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

而在核爆试验前夕，周总理就核试验的工作在紫光阁召开了重要会议。就在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却突然站起身来，提出了需要提前告退的要求。原来，张爱萍还要去参加一个外交部组织的重要活动。

说清楚请假原因的张爱萍正要着急离开，却被周总理叫住拦了下来：“爱萍，请留步。”

接着，周总理平和但又坚定地表示，出于保密的原因，他必须要对张爱萍进行例行检查，需要对张爱萍衣服上的每个口袋进行检查，看是否有携带会议相关的文件或者笔记。

为了安抚张爱萍的心理，周总理又拿自己举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以自身教育：邓颖超也是老党员，有着十分坚定的信仰和爱国精神，但因为她的工作与试验无关，所以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因为保密无小事。

随即，在会议室参会者的注视下，张爱萍实实在在将自己衣服上的几个兜，都仔细地掏了一遍。在检查完张爱萍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时，周总理才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张爱萍这才得以去参加外交部的活动。

张爱萍也是资历深厚的老党员了，为何周总理还会如此谨慎呢？

周总理

原子弹的研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国内在经过帝国主义近百年的殖民和连续十几年的战争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好好建设我们的祖国。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的工业初步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是更多的是发展基础工业的建设，比如水泥厂、钢铁厂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技术要求没有过高，社会的需求量又很大。

而与之相对的，就是我国重工业的建设和国防事业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缺陷。而这两样，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又恰恰十分重要，因为美国曾不止一次的对我国进行核威胁。

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国派出志愿军支援北朝鲜这一举措，直接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

后两次美国对我国进行核威胁都是与台湾有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就不断地扶持蒋介石在台湾的势力，还经常派军舰停留在台湾海峡，目的就是为了阻挠大陆统一台湾。不仅如此，美国还积极鼓动蒋介石划峡而治，想要分裂中国。在这期间，美国曾经多次威胁中国说要对大陆使用原子弹。

但是当时我们国家才刚刚从战争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国家实力还非常弱，对于美国的这些挑衅，我们也只能无奈地选择忍耐。而当时真正能摆脱美国的这种威胁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研究出自己的原子弹。

但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和民生上的损失，还有人才上的断层，当时国内几乎找不出来研究核武器的专业人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研究原子弹，但是好景不长，在这个项目还没进行多长时间，苏联就在1960年单方面宣布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援助。一时间，原来的苏联专家被撤走，所有的资料也不再对中国开放，所需的设备也不再对中国供应。

就这样，刚刚开始的原子弹研究就只能暂时搁置了。

不仅是技术上很多的难关无法攻克，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当时国家正值百废待兴之际，国家处处都需要钱，而原子弹的研究更是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持。在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下，很多重要领导人在研发原子弹这件事情上也产生了分歧。

当时有一部分人觉得研究原子弹势在必行，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只有自己研究出了原子弹，才不用继续被美国隔三差五的威胁。虽然美国没有真的对我国进行核打击，但是没有原子弹就像是一根哽在喉咙里的鱼刺，弄得人没有办法顺心。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实在是非常不容乐观，很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应该先集中力量搞好基础建设，发展经济。而研究原子弹则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但只要经济有了起色，就可以立即重启对原子弹的研究。

不得不说，两边人的意见都是十分有道理的，也都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给出的意见。这可让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犯了难，毕竟两边都争不出来个结果，谁也没办法说服另外一方，刘少奇也不知要怎么拿主意了。最终，他决定坚持党的一贯做法，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于是，刘少奇决定先派人去调查一番再做决定，毛主席在知道后也肯定了刘少奇的做法。但是派谁去也是个问题，最后选来选去，陈毅和聂荣臻两位领导决定将这个负责调查的任务，交给当时的副参谋长张爱萍。

张爱萍

张爱萍的调查工作

张爱萍也是老党员了，他在建国后几乎就一直在国防部工作，对当时我国的国防现状有着很深的了解。而且很早的时候，他就提出自主研发原子弹对我国的国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接到上级派给他的这个调查任务时，他拿出了十分谨慎和认真的态度。

张爱萍最先做的，就是找到专业人员了解原子弹相关的基础知识，同时他还去翻阅大量的相关书籍，对原子弹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有了这些知识打底后，他便对我国当时的原子弹研究进展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张爱萍为了保证自己的自己的调查更加专业，还邀请了当时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一起协同调查。二人秘密地一起实地走访了全国各个核研究基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最终向中央提交了自己的调查研究报告。

张爱萍在这份调查研究报告中指出：

我国当时的核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但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却做得不够好，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只要集中好力量，安排好资源和设备的供给，那么攻坚克难就不是问题，并且有望在1964年完成制作原子弹和试爆工作。

中共中央在收到张爱萍的这份调查研究报告之后，认为确实有必要进行原子弹的研究，也立即对张爱萍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改进，在历经几番周转之后，我国的和研究直接进入了冲刺阶段。

张爱萍上将

张爱萍为促进我国的核研究贡献良多

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尤其美国在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核研究后，更是加大了对我国的限制，还不断地向我国派出大量间谍，想要窃取我国核试验的情报。而这仅仅是美国部署的一小部分，他们还利用卫星等先进科技对我国进行相关的侦测。

出于这样的情况，我国的保密工作必须要做到极致。

首先就是在场地的选择上，几乎都处在偏远的西北荒漠区。这里人烟稀少，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员流通带来的不好保密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所有参与研究的人员生活环境将会十分艰苦。

其次就是人员的保密工作。许多来到大戈壁试验基地的人员事先都不知情，在投入进核研究工作之后更是不允许回家探亲，就连给家中的亲人通信都是被禁止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

许多来到核试验的研究人员最开始都十分不适应这里艰苦的环境，张爱萍就带头先扎根在西北，来更好地动员大伙。虽然戈壁滩上的环境十分恶劣，但是老一辈科学家们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生活问题是小事，最难的是试验器材也严重缺乏。就拿核爆采样的飞机来说，当时我国的飞机飞行高度完全达不到采样的要求，科学家只得先对飞机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还需要对飞机的性能和安全进行测试后才能投入使用。

张爱萍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一马当先地表示自己要亲自试验这架飞机。这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张爱萍却始终认为这也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在核试验基地没有什么下级和领导的区别。而且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自试验过了，心里才能踏实。

最终他力排众议，亲自试验了改装的飞机。

张爱萍对工作的认真程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再有重大的试验时，他总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了解各种细节，并且还要亲自到现场检查。

有一次，检查人员在东风－5发射前油路上发现了一块阴影，张爱萍立即展开了排查，最后发现是有人的鞋带掉了进去。从那之后，张爱萍就严禁所有人将将鞋带带入装配间。他的这个规定，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执行。

周总理要检查张爱萍的口袋

周总理虽然不能亲至核试验基地指导工作，但对核研究的工作却一直十分关切，他时常嘱咐张爱萍在平时的工作中一定要做到“更细致、更周到、更妥善”，所有环节都要保证万无一失。对于周总理的这些话，张爱萍时刻记在心中并严格地执行。

在原子弹试爆试验前夕，周总理在紫光阁召开了核试验最后进程的重要会议。在会议期间，张爱萍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不得不提前离场，于是他站起来向周总理告假。

周总理见此连忙询问张爱萍是否携带了核试验的相关文件，张爱萍十分肯定地回答道：“没有带”。

本来以为这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周总理仍然不放心。在这样严肃的事情面前，无论多么谨慎也不为过，这并不是周总理有意针对张爱萍，而是出于一贯对工作的严谨态度。于是周总理又对张爱萍说道：“口袋也要检查，看里面有没有纸条，保密无小事。”

直到张爱萍将所有口袋检查完毕后，周总理才真的放下心来。

在周总理的心中，核试验是国家大事，核试验的保密工作更是不容有半点马虎的。即使张爱萍对核研究贡献颇多，但在保密原则面前必须做到人人平等。而张爱萍对周总理这种严谨的态度不仅不反感，反而非常理解、敬重有加。

从这一个小细节我们就能发现，国家对于这次核试验的重视程度已经完全达到了最高级别。

最终在1964年10月16日的这一天，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顺利爆炸成功。一时之间，举国欢庆。这意味着我国挺直了腰杆，再也不用畏惧来自其他国家的核威胁。

小结

我国的原子弹顺利研制成功，离不开张爱萍的付出。作为为了建设祖国国防事业付出一切的先驱，张爱萍为后来的人做出了榜样。同样他对周总理严谨工作的服从，对保密工作的积极践行，更是为其他人树立了标杆，是一位非常值得敬重的革命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