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家风

朱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中央纪委书记，战争年代朱德南征北战为民族独立和自由立下不世之功，新中国成立后又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朱德全家福

朱德在日常生活中深知处理好大家小家的关系、教育好子女、过好“亲情关”的重要性。他坚持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对亲属讲原则严要求，形成了廉洁清正的优良家风，这个家风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他立下的“五心”家规：对信仰追求要有恒心，对党和人民要有忠心，对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热心，对人民群众要有爱心，忠于职守要有公心。

朱德一直强调：“你们在生活上要自力更生，不要依靠我，也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去当官，一定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为国家作贡献，我们老一辈要的是能够接班的人，而不是接官的人，接班就是要接为人民服务的班。”

元帅儿媳讲述家风

朱德的儿媳—赵力平老人，1944年经人介绍与朱德的唯一的孩子朱琦结婚，对于朱家的家风，她是最有感触的。

赵力平1926年出生在河北定县的一户农民家庭。1944年18岁的她被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指导员陶玉玲叫到队部，说是有事情。当她来到队部后，发现队部里坐着几位年轻的男同志，其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偷偷看赵力平，然后没有多久那个年轻人就走了。

陶玉玲看到那个年轻人走了之后就和赵力平说：“小赵，我这里也没什么事情了，你回去吧。”

陶玉玲见到赵力平问道：“小赵，你看昨天那个人怎么样？”

赵力平说：“谁啊？我没注意。”

朱德、赵力平（左）、朱琦（右）

陶玉玲说：“就是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印象么？”

赵力平恍然大悟：“哦，指导员你说的是他啊，我没看他。”

陶玉玲故作神秘地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赵力平：“他是谁？”

陶玉玲：“他就是朱德总司令的儿子朱琦，你们试着交往交往？”

朱琦，朱德总司令唯一的儿子，1938年来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在朱德的建议下，被送到了前线，有人不理解朱德为什么将自己的唯一的儿子送到前线，朱德解释说：“我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我的儿子不当兵，谁去当兵啊！”

后来在战争中，朱琦不幸负伤，落下了终身的残疾，被重新安排到了抗大七分校担任了一名科长。

只有十八岁的赵力平有点拘束地说道：“指导员，我现在才十八岁，太小了，不行的，我们老家有习惯，谈对象得经过父母同意，要不然不能结婚。”赵力平拒绝了组织的好意。

时过境迁，当赵力平晚年回忆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她认为当初自己年纪小，再加上朱琦是总司令的儿子，相处起来会有压力。

朱德、康克清、朱敏（右）

她曾经还征求过同学的意见，同学的看法和赵力平不谋而合，于是她决定放弃了。

可是没过多久，组织上特意把赵力平调到了朱琦身边做负责统计工作的参谋，希望赵力平在工作中逐渐接受朱琦。

后来，朱琦实在忍不住了，决定主动出击：“小赵，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上和你说什么了吗？”

赵力平回答道：“说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我觉得不行。”

朱琦看到赵力平这样回答，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赵力平在和朱琦的接触中，发现朱琦待人热情，和气，老实本分，两个人逐渐产生了爱情的火花。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七分校从延安搬迁到了内蒙古丰镇，朱琦和赵力平先后来到了贺龙所在的八路军120师工作，朱琦担任通讯科科长，而赵力平在文书科做参谋。

在120师工作期间，贺龙也十分关注赵力平和朱琦的事情。有一天，贺龙邀请赵力平和甘泗淇的夫人李贞一起吃饭的时候说：“想好了吗，小赵？”

贺龙突然问这一句，让一旁吃饭的赵力平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放下碗说：“贺老总，我还没有想好呢。”

在部队向张家口进发之前，贺龙再次找到了赵力平，说：“小赵啊，咱们马上进张家口了，你和朱琦的事情想得怎么样了啊？你们的事情赶紧定，定下来我们一起去张家口，我是司令员，代表组织给你们签了字，你们就算合法夫妻了，怎么样？同不同意。”

朱德和贺龙

说完之后，贺龙拿起笔来，在纸上一边写：“批准朱琦同志和赵力平同志结为合法夫妻，贺龙。”一边说道：“小赵，这个可是你同意的，别回头说是我和胡子逼你的。”说完之后，贺龙让秘书把这个条子交到了晋绥军区政治部。

1946年3月23日，30岁的朱琦和20岁的赵力平的婚礼在丰镇举行，当天晋绥军区机关的人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由贺龙亲自主持，主持完婚礼之后，他坐在酒桌上，叼着烟斗得意地和战友们说：“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不过在婚礼上，双方父母并没有出现，一直到1948年8月，他们结婚两年半之后朱德才见到自己的儿媳。

1948年8月，赵力平和朱琦经过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来到河北和中央工委会合，然后赶赴河北阜平县参加土改。结束了土改工作后，朱琦带着赵力平来到了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当朱琦夫妇二人，来到西柏坡之后映入赵力平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和土房，朱德作为解放军总司令也只穿着一件普通的早已褪色的灰布军装，热情地问朱琦：“这个就是你爱人小赵吧。”

朱琦说：“是的爸爸，她就是小赵，赵力平。”

朱德和康克清

赵力平和朱琦坐在院子里和朱德一起聊着天，朱德和蔼慈祥的神情让赵力平渐渐地摆脱了当初的拘束感。一旁的康克清大姐笑着说：“朱琦，小赵，你们赶紧要个孩子吧，你们的爹爹喜欢孩子。”

而朱德和康克清不知道是，朱琦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因为环境艰苦，三天之后就夭折了，朱琦夫妇为了照顾老人的心情，故意隐瞒了这个事情。

当朱琦夫妇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朱老总专门在家里炒了几个菜，和儿子儿媳吃了一顿团圆饭，第二天早晨朱琦夫妇和父母告别的时候，朱德将一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了自己的儿媳说：“小赵，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也不在场，这套《毛泽东选集》就当是爸爸给你的新婚礼物吧。”

朱德坐上了自己儿子开的列车

后来，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被分配到了石家庄铁路局，当朱琦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朱德的时候，朱德勉励到：“朱琦，你一直在部队工作，这次转业到了地方铁路工作，不能担任领导职务，要从头学起。”

当朱琦来到石家庄铁路局之后，从机车上的练习生开始做起，然后在司炉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做了三年，最后担任了副司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他没有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从最基层的一名工人开始做起，凭借自己的不断学习，终于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火车司机。

而赵力平在建国之后也跟随朱琦来到天津，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科级干部。1957年的时候，她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天津市文教系统，被调到了天津中心妇产医院。一直到1974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在渤海之滨的北戴河建立避暑区。而从北戴河往返北京的列车，经常要在天津更换车头。

有一次，朱琦驾驶着列车从北戴河回天津，他结束了工作之后还没有离开车间就接到了列车长的消息：“朱师傅，你稍等一下，首长要接见我们司乘人员。”

因为工作需要，具体哪位首长乘坐列车是保密的，当朱琦一边擦着被煤熏黑的脸，一边推开会客室的门，当他看到这位首长竟然是自己父亲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还以为是哪个首长啊，没想到是您啊。”

当朱德看着自己的儿子竟然是本次列车的司机时，高兴地说：“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今天坐上了我儿子开的火车了。”

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真实身份的朱琦，竟然是开国元勋朱德的儿子，这一下让乘务人员大吃一惊，问朱琦：“朱师傅，您是朱德委员长的儿子怎么从来没有和我们说啊。”

朱琦在一边不好意思地说：“我爸不让我说，怕你们给我搞特殊。”

朱德在北戴河

朱德这个时候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笑着说：“哎呀，泄露机密了，这下瞒不住了。”

朱德和朱琦聊了一会儿之后，朱琦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哎呀不好，爸我得去换水了，我过几天和力平回北京看您去。”

说完之后就急匆匆地和父亲告别后回到车头继续工作去了。

而赵力平在朱琦负责北京到北戴河的这趟列车的任务之后，一个人留在了天津，和朱琦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她晚年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在天津，爱人朱琦在北京，我一般只有周末的时间才会坐火车去北京一家团圆。”

而对于自己的孩子们，赵力平说道：“1950年的时候，我再次怀孕，孩子出生的时候正值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结束，爹爹给他起名为‘援朝’，由于我们工作都忙，爹爹和康妈妈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一再要求让我们把孩子送到北京抚养，一年之后，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和平也出生了，八个月的时候，他也被送到了中南海爷爷奶奶身边抚养。所以我们周末和假期基本上就是天津北京两头跑。再加上爹爹当初在朱家的帮助下求学，建国之后，他决定替家乡的本家兄弟们每家抚养一个孩子，如此一来爹爹家里将近二十口人，我们周末回家的时候，全家人足足挤满了两大桌。”

朱德和孙辈在一起

不过在当时，中南海里有三个“穷人”，一个是刘少奇主席、一个是陈云副总理，另外一个就是朱德委员长，他们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和帮助的亲戚多，曾经中央办公厅设法给予过补助，但是朱德从来没有去领过一分钱，而且当时制定薪金制的时候，他和毛主席一样都是定的一级工资，但是他和毛主席后来主动降级，一个月只有四百多块钱养活将近20口人，也经常入不敷出。

其实除了中央办公厅的补助之外，一直到朱老总1976年去世后他在二十多年里从来没有领取自己的元帅工资，他之前解释说：“我已经不在军队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了，还领元帅的工资干什么？这不是给国家添麻烦吗？”

严格要求孙辈，绝不搞特殊

对于自己的孙辈，朱德更是严格要求。他经常说：“孩子们从小就要养成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好思想、好作风，千万不要搞特殊化。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能到工农中去了。”

为了让孙辈们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当他们七八岁的时候，朱德和康克清就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当他们到了11~12岁的时候，每逢周末，朱德就让他们去服务社去买些煤、面和米，自己生炉子做饭吃。除此之外还给他们每人发一样农具，让他们去院子里刨坑、种菜、施肥、挑粪，学做庄稼活。

朱德

1967年，朱德将自己的刚刚初中毕业的外孙刘健送到东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当年刘健只有16岁，第一次离开北京的他来到东北，感到什么都很新鲜，干劲很足，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新鲜劲一过就感到又累又苦，情绪有一些波动。有段时间，连队里分配他负责养猪，放猪食的桶很大，他个子小又挑不动，经常洒自己一身猪食，他一气之下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到北京。

朱德知道自己的外孙想要回北京的事情之后，亲自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兵团，信中严肃地教育了刘健，朱德在信里说：和工农结合，是毛主席的教导，是考验年轻人能否接好革命班的问题，既然要接过老一辈的革命班，就要认认真真地为人民服务，养猪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劳动不分高低贵贱的，你要好好地安下心来在农村锻炼自己。

在爷爷朱德的耐心教育下，刘健逐渐地转变了思想，扎根农村磨练自己，1969年因表现良好，被连队推荐入伍。

1973年，朱德的侄孙朱进从部队转业后，来到北京看望自己的爷爷，希望可以通过他的关系，给自己安排一个待遇不错的工作，没想到当他说完自己的想法之后，遭到了朱德的拒绝说：“我不能去说情，你的工作就只能由地方政府根据你的能力来安排。”

1974年6月，朱琦因病去世，大家考虑朱德的心情，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一直到把朱琦安葬之后，才由儿媳赵力平赴京看望朱德的时候，通过康克清告诉了朱德，朱德听到噩耗之后，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进客厅，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才五十多岁，就这样走了，太可惜了……”

朱全华

没过多久，组织上考虑到此时的朱德已经88岁高龄，身边没有一个晚辈照顾，于是就把在北海舰队服役的朱全华调到了北京海军司令部工作，可以经常去看望和照顾朱德。

没想到有一天，朱全华看望自己的爷爷奶奶的时候，朱德问到：“全华，听说你回来了，你是来北京开会还是出差呢？”

朱全华听到爷爷这样问自己，肯定不知道部队上把他调回北京的事情，于是推托说：“爷爷，部队让我来北京帮几天忙，过一段时间就回去了。”

又一个周末，朱全华再次来到中南海看望朱德和康克清，这次朱德有些怀疑：“全华，你在北京呆了这么久，是不是已经把你调到北京来了？”

朱全华看实在瞒不下去了，只好承认。

没想到朱德没过多久就和海军的有关单位的领导进行沟通，将朱全华调到了南京军区海军某部，当调令下来的时候，正好是1975年的大年二十九，朱全华想和许久未见的妈妈一起过年，回到家里和朱德说：“爷爷，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南京军区海军某个基层单位工作，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除夕，我能不能在家里过了年之后再去南京报到呢？”

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在一起

朱德听到孙子的要求，亲切地说：“你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要做到服从命令听指挥，严格执行部队的纪律，我觉得你还是去部队过春节吧，去部队过春节和同志们在一起更有意思。”

朱全华想了想，说：“爷爷，我懂了，我现在收拾东西就去南京，和战友们一起过年。”

1976年7月，90高龄的朱德生命垂危之际，他在病床上和自己的女儿朱敏说：“我是一个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国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我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朱德虽然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他高尚的革命精神和品质，却是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终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