，那国内大部分的赋税都要用到给官员盖房子上面去了。

可以这么理解，官员的房子都是朝廷的“福利房”，仅仅是在任期间使用，离任之后就要收回去。

既然如此，那么官员为何不在任职地买房置田？并不是因为他们买不起，而是因为官员购置的房产在历朝历代都受到了很严格的限制，不少朝代都明令禁止官员私购住房。

这个原因可以简单理解为：官员想买而不能买。

皇帝的真实想法

如果所有的官员都留在当地养老，那么这些官员将成为最尾大不掉的一批人。原本皇帝作职位变更，便是为了能够补充朝堂上面的新鲜血液。

可如果这些老臣还生活在都城，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干预朝堂上的决策，会让皇帝之前的战略布局成为泡影。

最简单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便是“眼不见心不烦”，将他们驱离京城，然后再派几个人监视一段时间，以做到心中有数。

如此一来，既解决了都城住房拥堵问题，又将这群“顽固势力”驱离京城，最大限度上保障了皇帝的利益。

皇帝作为一名决策者，他既确保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又确保这些官员可以“安稳度日”，这招实在是高。

叶落归根的思想

中国人讲究“根”，更希望自己能够叶落归根。从思想层面来说，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家乡以及自己的出生地都有着很深的印象。

不管走到何方，家乡都是这些老臣们内心最难以割舍的净土，年轻人不管怎么跑，年纪大了之后，金钱美女或再不是他们的追求，他们更多的是追求一份感情的寄托。

家乡虽然不富裕，但却是他们内心最渴望到达的地方。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家乡反而成为了最合适的地方。

后记

综上所述，官员之所以选择告老还乡，一方面是他们在任职当地没有住处，不得不选择回老家。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皇帝安心，远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省得影响朝堂上面的决议，让皇帝心里膈应。

最后一方面因素，是因为人们对于家乡发自内心的渴望吧，回到自己出身的地方，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叶落归根也未尝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