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8名甲级战犯判刑有争议，最终7人被绞死，1人靠装疯免罪

距离那场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战争已过去76年。76年来，尽管我们时刻提到铭记历史，但那场战争中仍存活于世的亲历者却越来越少。那是中华民族最深重的民族伤痛，而当年犯下此等滔天罪行的战犯们，最终又受到了什么惩罚？

1946年1月19日，二战结束后的4个月，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最终由中、美、英、苏、法、荷、印、加、澳、新、菲11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我国派出梅汝璈法官前往东京参与此次审判。

中国法官梅汝璈

3月19日，梅汝璈从上海登记飞往东京，抵达东京后，11名法官便先进行了一次审判预演。审判庭庭长韦伯宣告各国法官入场顺序时，将中国放在了美英两国之后。梅汝璈立即中断了预演进程，他向庭长据理力争：

“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他甚至脱下身穿的黑色法袍，以此抗争。最终，庭长与其他法官进行表决，更改了中国的入场顺序。然而，在这场注定艰难的国际审判中，这样的“不公”只是开始。

1946年5月3日，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受审的是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28名甲级战犯。事实上，最早被指控为甲级战犯的人有46人，但却有18人被宣告无罪释放。

审判一开始就十分艰难。《法庭宪章》并未提供明确的量刑依据，而各国的法律体系不同，所受日本侵害程度也不同，因此在对这28名战犯的量刑上也存在争议，尤其是在是否要处以死刑。

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上，如同当年拿破仑那样，但却遭到以中国为代表，受到日本严重侵略的国家的法官强烈反对。

美英支持对某些战犯处以死刑，但对象却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英战俘的战犯，而对那些向中国犯下重罪的一些战犯，却持暧昧态度。

印度法官的主张则更为荒唐，他以佛教的慈悲为怀和国家犯罪不追究个人的原则，主张无罪释放这些战犯。

梅汝璈在庭上，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强烈要求严惩发动侵华战争的战犯。他拿出众多日本罪行铁证，最终以6:5一票优势赢得战犯死刑的决定。

然而，虽定下死刑这一最重量刑，但却未能完全实践。这28名战犯中，有两名战犯在两年半的审讯过程中因病去世，另有一名在审讯中出现精神异常，最终被法庭宣判免诉！而这突如其来的精神问题，究竟是真是假，却耐人寻味。

另外25名甲级战犯中，仅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其余18名战犯分别判处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

在最后书写判决书时，梅汝璈提出：“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一部分，中国人才最明白自己所受痛苦，最有发言权，应当由中国人书写。”

最终，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共形成了90万字的判决书，其中包括梅汝璈代表四万万受日本侵略罪行所害的中国同胞，所写的10多万字判决书。

仅宣读判决书，便历时7天之久。足以可见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已到罄竹难书的地步。

1948年11月，国际军事法庭宣布，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

12月22日深夜，这7名沾满鲜血的罪犯被押往东京巢鸭监狱行刑，中、美、英、苏四国逐日代表到场监督行刑。

上绞刑台的顺序是按照各自的抽签顺序。第一个上绞刑台的是土肥原贤二，他是这几位中，在中国土地上待的时间最久，对中国最了解的人，这也成为他策划各种乱华事件的助力。从最早的“九一八事变”到汪伪政府的闹剧，都有他的身影。

临死前，他留下一句“往前跨，狭路亦变宽”，看似从容赴死的背后，却是对所犯罪行的毫不忏悔。

第二位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他的遗言更为讽刺，“明日始，无人畏惧无物愁”，反倒成了他对这两年来煎熬监狱生活的诉苦。作为日本首相，他承载着更多的政治意义，因此在判决前，他甚至畏罪自杀，但最终被救活，这样的战犯必须接受审判，他的生死也没有资格自己决定。

第三位是日军大将松井石根，提到此人罪行，只需一句他为南京大屠杀部队总司令，他便必然遭到中国人民世代唾弃。在遗言中，他对战争进行了反思，却未对罪行进行忏悔与愧疚。

第四位是日军中将武藤章，他参与了亚洲多地的大屠杀。临死前遗言中，仍充斥着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尘世间，妻儿固可恋，壮士豪杰，岂可苟偷安。”死前仍未认识到任何错误，还将自己比作豪杰，实乃讽刺，可笑至极。

第五位是日军大将板垣征四郎，他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任关东军参谋长，参加多场战争，后成为日军驻朝总司令。他也是唯一一位在遗言中提到中国的战犯。

“双膝跪拜神灵前，一心乞恕罪不浅。无限怀念中国友人，于今乃见，东亚之外，复有东亚，祝愿我国与各国讲和，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祈祷中国和大韩国国运隆盛。”

真心假意已无可考证，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遗言是这7名战犯中看起来相较真诚的。

第六位是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他是这七人中唯一一位文官，但就是这样一人，创立军国体制，将日本侵华罪行包装成正义之行。不上战场，却给所有侵华战争铺了路。他最后只给妻子留下了遗言。

最后一位是日军大将木村兵太郎，他手中也有仰光大屠杀等罪行，是个彻头彻尾的机器刽子手。而他的遗言也只提到了自己的妻子。

这些人，临死前会怀念妻子，面对死亡也会畏惧，也不过是个凡人罢了。然而在军国主义思想的洗脑下，他们却渐渐成为麻木不仁、无视生灵的残忍屠夫。中国有多少妻子失去丈夫，有多少儿女失去父母，有多少人失去再见明日朝阳的机会？我们无法原谅。

然而，也有些战犯成功逃脱。如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因其当年“剿共”有功，被蒋介石暗中保护，逃脱掉国际审判，最终国民政府对其进行象征性审判后，竟宣布无罪释放。

而一手组建731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的石井四郎，与美国秘密达成协议，以731部队所研究的生化武器数据作为自己性命的交换条件，逃过了审判和处罚。

1950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第5号命令，陆续释放了刑期未满的各级战犯，到1953年，这些战犯已被释放完毕。最终，他们仍未受到应受的惩罚。

任何一个年代，我们都不提倡战争，和平来之不易，但唯有铭记，才是对当年无辜百姓与抗战英雄们最好的告慰；唯有强大，才是对那段屈辱惨痛历史最大的尊重，最有意义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