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三子陈松年：两哥哥牺牲，姐姐悲愤而死，母亲临终留下遗愿

1947年2月，长江上游江津码头，风寒水冷，一艘货船离岸起航。船上，除了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还有两口灵柩。看上去颇有些苍老的37岁男主人，紧紧地扶着灵柩，望着渐渐远去的码头，泪眼朦胧。

“父亲，儿子不孝，让您和奶奶在异乡待了5年。今天，儿子带你们回家！儿子就在老家守着您们!”男子抚摸着灵柩，喃喃自语，寒风吹落他眼角的泪水，滴在棺木上。

越丰都、巫山，过城陵矶、汉口、九江，他寸步不离地守着灵柩，日夜兼程，终于抵达他们的目的地安庆。一路上有惊无险，他松了一口气。一别近10载，看着眼前这熟悉的家乡，夫妻俩紧紧抱在一起潸然泪下。

江津码头

“父亲，我们到家了！”没有鞭炮相迎，也没有夹道恭候，船停靠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看上去文静的男主人在安庆北门外叶家冲，选择了一块坐北朝南的山坡作为父亲最后的“安身之地”。

一切差不多都是在悄然中进行着，一块毫不起眼的墓碑上写着“先考陈公乾生之墓”八个字。在这里，他的父亲和母亲终于在一起了，再也不会有谁抢走他的父亲，谁也不能再把他们分开。

安葬完，他久久不愿意离开墓地。父亲、母亲还有自己，一家人在一起，这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幸福。如今，能够在一起了，却是他在坟墓外头，父母在坟墓里头。

再看看这个家，祖父、祖母走了，父母走了，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也都没了，就剩下一个孤零零地他。

“苍天啦，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么多的生离死别？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趴在父母的坟头，他悲声痛哭，那悲痛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脑海。

民国安庆（明信片）

他叫陈松年，是碑文中“陈公乾生”的第三个儿子，“陈乾生”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儿子之所以没将父亲的大名具上，是怕“树大招风”，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会受到打扰，这是安全之举，也确实起了作用。

1910年，安庆南水关一栋名曰“法月”门第的豪宅中，一声婴啼，一个新生命诞生在这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中。这栋房子的主人乃是官至省级道员的陈昔凡，他是陈独秀的叔父。关于陈昔凡，这里顺带多说两句。

陈昔凡在光绪年间中举，曾在东北怀德、辽阳、新民等地任职。在新民任知府时，收编了土匪张作霖。张作霖摇身一变成了清军营官，还当上了卫队首领，感恩戴德，便非要认陈昔凡为义父不可。

陈昔凡虽娶了三房，但始终没有儿子，而陈独秀幼年丧父，所以在17岁那年，陈独秀便过继给了叔父陈昔凡，跟随在养父身边。陈昔凡既然收了张作霖这个义子，便让他“下班”后跟养子陈独秀一起读书识字。

养子与义子身份不同，加上陈独秀聪慧过人，张作霖对其非常尊重，他们成了义兄弟。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陈独秀坚持一生的秉性，在叔父辞官回乡后，这对兄弟不再有什么交集，但这段情缘是存在的。

陈昔凡挂冠荣归后修建的这座宅子中西合璧，五进联体，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一个后院，前后还有两个花园（这处豪宅抗战时被拆毁）。陈松年生在这样的官僚大绅之家，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极其幸福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陈松年的母亲高氏（很多资料说她叫高晓岚，陈松年多次谈及此事，说“母亲姓高，无名字”）能嫁到陈家，成为陈独秀的发妻，这也是门当户对的结果。她的父亲高登科乃清末安徽统领副将，她也是将门之后。

女子无才便是德，高氏虽出生在官宦之家，她一天学堂都没上过，比陈独秀还大三岁。这对于博学多才、思想激进的陈独秀来说，很显然不是一路人，所以当高氏的妹妹高君曼这个天生丽质又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女青年出现在陈家时，后院的火腾然升起。

张作霖

陈松年出生时，身边只有母亲，父亲陈独秀已经和小姨高君曼走到了一起，宣布结婚，远走他乡而去。从出生到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父亲这个字眼对陈松年而言，只是理论上的存在，单亲伴随他的童年一直到青年。

好在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就成了家中最小的孩子。大哥陈延年12岁，姐姐陈玉莹10岁，二哥陈乔年也已经8岁了，小松年的到来，家中更加热闹了，哥姐下学回来争着去逗弟弟玩。

始终没有父亲的影子，母亲脸上总挂着愁云和忧伤，每次看到别人家父母相伴的情景时，他们兄弟姐妹的心中难免会失落。“父亲，您在哪？您怎么不回家？”这个问号从小就悬在陈松年的心中，他渴望着父亲的出现。

守望着，守望着，儿子们望眼欲穿，一家之主陈昔凡也在盼望中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一年，小松年才3岁，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生离死别。虽然幼小儿童未必能够读懂什么是死，但哥姐们、母亲、奶奶的哭喊和泪水，一直都印在他心中。

陈延年

爷爷走了，灵柩还停在堂屋，父亲没有回来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却给家里带来了不安和危险。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袁”革命，被抓进了监狱，袁世凯决定斩草除根，派人到安庆来抄陈独秀的家，抓捕他的“后来人”。

两位哥哥翻墙而逃，小松年却从墙头掉进了隔壁大婶的水盆里。幸亏那大婶机灵，三两下扒掉3岁娃的衣服，挽起袖子，装作跟小松年洗澡，这才躲过一劫。

爷爷这根顶梁柱倒了，家中又经历这么一折腾，陈家元气大伤，日子过得大不如从前。

1915年，大哥二哥决定离开家乡，离开他们，去上海父亲那里，看看外面的世界。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含泪拜别奶奶和母亲，姊妹四个紧紧地抱在一起。5岁的陈松年拉着哥哥的手不放，不让他们走，哭喊着“我也要去找父亲！”

陈乔年

姐姐陈玉莹只好将陈松年抱着，送出好远好远。望着他们兄弟俩远处的背影，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一次诀别，此后陈延年、陈松年直到牺牲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送别的姐弟俩久久地站在那里不忍离去，远行的两兄弟眼含泪水，一步三回头。空中回荡着陈松年稚嫩的哭喊声：哥哥，别走！哥哥，我也要去看父亲————

一个家就这样两地分隔，父亲陈独秀和两个哥哥在外面为着他们的理想和信念拼命奋斗；母亲带着陈玉莹、陈松年姐弟俩苦撑陈家，她知道自己就是吃了没有读书的苦，所以不管多么艰难都必须让他们上学、读书。

两个哥哥在家时很疼爱他，出门后也经常写信诉说着兄弟间的思念之苦，陈松年一直都盼望着哥哥回家，盼望着能再见到他们。在盼望中不断长大，但对于陈松年来说，长大就意味着要承受更多的磨难，面对一个接一个痛失至亲的重创。

1927年，噩耗传来，大哥陈延年被反动派杀害！陈玉莹得知消息，带着已经17岁的弟弟陈松年奔往上海。敌人严禁收尸，姐弟俩连大哥的尸骨都没见到，只能在刑场附近燃烛烧纸，抱头痛哭。

决不下跪，刽子手们竟然将其按在地上乱刀砍死，听人说起大哥牺牲的情景，姐弟俩怎么也不敢将大哥牺牲的消息告诉年迈的奶奶和视子女为命的母亲。出门时，他们说去看望父亲和哥哥；归来时，他们说，哥哥和父亲都很好。

可怜的大哥，才29岁，家都没成，自1915年离开家乡，就再也没有见到生他养他的母亲，再也没有看到留在家乡的妹妹和弟弟。对陈玉莹姐弟而言，再也没有了牵挂他们的大哥，这样的痛压在姐弟心头，他们还得让老人没有丝毫察觉，为此陈松年只得以大哥的身份不断给家里写信。

1927年中秋节刚过，陈松年收到了一封从武汉寄来的信。信是二哥寄来的，陈乔年在信中说自己病重，希望能见母亲一面。12年了，高氏望眼欲穿；已经没了大哥，陈松年更想见二哥一面。

高氏

母亲带着陈松年立即赶往武汉，几经周折才在汉口俄租界一家外国人开的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陈乔年。看着憔悴的儿子，高氏抱着他们哥俩，泪如雨下。白色恐怖之下，这次母子、兄弟团聚十分难得，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有母亲和弟弟陪着，陈乔年很快康复出院，一家人在汉口小住了一段时间。陈乔年一样没敢告诉母亲大哥牺牲的消息，他只能尽量让母亲高兴，妻子史静仪带着几个月大的孙子“红五”陪着婆婆，享受着短暂的天伦之乐。

身体好起来，身为中央委员、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又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母亲高氏决定不耽搁儿子，准备启程回老家。临行前，母亲看着儿子和儿媳都这么忙，便想把小“红五”带回老家抚养。

为了他们姊妹四个，母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自己怎忍心再去折腾劳累她老人家呢？陈乔年夫妇没有答应母亲，把弟弟陈松年拉到一旁，悄声说：“大哥没了，我也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母亲就只能靠你和姐姐啦！”

陈松年搀着母亲回了安庆，陈乔年带着妻儿不久便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他离大哥越来越近，却离母亲、姐弟和家乡越来越远，远到什么都看不见。

1928年6月，又一个噩耗传来，二哥陈乔年没了，也被敌人杀害于上海！又是上海，又是一个哥哥没了，陈松年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残酷事实，便和姐姐又一次踏上奔丧之路，去往上海那个令他们伤痛无比的城市。

反动派丧心病狂，又是死不见尸！又一个亲人没了，二哥才26岁！就连二哥的儿子“红五”也因史静仪忙着营救丈夫，无暇顾及，病死。姐姐陈玉莹（28岁）无法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剧痛压心头，气急之下，口吐鲜血，没几天就病死（气死）在上海。

母亲生下他们兄弟姐妹四个，如今只剩下孤零零地自己，陈松年知道再也没有办法瞒下去了；陈独秀在上海的朋友也慌了手脚，这样大的“秘密”如何瞒得住？他们也只能把这一消息递了回去。

惊天噩耗传到安庆陈家院子，哭声震天，家人望天悲呼，街坊邻里也都为之泪奔。奶奶谢氏和母亲高氏悲痛欲绝，数度哭晕过去。奶奶伤心过度，哭瞎双眼；母亲整个人一下子老了十几岁，瘫倒在床上起不来。

陈松年明白，此后这个家就只能靠他了，自己坚决不能倒下，否则，家就散了。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大学校园，回家照顾奶奶、母亲，照顾这个家。这个时候，他多么希望哥姐他们还在，能帮自己一把；他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出现在自己身边，给他力量。

很显然，这些都是奢望，他只能在梦里想想。失去心头肉、等不回丈夫的高氏终日以泪洗面，也很少出门，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苦熬不到两年，悲病交加，母亲高氏在1930年也抛下了最后一个孩子走了。

没有了哥姐，如今最心疼自己的母亲也没了，不到四年，四位至亲离他而去。陈松年趴在母亲的灵柩上痛哭，死死不放手。他痛骂苍天为何如此不公？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么多的生离死别；他责怨父亲，您在哪里？

更令陈松年心痛的是，母亲临终前留下遗愿，希望将来能和丈夫陈独秀合葬在一起。父亲给了母亲那么深的痛，可母亲到死都还在惦着念着父亲，听着母亲的遗言，陈松年泪流满面，点头答应了母亲。

陈松年也完成了母亲的遗愿，当他在1947年将父亲和奶奶的灵柩从江津带回来后，就把母亲和父亲合葬在一起，让他们重逢，让父亲去跟母亲深深忏悔，让他们不再分开。这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

茫茫人海中，20岁的陈松年只剩下一个双目失明的奶奶和一个出生都没见过的父亲，经历了太多的诀别，陈松年的心中已经没有恨，唯一的希望就是奶奶安康、父亲无恙，能够早日见到那未曾谋面的父亲。

有了盼望就会坚强，陈松年照顾着日渐年迈的奶奶，在安庆过着简单的生活，并时刻打听着父亲的消息。可命运就是这般刻薄他，到他这里的几乎没有一个好消息。没过几年（1932年），把监狱视为“研究室”的父亲又一次进了“研究室”。

这次请他进“研究室”的是蒋介石，研究地点也换成了国民政府的都城南京。陈松年得知消息，就迫不及待地联系父亲的朋友们，希望能够尽快去探望父亲，毕竟两个哥哥的离去已经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阴影，他不想这一辈子都见不到活着的父亲。

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1933年，23岁的陈松年见到了从上海“搬家”到南京，租住在老虎桥监狱附近守着父亲的继母潘兰珍（陈独秀的第三任妻子），继母带着他走进了监狱，这对父子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阴暗森冷的地方。

看着面前这已经长大成人，为母亲、哥哥、姐姐料理后事，替自己扛起一个残破的家的儿子，陈独秀心中满是愧疚和心疼。第一次见到盼望了多少年的父亲，他却身陷牢狱，形神憔悴，陈松年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但陈独秀就是陈独秀，他依然严厉地让儿子擦干眼泪，不要做没出息的男人。陈松年也感受到父亲身上那种不一样的精气神，他乖乖地抹去眼泪，告诉父亲：保重自己，他会替父亲尽孝，照顾好奶奶！

陈独秀、潘兰珍

陈松年真的是个孝子，从前所有的责怨在见过父亲之后烟消云散，他只希望这仅有的父亲能够早点出来，过得好点。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继母潘兰珍对父亲不离不弃，让陈松年心存感激。离开南京时，他对继母再三致谢。

奶奶离不开他，陈松年很快就回到了安庆。成年的陈松年也收获了爱情，这是一个让他挚爱一生的女人——窦珩光。窦珩光是安庆本地一书香门第女子，知书达理，陈松年的学识和苦难经历让她十分喜欢这个不一样的好男人。他们结婚后，虽然坎坷不断，可窦珩光从未有怨言，而且表现得比丈夫还要坚强。

1938年，陈松年的大女儿陈长玮已经一岁多了，灾难再次降临在他头上。随着安庆沦陷，陈松年转移藏到陈家祠堂的全部财产遭日本侵略者洗劫一空。好在他们躲得及时，人没事已算是万幸。

家没了，家产也没了，陈松年没有悲伤，他觉得一家人是该团聚了。父亲陈独秀去年（1937年）释放出狱，南京沦陷，在朋友帮助下，辗转到了四川江津。陈松年决定去寻找父亲。

陈长玮

带着思儿心切的奶奶，携带着妻子和女儿，陈松年溯江而上。儿子的到来，对晚年的陈独秀而言，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回不了党组织，他更不愿意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也谢绝了胡适远赴美国的邀请，心灰意冷，他决定“隐居”他乡，置身事外。

一家人四世同堂，陈松年终于可以和父亲朝夕相处，陈独秀也可以享受这“奢侈”的天伦之乐。在江津，陈松年夫妇教书养家，虽然不富裕，但一家人在一起，这种快乐是他们从没体会过的。

陈松年夫妇侍奉奶奶，陪伴父亲，对继母非常尊重，尊之为母，他的孩子喊潘兰珍奶奶。潘兰珍也融入了这个大家庭中，为婆母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看着这些，已年近六旬的陈独秀甚是欣慰，心中的落寞与凄凉冲淡了许多。

要说上天对陈家真的不公，这样的日子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先是奶奶去世，接着父亲陈独秀也在1942年与世长辞了。临终前，陈独秀嘱咐儿子一定要把他和奶奶的棺椁运回老家，说完，眼光落到了陈松年脸上，久久不愿离开。

陈独秀江津故居

那目光像要努力记住儿子的样子，也好像是想要在儿子脸上找寻已牺牲的延年和乔年的影子，又似乎是充满对儿子和发妻的愧疚。陈松年知道父亲不需要他的泪水，这些年他也已经流干了泪水，他紧紧拽住父亲的手，坚定地说：“我一定带您们回家！”

两个哥哥牺牲，找不到尸骨，如今奶奶和父亲去世棺寄他乡，陈松年已经料理太多的后事，他需要考虑的是更长的后事。从江津回安庆，水路跨域川、鄂、湘、赣，两口棺材随行，花费不少，加上战乱之时，这不是一件容易事，

父亲的遗愿一直都在他心头，他也不忍心让奶奶和父亲的灵魂在异乡漂泊，他更想早一天完成母亲的夙愿，将父亲和母亲葬在一起。他一边和妻子精打细算，攒积费用，一边留意时局变化。

这就有了本文的开头，1947年初，陈松年带着奶奶、父亲的棺椁回到了老家，让他们落叶归根了，让父母亲团聚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这个小家庭的日子了。

窦珩光和她的孩子们

家底没有了，父亲的特殊身份，加上又添了两个孩子，一家三个丫头一个儿子、两个大人六张嘴，这对夫妻在解放后一段时间内也是困苦不堪。

陈松年当过会计，教过书，但当“陈独秀的儿子”这个真身暴露后，他遭遇的是一次次地被解职。实在没有办法，他只能低下头到窑场当工人，干苦力。

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们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帮帮父母。夫妻俩听了十分生气，告诉孩子们，一定要读书，这样才能对得起爷爷、伯伯们，对得起陈家书香门第这块牌子。

妻子窦珩光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一个女人家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让丈夫的压力能够轻点。

陈松年（左二）

既要干家务，还要做苦力，如此辛劳，一个柔弱女子怎能扛下去？窦珩光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妻子的去世，对陈松年、对陈家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年丧妻！陈松年不明白，老天还要他承受什么？

陈松年没有倒下，安葬爱妻，他依然站起来，让孩子继续上学，卖掉房子也得让他们继续读书，孩子们也没有让他失望，陈松年就这样苦并坚持着。

也许上苍觉得实在对不住这个坚强而又可怜的男人，生活慢慢地向他张开了笑脸。1953年，毛主席视察安庆，得知陈独秀还有后人，日子过得极其艰苦，指示：“陈独秀后人生活有困难，可以照顾嘛！”

有了主席的指示，当地政府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30元人民币生活补助金，安排他进窑场工作，而且还为两位哥哥陈延年和陈乔年颁发了烈士证。

晚年的陈松年谈起这30元补助和主席的关照时，依然感恩地说：“真心感谢毛主席，不仅仅是因为钱的缘故，更是因为毛主席给了我和全家人应有的地位，也多亏这每月30元的补助，我家里的四个孩子，有三个上了大学，这笔钱帮我解决了很大的困难。”

是的，党和国家没有忘记陈家为革命作出的贡献，陈松年后来被安排在省文史馆工作，子女们也都成为了栋梁。外表和性格都酷似其祖父陈独秀的长子陈长琦是合肥工业大学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导、工学硕士，曾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

长女陈长玮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钢铁设计院工作，曾任工程师（1984年病故）；次女陈长玙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军工厂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幼女陈长璞没上大学，下放后招工回城，经过自己的努力，后任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

1979年10月，在当地有关部门同意和资助下，陈松年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重修了家墓，新立的墓碑上没有再用“陈乾生”这个名字，改为“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政府更是定陈独秀墓为文物保护单位，重修了墓冢。

陈独秀有一句名言“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松年帮父亲看到了这个可爱的国家。

陈延年牺牲前高呼：“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陈松年用自己不向命运下跪的一生践行了大哥的誓言。

陈乔年就义前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陈松年的子孙们就在享受着伯伯们挣来的幸福。

儿女成材，两位哥哥烈士身份也在当年被确认，父亲的墓地重修，写上了“陈独秀之墓”。他替父亲和哥哥们看到了新世界的和平静好，没有了遗憾。

1990年，陈松年逝世，享年80岁。